之前写《二手材料之害》时，有一位豆瓣网友“重光”评论说：“小说和散文哪谈得上‘二手材料之害’?你要以历史论文的标准要求文学作品吗?”在他看来，“您这是把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混淆了。从事学术研究者，固然有必要尽力保证所述不误，并防止误导读者，文学创作则不必。哪位意欲探究历史真相的人会去文学作品里找答案呢?”
固然，金庸小说里宋代出现土豆的情景与土豆明代才传入我国的事实不符，但如果没有相关知识，读者被金庸给误导（比如误认为张养浩的《山坡羊》成于宋代）也不是没有可能。今年在校对一本散文集时，我就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年代问题，也许是作者在写作时，根据手边的二手材料来写的吧。
哪一年参加的考试
徐剑先生在《记忆像米轨一样长》（散文集从徐剑《恰如一阙词》中摘选）中，提到了物理学家郭永怀。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1938年夏天，郭永怀参加了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生招生考试，在三千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竞争激烈。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以超过三百五十分的相同分数名列第一。老师吴大猷、周培源出面，与欧美诸国大学协调，郭永怀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40年夏天，郭永怀依旧坐上小火车，出云南，到越南海防上船，朝大洋彼岸驶去。
在校对此文时，我第一反应是“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会不会是“中美庚子赔款基金会”之误，于是通过浙江网络图书馆搜索，发现“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名称无误，但另一个问题却出现了，不少文献将郭永怀参加招生考试的时间写作1939年，比如在《永恒的东风 中国科大故事》（方黑虎等著）中，就有一篇《郭永怀：有一种情怀叫报国》，其中写道：“1939年春，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3000多人考试，只招收20人，其中力学专业只招1人。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竟然以5门课350分的优异成绩并列第一，3人同时被录取。”当然，也有不少文献将郭永怀参加考试的时间写作1938年，如《半小时科学简史》（李春蕾编）中，有一篇《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其中写道：“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参考者有3000多人，而力学专业只招收1人。结果，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均以五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被同时录取。”
比较这几段话，“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第七届”“3000多人”“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这些关键词都是相同的，所不同者，一是时间有1938年、1939年两说，二是考试成绩，究竟是三个人都考了350分，还是三个人都考了350分以上呢？我在网上通过民国期刊数据库搜索，并无收获，在浙江网络图书馆检索到了《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840—1949》，也并没有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生招生考试的详细记载。最后是搜到了台湾林子勋教授所著的《中国留学教育史（一八四七至一九七五年）》（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这本书里收录了历届考选留英庚款公费生名单。书里说：
中英庚款考选留英学生部分，于民国二十二年夏季举办馆一届考试，以后每年一次，前后举办九届，共录取一百九十三人。
根据书中所附名单，第七届的录取者中，前两名学子即为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同样在榜上，三人同是第七届的录取者。举办第一届考试是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那么第七届考试就应该是1939年，这样的话，郭永怀等学子1939年参加考试，1940年出国留学，也相对比较合理。如果他们是1938年参加考试，那么在1939年，他们又该在何处读书呢？
可惜的是，林子勋教授书中未提及郭永怀等人的考试成绩，他们究竟是都考了350分，还是都考到350分以上，尚未能知。
查不到的《月令》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校对一本关于敦煌的书籍，书中有一篇提到了敦煌祭祀风伯的习俗。作者说：“《礼记·月令》说：‘立春后丑日祭风师于国城东北’。”我进古籍数据库检索此句，发现《礼记·月令》里居然搜不到，担心是个别字不一致导致搜索无果，我又找了《礼记·月令》的原文再三阅读，还是找不到这句话。再看这本关于敦煌的书，作者在注释中写道：“历代祀风师之记载见《文献通考》卷 80《郊社》12。”这显然是二手材料了，那么，《文献通考》（元代马端临著）里是怎么说的呢？网上一搜，“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确实有这么一句。
除了《文献通考》，还有没有更早的文献记载了这句话呢？网上搜索一番，发现能搜到的记载这句话的最早文献是唐代的《通典》，在该书卷四十四有“月令立春后丑日祭风师于国城东北”这句话。而在这本书以前，就没有类似的记载了。在数据库中，我还看到一本《唐明皇月令注解》，其中有“立春之后丑日祭风师于国城东北”的说法，后面还有“通典礼四”的小字。这让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怀疑，《通典》里提到的《月令》是不是“唐明皇月令”？
为此，我专门找了相关专业的编辑询问，她回复我说，“月令”只是一种体裁，历史上有各种“月令”，她估计是我所校对的那本书的作者看到“月令”后误认为是《礼记》的《月令》篇了。就校改来说，中华书局一般标点为：“月令：……”或者写成《月令》也行，但是不能说《礼记·月令》。
后来，我搜到了所校对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期刊上的原稿，原来这是1990年的论文，30多年前不像现在有方便的检索条件，作者人又在敦煌，搜索资料也不像在北京上海那么方便。“其罪”既然不“难恕”（作者已经遽归道山），“其情”自然“可悯”。
在校对《夏承焘学记》时，注意到吴蓓女史在《夏承焘先生的读书札记》中说：“一定要利用好现代的科技手段，那样会让我们事半而功倍。从科技所带给人的便利的角度而言，在很多方面，我们今天的学问是可以超越前代的。”学问上的事，我自然不敢多言，但就校对这件事来说，便利的数据库能帮助我们校改出前人因搜索文献不方便而留下的谬误，自然是一件大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