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许倬云看世界
前段时间听播客时，留心到人大聂辉华教授对当下的“小职员”的六条建议：“降低预期、提高技能、锻炼身体、珍惜时间、学好英语、多看历史。”最后两条可以说有别与前四条，更多地是让我们通过历史和异邦这两面镜子，来认识当下的中国，进而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我们希望看清中国当下的处境，乃至预见未来走向，就必须回到世界历史的纵深框架中，去理解世界文明从分隔到融合的进程，去思考中华文明在这一进程当中逐步深入、丰富的角色演变。”（《天下格局·序》）对于要“珍惜时间”的小职员来说，也许听许倬云在混沌的公开课，读这本整理过的《天下格局》，或许就能为我们提供一条“看世界、看过往”的路径。
很多人知道许倬云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是王小波的老师，或许是因为《万古江河》《经纬华夏》等“出圈”的著作。但许先生的志业其实是在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上，对于这样一位“人瑞”，我其实挺担心许先生在公开课中说出“外国的月亮圆”或者“中国智慧是治世良方”这些老生常谈。事实上，相对于许先生的“天下格局”，我的目光还是太过于短浅了。虽然这本书是给“普通听众”的讲座结集，但其中依然可以窥见许先生的真知灼见。对于像我这样对许先生陌生的人来说，跟着这本书，可以认识许倬云，更可以跟着许倬云看世界。
算好经济账
许先生是历史大家，在社会经济史上犹有建树。本书虽不是专注于经济史领域，但一些观点对读者也颇有启发。比如书中谈到宋朝向辽国和西夏交纳岁币，相信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甚至有网友会嘲笑宋朝为“大送”，但许倬云从经济角度来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实际上宋朝每年在与辽国或西夏的贸易中所获利润，早就超过岁币的价值；况且，此举还减省了战争的军费支出。
在许倬云眼中，经济账和军事账是密不可分的，如范仲淹曾在关陇之间，西夏与宋朝的边界担任要职。他将宋朝所产的米，以国内的价钱卖给西夏——等到西夏人习惯于依赖宋人供应的米粮，他们不再需要自己耕种农田，因此，双方长期维持和平共存的局面。到了南宋，岳飞等“四大名将”都建立了私人军队。岳飞剿灭洞庭湖农民军钟相、杨么所部，收缴其产业以维持长江中游的岳家军。而岳家军不扰民，原因之一是他们以原有的本钱投资获利，有足够的经费维持部队。
把眼光放到国外，我们就会看到一幅似曾相识的景象。二战后的日本工业、商业的发展曾一度非常迅速，甚至都出现了“买下美国”的口号，但在美国的压制下，从世界第二陷入“失落的三十年”，这自然是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匹配不了经济地位的缘故。宋朝同样以经济实力强而著称，但军事力量上的孱弱最终让“造极之世”毁于战火。那么，中美两国当前在经济上的博弈、抗衡和竞争又会以怎样的结果收场呢？
许倬云说：“只有世界大同才能免除战争，只有彼此合作才能实现共存互利。”在他看来，在今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会进展到寻找新能源，进入外太空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会进入以百年为单位的长程竞争。而一个“陪跑”的竞争对手是在跑道上陪你跑步前进的人，能让我们跑得更快、更好。
没有万能药
在当代中国思潮中，“外国的月亮圆”或者“中国智慧是治世良方”都很有代表性。究其根本，都是要给当代中国把脉问诊，寻找一剂根本性的药方。我国古代先贤如韩愈就追求“原道”，寻求永恒的真理，国外的思想家们也颇为热衷于当这种“良相良医”，亨廷顿的弟子福山就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当前的美国式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但许倬云对此并不认可，他在美国多年，很清楚再完美的制度，随着时势的推移，也会逐渐改变、腐化，走向败坏。“美国正在一步步走向瓦解。”在他看来，世界没有适应所有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完美制度，世界没有“万能药”。
我们不禁要问，许先生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讲述“轴心时代”，那希腊哲人、中国诸子、耶稣基督、印度佛陀的智慧，能否给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提供一个答案呢？许倬云分析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念，认为雅思贝尔斯比较“轴心时代”各个教派，其目的是让我们看清各教派的重点，“并不是说有影响力的教派，其所主张的思想理念就是绝对真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概念，是历史学家‘设定’的东西，并非不可动摇的‘铁律’”。
许倬云更进一步认为，如果说轴心时代的柏拉图、耶稣、孔子、佛陀是巨人，那么近代以来的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都是巨人，他们代表了近代科技文明走向哲学，离开实用走向科学的第一步，而今天的量子力学理论则是第二步（当然许倬云将量子力学描述的宇宙秩序与传统中国的“天人感应”说相对比，给人一点“遇事不决，量子力学”的错觉，似乎对量子力学的理解有些简单和片面）。我们正在经历的，也是“轴心时代”，甚至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轴心时代”比过去人和的时代都更重要、更伟大。
虽然没有“万能药”，但对于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现代转型来说，有没有“特效药”呢？在与余世存的对话中，许倬云提出了“相关性”，在他眼中，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源。对于个人，人生的境界和德行、善行相关。对于群体，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圈子，也就是所谓的“熟人社会”，而与之相对的，就是今天我们更加熟悉的“陌生人社会”。余世存在举春运的例子时，提出，社会企业家和政府精英共同参与，可以实现“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倬云接话说，这个里现在的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基础不远，正好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理解这两个人的话呢？或许可以理解成针对某一社会难题（比如春运），既不能全依靠“万能”的市场，也不能全靠政府来解决，而是共同出力来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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