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rix 首页推荐
Matrix 是少数派的写作社区，我们主张分享真实的产品体验，有实用价值的经验与思考。我们会不定期挑选 Matrix 最优质的文章，展示来自用户的最真实的体验和观点。
文章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少数派仅对标题和排版略作修改。
前言
之前为了回答一个小朋友的问题，写过《作者的宇宙》。讲到一个故事何以连接着其他故事、一个作者与其他作者有什么关联、图书馆在实体建筑与目录索引之外的本质是什么，以及读者的真正价值可能在哪儿。
我请许多人试读，从十岁到二十岁。有趣的是，十岁的读者最快说出了他感兴趣的部分——世界上的书是连接在一起的。十三岁的小朋友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他在用维基百科的时候总是会从一个主题开始，看着看着就会跑到很远的貌似毫不相干的地方去。这些反馈真是让人高兴。
如果说那篇文章是为了描绘我们从小到大读书时若存若现的那种「趣味」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篇文章就是想要介绍我自己日常读书的方法。熟悉我的朋友或许会知道我念历史学出身，也读社会学、人类学、技术史、小说，也设计实物工具，也讨论技术伦理、科幻设定、电脑与电子技术考古。或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我的关注会分散到这个程度，那么我希望这样回答——分类像头衔，是外人远望时暂借来用的工具。头脑思考的乐趣则是始终合一的，它自己会在无尽的丛林荒原当中找出有价值的路线。
沈周是谁
沈周是谁？倘若不知道，那你可认识唐伯虎？明代苏州有著名的「吴门四家」，沈周与唐伯虎名列其中。沈周年纪最大，是这个画派的开创者。这也不足怪，说起万里之外的「佛罗伦萨画派」，普通人也是只记得达芬奇，少有知道马萨乔的。西元 1427 年，也即是大明宣德二年，沈周出生。次年，马萨乔去世。二十四年后，达芬奇诞生。再过一十八年，唐伯虎来了。
沈周长成这样：
世事巧么？种种关联有些写在明面上，有些则潜藏在层层表象之下。前者就比如同一个地方（苏州、佛罗伦萨）产生了某些格外吸引艺术家前来的特质（或是年轻人在念书考进士或是学拉丁文做教士之外多了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前后相继以成就了某种风格（在外人看来则是派别）。后者好比航海技术与君王大事一起到了某个大不同于前的节点前夜，催动世界改变的能量蓄势待发，冒险家与商人们即将连通了东海西海，苏州与佛罗伦萨几乎前后脚成为艺术之城，自有内在的缘由。
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中有一则故事。摘录于此。
即使是电子书，如果要标示出一段内容，也还是得在文字下画一条长长的横线（顶多换一种样式，用模仿荧光笔效果的半透明色彩覆盖住字）。大概是在很多年前我刚刚上初中的时候，开始被教着拿根直尺取平在课本上画这样的横线来标出「重点」（念完初中之后，好像就再也没做过这种事情）。
然而这则关于沈周的故事并非什么重点——它在作者编织的说明结构中自有它的功用，却不是那种可以被压缩成一两条金句名言以供读者用来表现自己学习到了许多见识，或是可以在闲谈的时候信手引用以示博学多闻的好素材。用流行的词汇来讲，它也无关于「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此时我画出这条横线，只因为这家电子书平台的设计缺陷：没法子随意选一个坐标放个书签或者超链接，只能用鼠标或手指选中一些文字，标注它们，彰显它们，仿佛作者写下的这几个字要比我选择在某处间隙停放念头更为要紧。
恰似在漫漫长路上徒步行走时猛一抬头发现眼前的山林或河流抓住了你。是因为云散开了，光照下来，或者是因为形状突然叫你想起了什么。总之，你停了下来，并且想用照片或者画笔或者文字速速地描绘。在这一刻，时空被专属的唯一编号标记了。你想象着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景无数次回忆、引述「这一个」瞬间，于是这些尚未发生而可能发生的后续事件，让「停下来」这个动作变得丰富起来。
而我停下来的时候，习惯做一张卡片。
这一张卡片本可以被夹在书页当中、储存在盒子里。但一被抽取出来，它最适合的去处，还是四面空白的平面当中，无论那是桌面，或是屏幕。
看着它，我想起了快二十年前见过的另一段文字，印象单薄了，只记得应该是在三国时，魏国的一个老年大臣被悬吊在大殿高处，战战兢兢地朝着一块匾额上写字。那时我读了一大堆从东汉到南北朝的书，这一段记忆或许来自《三国志·裴松之注》，或许是《世说新语》。
为何会记得它？实在是难以解释。或许是因为当年读这些书时，不可能去想何处是大纲，何处是要点，就像徒步行走的客旅一样，慢慢地就把整条路程给一点点走完了。因而每一段转弯、每一次上坡或下坡、每一个山口，都隐隐约约一直留在心里。后来偶然见到有一些相像的特征，就难免会让原初的印象浮现出来，哪怕在行走的当时并不知道所在之处叫什么名字。
韦仲将能书
检索一下，的确在那儿。《世说新语·巧艺》篇有这么一则：「韦仲将能书」。
韦仲将就是韦诞，身出名门，又居高位，他被卷入这件事里的缘由非常荒诞：魏明帝新建大殿，工匠把没有题名的空白榜匾直接装上了殿额。工匠是否因此受罚甚至丢性命，空白榜匾取下题写后再安装回去有什么不便，后人不得而知。以魏明帝在位时间推算，韦诞当时至少年近五十，只因擅长书艺，就要被高高吊起悬空持大笔去写殿堂的名字。落回地面时，传说他须发一下子变白。
这两张卡片谁前谁后？或许是读到沈周，让「韦仲将能书」从多年前连续又模糊的印象之海中重新成形变为单独的一桩「记忆」。或许是「韦仲将能书」一直是休眠在头脑中的一点火星，在见到「沈周」的这一刻重新点亮。
不论如何，现在手持两张卡片，可以做些甚么？
如果是写考试文章，或去参加个辩论赛，不用操心，自然会有「观点」落到你头上来。倘若遇到的题目是「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地位是怎样变化」，二话不说，两张卡片一摞，当作对子打出：
中古时代的书法名家韦诞（朝廷公卿）要被强逼着悬空写字。明朝后期的沈周（布衣）被孤陋寡闻的地方官征募去画壁画，事后官员要去向他谢罪。可见吾国艺术家之地位从低而高，天壤之别！
常人在学校所受的训练，多半就是这样的顺理成章。那么代价如何？在这种简单明了的一问一答一证之后，尚且未知的的可能性将永远未知。看起来没有缺憾，没有疑惑，也即意味着没有新的问题，一切到此为止。
也可以换种用法，重新拿起这两张卡片，让它们别那么近，留下相隔一千两百年时间差应有的得体距离。让沈周和壁画在一端，让韦诞和殿额在另一端，别让这两个事件的相似性那么快吸引着你给一个结论，朝着各自四周的空白去看看。
流亡之人的家训
《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是南北朝时刘宋宗室，年纪不大就病死在建康。一百余年之后，南朝的旗号变换过多次，到了萧姓建立的梁朝。有名门子弟七岁能背诵汉人的长赋，十一岁随父跟从宗室湘东王出镇江州。二十岁出头，朝廷因为内乱倾覆，湘东王自立为帝，他也随之成为清贵朝官。两年之后，临时国都江陵城破，君王死，年轻的大臣变成俘虏被押往北方。其后在北方的连续动荡中，他逃亡、出仕、再次亡国、再次任官……老去时，已经是隋朝官吏、一个北方人。此人是颜之推。他的《颜氏家训》二十来年前我读过一通，当中也有关于韦诞的这则故事。
颜之推把这一篇所谈的问题称作「杂艺」，他谈到书法、绘画、弓射、卜筮、算术、医术、琴艺、博戏、投壶、弹棋，全篇情绪低沉，只在结尾说道：「（弹棋）消愁释愦，时可为之」。那么愁从何来？
或许是因为他年轻时，正见识过一个人恰巧那样多才多艺，从正统的学问到这些边角的「杂艺」消遣一概擅长——他侍奉的第一个君主梁元帝（湘东王）萧绎。而梁元帝的败亡又是那样的迅速、惨烈、仿佛命中注定。
萧绎同样是个五岁时能背诵《曲礼》六岁能作诗的神童。短短四十七年生涯，政争征伐之外，著书四百余卷，收聚书籍八万卷。他擅书画，所作《职贡图》描绘种种小国、部族使者相貌服饰，今天能见到宋人所复制的摹本。卜筮之道也号称精通。唐人评价他「聪明伎艺，才兼文武」。
这样一个人，在承圣三年冬季的江陵之战中城破出降后被杀。帝王死于战事或阴谋是我国常有之事，萧绎的败亡却因他自己的举动而成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远远超过「金陵王气黯然收」这种一家一姓的退场。
在围城战的末尾，萧绎挽救战局的一切努力（包括多次亲自临阵督战）均告失败，令他彻底绝望。城破之夜他命令侍从放一把火，把自己一生收集的图书加上宫廷旧藏一共一十四万卷焚烧殆尽。萧绎自己原本要投火自尽，被宫人拉住，便把珍藏的宝剑朝着殿柱劈砍直到崩折。他叹息说：「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放弃了抵抗。此后西魏军的主将质问道，你为什么要烧毁那么多书籍珍藏。萧绎只说我读书万卷，仍不能避免今日的结局，这些无用之物，当然不如烧掉算了。
颜之推在城破后被俘，他可能永远都不曾忘记这一夜。他的君主亲口宣告「文武之道」从此到了穷途末路，再无意义。不只是书籍毁于烈火，宝剑崩折于柱，而是在他从小到大以为永恒的这一个通达优雅的士人世界中作为信念从此消逝。在这个时代，人们真心相信正统帝王必然在史籍、谶纬图序乃至宇宙的秩序中占据着一席之地，于是这一份消亡又何尝不是同时被宣告于哲学和自然的某个神秘之处呢？
或许不止如此，在颜之推眼中「杂艺」的意义也在那一晚一同消亡。擅长书艺和画技又如何，精通占卜与算术又如何，能够欣赏昆虫、鸟儿、马又如何，连被宣告无用的退场都不曾拥有，一场火后，剩余的不过是一些只适合独自或寥寥几人消遣漫长时光的无益之物。因而切勿展露，切勿沉迷，他这样告诫子孙。
然而上述种种只不过是猜想。他向子孙们讲述此事时，使用的是另一种理由：技艺会令高贵的人受辱，因为那实在是一种无关内在品质和出身根源的事物。高雅之人身怀技艺，便给了他人无视他的品行、格调只以工匠对待他的借口。厮猥之人凭借技艺，也能够被拔擢提升地位，混迹于清贵人物之中。
吴道子何许人也
颜之推所谓的高雅、高贵之人与厮猥之人，切勿用今天的道德观念去解说。在《杂艺》一篇里，他举过自己的熟人王褒的例子。此公出身琅玡王氏，六朝头一等高门，在江陵败后也被送往关中，因出身门第格外高而受着优待。照着颜之推的说法，就是因为书艺在身，被屡屡要求去写碑文，既不敢推辞，又不免怨恨，反倒希望起自己从来不会这门技艺。在这条里，王褒便是高贵之人被技艺所累而形同劳工的例子。但《资治通鉴》对王褒战时的表现重重着笔——城破之刻，有人提议带兵护住梁元帝突围，王褒劝元帝说此人不可靠，不如主动出降，好过被人叛卖。此人又建议死守江陵内城，王褒则劝说元帝不要理他。西魏军主帅于谨要内城中送出太子来当作受降的人质，元帝让王褒护送。到了敌营，于谨之子听说王褒是书法大家，给他纸笔请他写字，便大笔一挥，写下「柱国常山公（即是于谨）家奴王褒」。
今天的普通人听闻这则故事，少有不被他的不要脸所惊到的。然而究其本性，倒也不像是后世常见的那种卖国以求荣宠的积极分子，也不像是求生欲望过强（如果真强，当初何不冒死一搏突围试试），反倒像是一个典型的以清闲且显贵为至高价值的六朝人——突围也麻烦，死守也麻烦，只要能不用麻烦，脸面算得上何物？北方人毕竟已不是纯粹的野蛮人，照样要给王氏门第几分面子。而后续情节的确如此发展，西魏权臣宇文泰听说战利品当中有这批人，欣喜过望，说「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完全不在乎其他。能让王褒偷偷抱怨的，既不是江陵城破后居民死伤殆尽，也不是国家破灭文化丧尽，而是频繁被北方权贵邀约题写碑铭太过操劳麻烦！
王褒的行为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自然是极度的可耻，但在此事背后若隐若现的某种价值观念未尝不是六朝时上层人士所共有的。写写字、用一用自身的技能，这究竟是有什么地方让他们觉得羞辱？显然以王褒的节操不大可能会因为服务于北方权贵而羞耻。是因为「杂艺」在正统的儒学与玄学修养之外吗？又或者说是「技艺」本身就天然带有某些低下的特质吗？然而六朝高门的杰出之士又不大可能完全与这些「技艺」绝缘，在被称誉的技艺与被哀叹的技艺之间，必有需要慧眼察觉的不明之物存在。
《世说新语》中也有一则故事引述了韦诞的遭遇。
王子敬即王献之，此时做着谢安的长史。谢安派人送块空白榜匾请他题字，直接教他丢出门外。谢安不满——三国时候的魏国韦诞韦仲将身为大臣，比子敬你地位更高，不也亲自给殿榜写字么？王献之回他说，就是因为有这种荒唐的事情，魏国才没能传承多久。
我们原本可以把韦诞之事做一种符合今天理解的解释——即使你是皇帝，让个年纪一大把的朝廷大臣用绳子吊着高空作业去给你做装修，怎么说也不是一件很正当光彩的事情。韦诞自然不敢抱怨皇帝失德，只能回家告诫子孙别学书法，但这并不真的是书法的错对吧？
然而王献之的这则故事（跟唐朝人修《晋书》时所讲的版本并不完全相同）像是在挑战前一种解释：哪怕是亲近的上司，从你小时候就高看你，处处称赞你，送一块殿额榜来请你题名，写好了自然有工匠去吊装，那也仍然是一件羞辱人的事情。微妙之处在于这种羞辱于当事的一方并不自知（正如西魏那些频频求上门拜托王褒写碑的胡汉权贵不晓得自己是在折磨他），唯有更擅长技艺的王献之才敏锐地察觉到。于是，这真的是书法本身自带的罪过？但一个那么天才那么重要的书法家怎么会有如此分裂的观念呢？
更可能是因为写榜、写碑与自己消遣、修身乃至交际时写字并不被看成同样的事情。前者或许因为过于实用，成为建筑与陵墓的附属物，因此被当作了某种职业行为。我们拿「专业」、「职业」当作称赞人的词语，但在王献之、刘义庆、颜之推的世界里，一辈子不需要依靠才华和技能谋生，才是赞誉。任何才能一旦落入「职业」的处境，就变成了有害于荣誉和尊严的毒药。他人想方设法取得你的笔墨自己欣赏是一回事，命令你劝说你甚至付钱雇佣你去为某个工程写字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因而出身于古老高贵家族的人自然应该处处适可而止，不要任由内心的热情把自己拖入被他人驱使的道路。
说起来，颜之推算是六朝胜迹飘散时刻的守门人。他对子孙的这些劝诫取材于早年繁花似锦的见闻加上长成后从梁到西魏、从西魏到东魏、从东魏入北齐、从北齐而北周、北周而隋的动荡体验，或许还有一丝对未来岁月的期待——关于旧时代我所记得的一切都已经教给你们了，而新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将会是什么样子，你们自己竭尽力气适应去罢！
颜之推死后百余年吴道子生。吴道子何许人也？无家门无世系的无名之辈，以笔墨技艺在尘世里容身。做过小吏、县尉（在今天算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中坚公务员职位，但换作颜之推等人来看，就是所谓另一个世界的人），后来被玄宗皇帝招去做翰林院的画待诏。他四处为人绘画，佛寺道观壁画尤其多，据说画过三百多面墙。他不仅频繁作画，并且以此谋生，过着一种颜之推绝不希望后代子孙沾染的职业生活。正是这样一个以技艺为职业、以才能谋生且毫不在意的人，百余年后的《历代名画记》把他列为画圣，再往后苏东坡也叫他画圣。从此往后画圣只有一个，便是吴道子。那么此事是否宣告着世事从此不同？
抽到这张新卡片，会叫人两难。
看起来从韦仲将到沈周越来越像一条单向渐变的直线，诱惑着你顺水推舟做如下解释：从韦仲将到王献之到吴道子到沈周，艺术家们的才能技艺一步步脱离大臣、名门等身份转而成为一种人们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独立价值。没有人会去在意画圣是否有高门姓氏清贵官职，也没有人会因为沈周没中过进士没做过官就觉得他地位低下。只因艺术从最上层的消遣当中独立出来而有自己内在的传统与评价标准了！
还有另一种选择，是把吴道子这张卡片多捏住一会儿。拿它填补六朝和明代艺术家故事之间的空白之前，再多想一想它本身能够指向哪些因素。
前一种选择会快速搭建起一根链条、一堵墙、一条防线，目标单纯——你只需要捍卫它。缺陷同样明显——你的行动自由只剩下一种，就是围着这面防线，用全部心思去查看哪里的链接是松动的，哪一块砖头是空心的，哪些地方只是看起来好像浑然一体其实却留出了一碰就开的空隙，总之你要为质疑辩难做足准备。后一种选择无法给出结论，但手持卡片的人仍然自由，可以去试探着攻击任何一个问题，也可以继续做一个无限平面上的浪游者。你甚至可以先把这个有些复杂的角落抛到脑后继续去读任何你想读的书。像是围棋「封盘」吧？对也不对，截至现在的布局可以被保留着原封不动，但组成这个布局的每一张卡片都仍然可以跑出门去自由行走。或许先带着新问题回来的不是吴道子反而是别人呢？
张仲景长沙太守
我选第二种路径，暂且忘记这一大堆纠缠不清的人与事，继续翻阅新文章和新书。一篇文章谈到张仲景的「医圣」形象是如何一层一层叠加上去。
简而言之，汉代名医张仲景在宋代地位大升，被当时医学界开始称作「亚圣」，说他比诸儒家圣人孔子周公虽然不完满，但也极度接近了。到明朝时，刻印出版的各种以古今医史为主题的书籍增加，1556 年，有人直接叫他「医圣」。此书一出，后面的各种医书纷纷说：「张仲景，南阳人，后世称为医圣」，可谓「自我作古」。更有趣的是，从东汉到宋以前，没有任何文献或残篇提到张仲景被举过孝廉或曾任长沙太守，而宋代之后，人人都知道这位东汉名医不只是医生，还是孝廉出身的长沙太守。清代一位著名的苏州医生陆懋修给张仲景补修过传记，先讲到举孝廉，便加上几笔说他在家的时候又仁又孝又廉又能，再讲到做太守，便补充描述说他在郡的时候有不少治理的美谈，甚至按照东汉原装习惯，加上了一句「时人为之语曰：医中圣人张仲景」。
这张卡片如果用扑克牌的西洋叫法，堪称 Wild Card （百搭牌、鬼牌）。拿它起个头，去讨论「层累的历史」这种理论什么时候好用什么时候不好用也可以，去对照着看武圣人关公一层层头衔是怎样加上去的也可以，去跟国粹迷们讲很多传说故事本身不大可靠也可以，去看看宋代、明代为什么印刷书籍的影响变得那么大也可以，甚至拿着网络小说当中的「十二祖巫」设定被人当成古代神话这件事对照着笑一笑也可以。但是，不把它拿回去跟前面封着盘的那堆问题再比量一下，不就太浪费了吗？
把画圣与医圣对齐，一个疑问顿时浮现：为什么张仲景非得是长沙太守？在没有任何可靠材料甚至线索来给这个长沙太守提供一点点可信度的前提下，只好做这么一个推测：医圣（亚圣）必须是二千石官员，这才算得上体面，那些宋人可能真心这样想。
不过画圣、医圣这两个称呼并不是唐宋时候才被创造出来的新词。在吴道子成为画圣、张仲景成为医圣之前很久，「抱朴子」葛洪就已经提出了这两个称号。
葛洪生于西晋，死于东晋。比韦诞晚，比王献之早。但在他的名篇《抱朴子·内篇·辨问》里讲了几句话，观念就和六朝一切主流完全不同。他讲：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某人做到了，那他就是圣人。围棋举世无双的是棋圣，写字一时之绝的是书圣，绘画过人的是画圣，木工活做得超乎常人的是木圣，鲁班之流是机械之圣，扁鹊之流是治疾之圣。此外还有卜算之圣、筋力之圣、勇敢之圣、轻速之圣、知音之圣、用兵之圣。圣这个字只不过是用来称呼人间极致的事情，不只是儒学独占。
前述文字，其实是为了掩护葛洪自己的论断：圣人的圣，并不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抽象品质，不同的事情上有不同的圣人，那么，除了周公孔子这种治国之圣之外，善于道德至神仙者，也就是得道之圣，毕竟说起来，神仙秘术，周公孔子也未必知道。他又假设有俗人会这样质问：谁说「圣」不是无所不包的？谁说周公孔子不知道你那套神仙道术？他们只是不屑于用罢了。于是葛洪如此妙答：「必不求之于明文而指空以空言者，吾便可谓周孔能振翮翻飞，翱翔八极，兴云致雨，移山拔井，但不为耳。」
上面这句话，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卡尔萨根那著名的反伪科学段子——「我的车库里有一头透明的喷火龙，现代一切检测手段都看不到它。你凭什么说它不在那儿。」葛洪是两晋第一流可爱人物。
可这位老神仙把局面弄得更加复杂了——既然早早就有人提出了木工有木工的圣人，机械有机械的圣人，为什么把看病、写字和画壁画当作职业在漫长岁月中仍然是一件被打上「卑下」标签的事情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与这种堪称做「圣人平等」的观念做了对冲，使之经历千年而无声无息？于是，张仲景的医圣与长沙太守这双重身份内在的冲突抵牾，仍然期待着能有一个解释或一条线索。
六一居士重何物
有一部书叫做《太平御览》，是宋太宗让人编修的类书。所谓类书，略微有些像近代以来的百科全书，条目却不像今天百科全书那样会由作者一条条撰写。类书的做法是先定类目，比如「职官部」、「鬼神部」，然后把所能找到的图书当中相关的段落文本抄录成条，分类编入。此书一方面固然反映着编修者自己的「编辑眼光」，更多地是能够显现在那个时候修书人能够收集、阅读到多少历代文献。哪个条目下引文更丰富，则说明从有汉字以来到宋太宗时代谈论过这个主题（并且没有散佚、火烧）的文字更多，在想象中读书人共通的知识世界里的位置也更重要。而同样一段引文，被归在甲部还是乙部，就要看编撰者自身的观念（自然也是他所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中）如何理解一个故事、一种事物的本质。
如果不计较原创和引用的差别，《太平御览》的编目精神其实和《世说新语》、《颜氏家训》一脉相承。韦诞高空写字的故事，在《世说新语》是「巧艺」篇，在《颜氏家训》是「杂艺」篇，在《太平御览》，则是「工艺部四」当中的「书·上」条（引用的正是世说新语当中的记载）。书法相关的文本繁盛得很，在工艺部中一连用掉了四、五、六三卷，画用掉了一卷半。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那个「工艺」，比如浑天仪、木牛流马等木工、机械、战争技术、工程等等事物有几卷？很可怜，这些加在一起，只需要一卷就全部记下，并且条目也不再细分，被归为一个，叫做「巧」。当然，也有一些我们今天以为是关于工艺的事情，被《太平御览》的编撰者放到别的条目当中去了。比如大名鼎鼎的三国军事装备「霹雳车」，就不在「工艺」部中，而是被列入「兵」部。
习惯今天社会生活的人很难习惯这种轻重对比。抱朴子不是早早就说过木工、机械都可以有圣人吗？诗赋里不是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楼台和秦始皇的复道行空吗？这么多年来，这些技术就一直没有人当回事，或者是被认为不值得被仔细写在书籍中的吗？而书法相关的却有那么多，都已经被归为「杂艺」了，当中还要细分等级对吧？
书法的确地位可高可低，北宋时有两位第一流的学问家为此专门通信辩论过。一位是论文论史都绝不能不知道的欧阳修，一位是在儒学历史上开创理学先声的徂徕先生石介。开启争论的是欧阳修，他写信给石介说，在别处见到先生你的书信，我被字迹深深震惊，拿着请教别人，别人都说写成这样还能是什么原因？就是想故意跟世人不同而已！你先生现在在学校就职，这样子做是否合适呢？
石介除了儒学上的声望，在朋友交际和政治生涯中也是个出名死拗的狠角色，当即回信，言辞如石：
这是在说我书法的确不行，但我坚守圣人正道。后面的议论更加凶狠：古代圣人有周公孔子，大儒有孟子杨雄，贤圣有皋陶伊尹。如果不修德行，整天握着这数寸枯竹半握秃毫有什么光彩可言？写字不过就是六艺之一罢了，到了钟王虞柳之流的水平，也不过是守在君王左右一句吩咐就去写几个字而已。古代的圣人大儒那么多没听说过谁专长是书法，书法出名的钟王虞柳跟他们怎么比？我能传圣人之道就够了，欧阳永叔你管我怎么写字？
石介着实是直言不讳的人。他激愤之时既不会给朋友留情面，也不会顾及古人声名。试想钟繇、王羲之、虞世南、柳公权，在士大夫的主流观念中，哪个不是修养风雅的代名词？间或有人议论他们之间的高下，从没有人会如此直截了当地说书法本身算个甚么。于是他的想法也就再无遮挡——重要的是圣人之道！是政治！除了治国之道之外的小小技能，我连拿来消遣都没兴趣。这种观念即使在儒者当中恐怕也是颇为极端（他如果遇到葛洪宣称「圣人不止一种」，恐怕不免白刃相向）。
但谈政治又如何？很稀奇么？甚至连王羲之本人必要的时候也会谈政治。
王羲之与谢安一起登高，谢安开始玄谈。王羲之去世很早，因而此事发生时，谢安距离成为淝水之战中不动声色看小儿辈破贼的自己还要起码二十年。或许他实在是过于像隐士多于大臣，连王羲之都有些不堪忍，于是劝诫说现在时局多艰，你想想夏禹和周文王这些圣贤罢！为天下做事情是要让自己劳苦的。老是虚谈、浮文，着实不是现在该干的事情！但谢安的回答我们更需要看仔细了：「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首先须知经过汉代朝野对秦的数百年批判，不论是出于士人的常识，还是基于儒家的理念，商鞅早已彻头彻尾成为恶政的象征。虽然商鞅自己是秦人杀死的，但后世很长时期里，商鞅就是秦，秦就是商鞅。如果说常人理解的谈政治就是先王和圣人（周孔）之道，那么商鞅就是「反政治」。
不愧是谢安。他并不是简简单单复述一次当时人的普遍观念，反而是把商鞅当作王羲之所批评的虚谈、浮文的反面镜像来讲。言下之意——要谈政治是吧？要劳苦自身是吧？像商鞅那样精打细算、事事立法，让秦国百姓全民劳苦，怎么两代就亡国了呢？
我怀疑他那时心里承认商鞅本可以是个治国的贤人，只可惜过于「职业」。两者的区别就好像王羲之与刻碑匠。治国、政治当然有许多琐碎绵密的事情要做，但六朝名门的高才们不可能为这些琐碎绵密之事牺牲自己的趣味与生活方式。商鞅的「非儒家」属性对于东晋时代的政治而言并不算多碍眼，毕竟政治伦理议题在秦亡后数百年早已经换过了好几轮。然而跟书画成为「职业」便毫无地位可言一样，政治一旦涉及「职业」和「技术」的烦扰，也同样变得毫无吸引力——比如在南朝，官职还要分清浊。从长时段来讲，当然是基于传统，门阀们偏好的职位渐渐被定义为清，门阀们厌弃的职位渐渐固化为浊。但论及本源，恐怕就少不了上述因素的影响。国子祭酒是清。著作郎秘书郎是清。尚书郎、御史台诸官是浊。为什么？前者仿佛只是一种学问的荣衔，几乎不像是屈身朝廷。而尚书郎、御史中丞之流需全天候处理朝堂种种文书事物，劳苦是真的劳苦，过于像朝廷的「雇员」。《Yes, Minister》这部电视剧里，英国内阁的秘书们把民选大臣（政客）看作业余人士，殊不知换成谢安的时代，做一个业余人士才是朝堂真正的荣耀所在，而专业人士如内阁公务员，那是不入流的人物容身之所。
现在不妨理一理新抽取的卡片。谢安、石介所表现出的两种观念，又恰好占据了两个极端的位置。一种是彻底排斥「商鞅」那种事无巨细均有法令、以律条和绩效衡量一切事物的纯然职业化与技术化的政治，固然需要治国安天下，却绝不可以以放弃优游清谈为代价。另一种是完全否认周孔圣人之道之外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杂艺，那些说到底不过是不足论的「应用技术」而已。这不是很有趣吗？假如他们俩有「应用技术」这个词可以用，东晋人谢安一定觉得那就是商鞅所象征的事物，治国不应该「形而下」到那种程度。宋人石介又觉得（谢安一定会欣赏的）书艺才是「应用技术」，在儒学大道面前不值一提，哪怕不写碑不卖字身居高位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两位的知识背景与信仰状况差别很大，出身地位更是绝不相同，却好像头脑有一种共通的结构：世界上总有一些某些知识、技能、行动方案、评判标准很碍眼——并不是本质上坏，而是比起自己所热衷、依靠的那部分知识、修养、目标、价值观来，低等一些、劣质一些、将就一些，仿佛方便面之于米其林餐厅。
而欧阳修既不同于王谢那种六朝高门的习气，又不像石介那样激烈执拗偏于一端。在我们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身份之外，他还是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物。比诸石介，他固然多花了不少心血在书艺上，而与谢安一比，又显然算得上踏实劳苦的能臣了。在他上书言事的劄子里所讨论的事项，从某一群盗贼如何捕捉，到推荐布衣之士苏洵，无所不包。这样的人物脑子里也有上述那种共通结构吗？在「政治」、「治国」这桩事情当中他觉得什么是米其林，什么是方便面？
方田均税在谁手
受今天社会政治事件与历史基础教育熏陶的人们，一说起宋代的改革，多半直接会想到赋税之类，我也不例外。欧阳修的文集中收录两则与庆历新政中「方田均税法」相关的劄子：
这张卡片摘录他前后两次关于方田均税法的上奏。所谓方田，只不过是官府派人实地测量农田，以一千步的长度为边长，这样一个矩形地块称作一方，再评估这一方农田当中的土质高低，分等级来换算某地块对应的赋税数量。第一则劄子是建议朝廷采用这个方法来公平分配农田税赋，第二则劄子却是申请撤销此法。庆历新政的成败有许多复杂的人事政局纠葛，远远不是我随便几句就能够概述的，不过仅仅看欧阳修在第二则劄子里面解释方田均税应当撤销的纸面理由，大略是这么些：
有地方测量出了大量原本没登记的农田，官府却不降低每方土地均摊的赋税标准，反而增加了赋税总额。
有地方把历史上的赋税坏账也摊进去要求一起计算。
有地方把完全没法种植的土地也量出来要求所有者交税。
于是欧阳修喟叹：有小人言利不言害，有俗吏贪功见小利忘大害，都是他们的错，越均负担越重，现在亡羊补牢别均税了吧。等等！欧阳公，一个郡县制国家颁布影响全国的税制法令时，就没有人反复斟酌细则防止漏洞或滥用的吗？难道朝廷里的正人君子不用考虑行政细节，这些都是留给所谓小人俗吏的？
早年间读过黄仁宇的著作，他所分析的具体事例完全忘光再不记得，但那著名的论断——「中国古代国家缺乏数目字管理」，在此刻突然又冒了出来。
黄仁宇说到了苏绰，这是南北朝末端最杰出的头脑之一。宇文泰就是依靠着他建立起新国家的骨架，导向了其后的隋唐制度。苏绰擅长数学，又一手编订了西魏国家的财政收支与户籍赋税制度，黄仁宇却批评他说这种数学不是真数学，是先拿《周礼》当中理论性的设置当作模板，指定一套符合理念的数字组合，再去让实际的社会、国家运行贴合这套数字。
太像纸牌接龙了，我立即想起手中的另一张卡片。那是前些天读斯科特(James C. Scott)《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时见到的一些段落。
不用读完全书，只需要稍稍多翻一两个章节，读者就会发觉斯科特的重点绝不是在赞扬这种方法以及背后的统计学。但也不能否认区分古代国家和近代、现代国家的一根细细线条几乎就在于此。合理采样、精准计算、正确统计，近代国家的财政制度终于能够直接、明确地掌握土地和森林里蕴含着的（它所需要的、可利用的那一类）财富数额，由此编订到收支计划当中去。从此再进一步，根据斯科特的说法，则是要把糅杂的、多元的自然界与社会通过国家的强力转换成单一的、标准的、即开即用的资源。
话虽如此，当你看到近代的森林统计员肩并肩前进拿着五种颜色的钉子往树上钉时，真的不会联想起宋代方田均税时那些朝着四个方向各走一千步然后把这块田地标记为四种等级之一的小吏吗？其间数学与统计的技术差距当然可想而知，不过用外行人粗糙的眼光来看，两种行动的外壳又何其相似。我们所能知道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一次又一次失败，后者则参与塑造了今天我们不一定完全乐于接纳却无从逃避的现代世界。假如（并没多少把握），一定要把宋代的土地测量员和近代德国的森林统计员所作的事情摊在同一张桌子上——这正是卡片的若干好处之一，我大可试探性地摆摆看，弄错了还可以收起——或许我可以给他们一个共通的名字：统治的技术（固然这些技术背后的思想与数学背景南辕北辙）。
以这种眼光去看，则欧阳公与方田均税这整个事件的联系，都只是像一个远远打探而未到现场的新闻记者。实际使用、打磨切削这种（像是手工作坊的）统治技术的人，并不是他这种兼具圣人之道与治国热心的士人官僚。当他把均田而引起骚动（或许他们当真滥用了这个法令，或许没有）的责任人称作「小人、俗吏」时，就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在他心里什么是米其林餐厅而什么是方便面。当「国家」（也即是朝廷中枢的那一群人）讨论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到哪一个程度为止才不会让身上沾染尘土油污，是有不约而同的答案的。
这张卡片算不得论证，将将能给上述的印象加一份注脚。黄易是清后期一场围绕古代碑刻兴起的文化潮流及交往网络的中心人物，他甚至发现了湮没无闻的武梁祠（数百年后，现代人巫鸿又用一篇《武梁祠》带动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新范式）。黄易绝不忌惮行走千里访碑的辛劳，也极度重视碑刻拓本的质量，但他除了极度必要时，不会自己动手去拓一张纸一个字。
说到这里，大致上已经可以给前面的种种问题做一个回顾了——每一张关于古代中国的卡片里，之前所说的那种共通结构仿佛一直存在。当事人身份各不相同，所贬抑的对象也随时转移，但就好像有一个不死的魂灵一直在转世重来。身为清贵之人，就要远离烦杂政务并避免堕落成职业书法家、画家。身为科举官僚，则不能用土地统计的细节在朝堂上讨价还价。身为古碑的鉴赏家，也不能因为拓工的技能不如自己就亲自动手。有一句成语「越俎代庖」，以前单单理解成多管闲事的意思，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这些被贬抑的、被排斥的技术终究需要人去使用，只是在古代国家的叙述脉络里并不会有很大的声音。就像是在某些巨大城市的中心区域里你看不见货物被如何分拣、电流从哪儿传输、污水被怎样引流，只能察觉到最为末端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始终就在那里。
看不见的技术
已故的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是个辩才无碍的人，但我对他的思想全无兴趣，除了他与邓的一段对话，别无其它印象：
自很久以前见过这段话以来，我的脑中总有这么一个感慨：原来天下的事情不妨分成「农民的后代会做的」跟「文人学士的后代会做的」两种。 此刻把这张卡片唤出，放上桌面，这种感慨有了一种更具体的指向：当文人学士们一代代传承着圣人之道、学问文章、治国理政、闲情逸致的知识时，打铁养马、斫木制器、烧陶作瓷这些技能、知识、职业，也是（主要地）由一代代的农夫与工匠继承着。测量土地、编订与使用户籍、把圣人之道投影而成的法令规章律例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种种实际行动路线的技术，则是服务于各个地方官府的吏员世代传递。这些技术是看不见的，仅有在少数特殊时刻才能进入文人学士的视野，一次次地像突然遭遇的异类一样被他们重新「发现」。
记得《木兰辞》么？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木兰是什么人？军书又是什么？后世的研究者要用尽想象力去推测其中提到的细节来源于哪种制度，所述的故事又对应着哪一个群体。《木兰辞》之外，魏晋那些「士家」、「部曲」的生与死，北朝到隋唐的「府兵」的日常悲与欢，本在文字的书写范围之外，我们所能看见的，仅仅是一条条制度设立与撤销的记载加上一场场战役的胜败。倘若没有《木兰辞》这道无比偶然的闪电，或许后人更加不会去想象那时的一个服役者上战场前要怎样准备他的战马、从哪儿购买他的鞍辔。但《木兰辞》仍然是一个不知名的文人学士把一个或许来自普通人之口的故事雅化的产物。直到之后很晚的时代，普通士兵及其家庭的想法才第一次不经他人之口出现在文字当中。这是我从宋怡明对明代军户的研究中见到的。
民户的赋税与劳役、军户的征发与补充……这些事务在遥远的朝廷与「文人学士的后代」眼里，是一条条严密规整的章程。在实际征集一石粮食、一次夫役、一名正军的下层官吏手中，则是「看不见的统治技术」——在维持书面上的人口与赋税水平大体不变的前提下，把赋税劳役分配给谁？在一个庞大的军户家族当中，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分支出人服役？
这张卡片，是宋怡明观察分析传承至今的明代军户家庭族谱与契约后发现的一条线索。国家会索取军户的服役义务，官吏则会让抽象的律条变成随时可能闯入日常生活的威胁。在这种「看不见的统治技术」面前，被统治者并非普通想象中纯然被动的角色。15世纪以来明代社会中商业的影响大增，东南地方的这些军户家庭能够更为熟练地计算一份服役相当于多少土地的产出，设置专用于供养服役军人（及后裔）的族产、签订契约规定服役的年限与补偿……利用这种来自于商业世界的经验，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被统治的艺术」。把不可控的来自国家制度与官吏个人的风险，用家族结构与合同契约的方式加以稳定与平衡。
「被统治的艺术」，放到我们眼前摊着许多张卡片的这个语境当中来，或许更适合被叫做「被统治的技术」。在珠江三角洲有一种河流冲积而成的土地叫做沙田，由于沙田不是从来就有，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一点点增加，那么这种田土以及在上面开垦劳作的居民究竟是什么身份，就颇为暧昧。为了让自己成为「合法的被统治者」，来确保对新开垦沙田的占有，三角洲居民采用了建立宗族、修订族谱之类的手段。
修族谱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在浙江温州的瑞安平阳一带，就有专门的「谱匠」群体，从明代传承至今。是采用「欧式（起源自欧阳修）」还是「苏式（起源自苏洵）」？使用怎样的木活字印刷出来才更为庄严？世系图的连线怎样画？高祖以上不知何许人也，该如何连接上鼎鼎大名的同姓古人？这是不折不扣的技术无疑。
这种技术甚至被使用到了远离本国的地方。下图是连成一排的三张卡片。最右一张，是我去年读书时留意到的有趣现象。
卡片引文里提到的，是一群来自福建的移民，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购置地产一事。唯一不寻常的，是这份地产的产权人——早早在唐朝安史之乱中死去的两位名人。这二位「福侯公」是福建海澄县三都石塘社谢氏宗族所敬奉的神灵。在老家，拜（自家宗族信奉的）神灵近乎拜宗祠。在海外，用神灵的名义登记土地产权，也就实现了建立族产的功能。此时槟榔屿是在英国治下，以英国式的产权制度糅杂宗族内在的「合资」需求，可以算是「被统治的技术」升级版本。
「农民的后代」与「文人学士的后代」之间原本有着极为鲜明的界限。一边，是文字记述的主体。一边，是看不见的混沌。但明代以来世界的格局有了前所未见的转移，原本的边疆蛮荒之地，竟然成为了连接更广大天地的港口。进而种种在原本天经地义的视角当中被贬抑、排斥、远离的事物，在主流观念当中却日渐变得至关重要。
当然，这样的变化不可能是齐头并进，但趋势就像春天里嫩叶长成的速度一样，总有某个地方会先被人所注意到。回看一下最初的那个问题：沈周是谁？
沈周没有科举功名，没有官职，也没有数百年传承的名门高第。但他身处明中叶社会蓬勃复兴的苏州地区，此时书画的欣赏者或客户，已经远远不止是宫廷或六朝王谢人家。官僚、士人、商人乃至一部分市井百姓近乎平等地具备了对书画的鉴赏技能——也即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市场开始成长。因而沈周不再像古代的前辈那样只有经由单一的途径可以获得声誉。
沈周老年的某一天，遥远的印度洋上，葡萄牙人达伽马船队到达印度西南海岸上的卡利卡特（今天叫做科泽科德），从西欧出发到东南亚的贸易线路即将从此拉开大幕。其后世界的变化，不需要我来多讲了。
1906年，清朝中枢终于做了一次机构大改革，设立邮传部。从此，船舶、邮政、道路、电讯种种事物，进入了国家视野的中心。从此开始，历经多年，关于「哪些知识是重要的、哪些是无关紧要的」的认知终于天翻地覆地调转过来了。但在新的世界图景里面，我们的头脑是否仍然承袭了那种千百年来的共通结构？这种结构的两个位置又由哪些事物来占据？这个问题仍然值得自省。
说明
我自己设计了一种「卡片笔记」方法，上面这篇文章，其实是对「卡片」这种工具的一次演示。一共使用了 16 张卡片。其中 1，2，3，6，11，12，13，14，15，16 是原本就在我的卡片库当中，或者是脑子留有印象，用到时就临时去找到原文制作出来的。而 4，5，7，8，9，10 则是一边写一边带着问题去翻书时新找到的。是先想好了一个主题然后一点点搜集证据来写的吗？不是。从「沈周」的那则故事开始，我是让想法尽可能模拟日常读书时候的路径，让它不带地图，直接四处冒险，看最后能否走出不同书籍构成的迷宫。幸好，是勉强走出来了。
读者在无尽的书海当中，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旅行者。心中时时带有一定的问题，也的确是寻找方向的好用工具。但我绝不是建议说脑中应该只有单一的一个问题，要朝着这个方向走出道路来。演示终归只是演示，日常读书，大可同时有许多个问题的兴趣，随时放下，也随时拿起。如果不是这样，我的卡片库岂不是要变成了某几个具体问题的专用工具套装？
把日常积累的卡片当中的某些按照自己直觉的关联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个卡片桌面。但一个卡片桌面绝不是为了一篇文章而存在的——下面附着的一张大图就是个反例。这是我写本篇所用到的 16 张卡片，按照大致的关联和行文的顺序放置。但阅读、思考自然积累的卡片桌面上，当然会有一篇文章所包纳不住的更多内容！
每张卡片的位置不应该是固定的，正如每一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都各不相同。在一个语境里面，卡片 A 会呼唤卡片 B。在另一个语境里面，它又会和卡片 C、D 编组，供你尝试新的方向。那么「问题」在其中的功用是什么呢？
「问题」是阅读和学问的根本。撇去对于思考本身完全没有兴趣只靠着未来收益而努力的那群人不提，推动着你不停歇地探寻学问的，是已知的、被写下来、被记忆的那些关于「知识」的陈述句吗？不，是仿佛确定无疑的陈述之外、你心里时时会自然产生的「真的吗？为什么？还有呢？」之类「问题」。
「1492 年哥伦布开始了他的大航海」，这是常人所说的「知识」，却不足以驱动你去了解此时西欧造船的工艺、此后南中国海上的新贸易路线。
「为什么哥伦布航海之后，中国的白银使用变得那么频繁」，这是一个问题，它才是能够推着你去远望四周的真正动力。
这一篇文章的用意也在于此。它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讲清楚卡片方法的真实全貌，但稍稍能够说明被问题推动着翻检记忆与读书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在《作者的宇宙》当中，我这样写：
这是读者的真正价值所在吧。在好奇中，在漫游中，在翻查中，不同时空的文本被唤醒继而共鸣。再回头看《彩虹尽头》当中温斯顿讲图书馆的那句话吧：「我找到了相关主题的书。我找到了我从未想过要问的问题，以及它们的答案。这些答案把我引向新的方向，而这些方向通常比我原本想的更有价值。」现在注意到了吗？「我」，一个行动者，才是整个结构中关键性的力量。
在这里，我请你旁观了一次让不同时空的文本被逐个唤醒、共鸣的过程。但这还远远不够。更好的方法是由你自己来成为主体，从一张卡片开始，积累、排列、猜测、验证、讨论，用你自己的问题去开启一次冒险。
正如《作者的宇宙》始于回答十三岁的小朋友的问题，我也准备着开始若干次小小的课程，邀请已经能够熟练阅读而好奇心未曾被庸俗的教学所磨灭的年轻人来参与。主题是不分具体科目的人文社科入门，方法则是基于卡片笔记的阅读与论辩训练。有兴趣，自然很好；有疑惑，同样欢迎。期待你的声音。
注：如果你想自己重新排列、观察、评估我提到的这16张卡片，或是要追溯到原文的语境，可以用浏览器（最好是电脑的）点击这个链接，也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 zhengteam 一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