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是每期《少数派报告》的主线文章，通常会围绕当期主题展开讨论和分析，并给出具体的观点或方法论。
其实在更早之前，我也曾身为一个数字游民，拿着高于北京基本线的工资，生活过国内数个二三线城市，甚至到清迈旅居了俩月——而我也曾无数次向朋友形容过那是我毕业至今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彼时，我在清迈通过 Airbnb 长租了一套公寓，折算下来每月租金在三千块，是一个五十平左右的酒店式公寓，拥有独立的卧室、客厅、厨房和卫生间，家具家电齐全，甚至还有每周一次的上门保洁，包含所有寝具的换洗。而在入住之后我才知道，若是通过正规中介渠道长租（半年以上），同样条件的公寓价格通常只在两千块钱以内。
清迈当地的生活成本低到我无法想象——二十块钱以内我可以吃到半只烤鸡套饭或层层叠满的海鲜面，八块钱一杯的冰咖啡品质并不次于国内动辄三四十一杯的精品咖啡店出品，总之每日一百块钱不到的花销足以让我顿顿大肉餐餐伴奶茶配咖啡。以在北京同样的生活条件作比，在清迈只需要三分之一不到的支出。更何况，清迈还有绝美的风景和愉悦的人文环境。
在那段时间里，因为与国内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并且日落较迟，让我有了「每天时间更多」的错觉。我去了大象保护营做志愿者，报名了厨师学校学习泰餐，以及各种类似多达三十几道的丛林飞跃和足足俩小时的野外卡丁车。但正如我前文所说，单机游戏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长时间四处奔走「明天不知道会在哪」的空虚感被不断放大，以至于我最终还是决定回到我曾说过「永远不会回来」的家乡。
回来后，我报复性地进入了一家朝九晚六的传统国企工作了两年，然后买了「我应该这辈子都不会买的房」，并跳槽到少数派开启了「在家办公」的新生活。当我在这个状态下去思考「这地儿是家，还是办公室」时，答案也复杂了许多。
工作和生活要不要分开？
在前一份国企的工作中，我是非常典型的「下班后公司垮了都与我无关」的状态，但我的实际感受并不轻松，反而每天都反复重演着上班前的焦虑和上班时的焦灼，特别是每个周末的最后一天，有一种「明天又要为奴」的烦扰。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多讨厌这份工作，而是因为这世上就不可能有人喜欢工作，当「工作」被框定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时，每一次工作与否的切换都意味着我需要从思维、社交、状态、行为乃至作息方方面面的变化——而其中总有不舒适。
除了少数派的同事，我身边也有不少同样在家办公的朋友，大家最常聊起的话题是「如何把工作和生活分开」，这是因为当没有明显的上下班「仪式」后，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颠倒混乱的状态，例如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是午夜两点。这种时刻并不少见，通常是因为撰稿的特殊性，落笔前可能需要先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搜集、阅读及构思，而大部分时候即便已经万事俱备建好空白文档，我可以发呆俩小时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但是一到晚上，常会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
身边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朋友，一个是做产品设计，另一个是技术开发，他们会严格限制自己的工作时间，在朝九晚五这个时间段内，他们会穿戴整齐笔直落座开启一天的工作，五点后下班时间到就回到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健身还是朋友聚会，都会让时间尽可能回到自己的掌控。当然也会有意外，例如在工作日有不得不去办理的私事，或者一场难得凑上的聚会，他们也会临时将工作时间后移到晚上或周末。
我曾有一段时间试图向他们靠近，但是无果，主要原因还是撰稿工作的特殊性，无论是前期准备工作还是后续的撰文，大部分时候它都是一个连贯的行为，无法严格做到闹钟一响立刻关闭电脑停止工作；而最常见的可能连着两个工作日都没有思绪下笔，周末或者午夜的某个时刻却突然开窍了那这时候必须得乘胜追击。
于是我放弃了这个执念，换了一个视角去看待它：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担恐工作和生活互相影响，那如果把工作也视作生活的一部分呢？在家办公最大的利好其实就是「灵活」，我们尽可能把一天要做的事情提前规划好——会议、沟通、撰稿、烹饪、健身甚至看剧，坦然认知每一件事都有它的重要性，并安排好时间，例如有一篇稿子死线三天，到了第二天完成度还不到一半，那么当天和隔天就别看剧了，并且点外卖饱腹即可，再不济延期一场约会；下一次，我在死线前便做完了工作，多出来的时间便坦然玩耍。只需要保证一个原则——倘若这项工作是协作完成的话，尽可能不要影响别人。
就我目前对这套准则的实践情况来看，虽然偶有失控导致整体拖延的情况，但大部分时候都能按部就班地前进。我想，对于每一个在家办公者来说或许也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观念——这种工作模式本就灵活且特殊，而我们用传统思维去考量是无法解答的，不如以自己的实际状况着手，去规划出一种更符合自身期待的工作方式。
创造自己的工作区
「跳出舒适区」是媒体常用的话术，通常用来激励或赞美那些勇于打破规则追求更好人生的先行者，以至于似乎「舒适区」都成了一种贬义词。
舒适区是一种精神状态，它导致人们进入并且维持一种不现实精神行为之中，这种情况会给人带来一种非理性的安全感。类似惰性，当人围绕自己生活的某一部分建立了一个舒适区之后，他就会开始倾向于待在舒适区内，而不是走出舒适区。走出一个人的舒适区，他们必须在新的环境中找到新的不同的行动方式，同时回应这些新的行动方式所导致的后果。
走出舒适区会增加人的焦虑程度，从而产生应激反应，其结果是提升对工作的专注程度。在这个区域中被称作最佳表现区——在这个区域之中，人的工作表现将会得到改善，并且他们的技巧也会被优化。但是罗伯特·耶基斯于 1907 年的报告中提到「焦虑可以改善工作表现，但是当超过某一最佳激励状态之后，工作表现就开始恶化」，如果一个人离开最佳表现区，他将进入一个危险区，在危险区中焦虑程度的上升或者舒适程度下降会带来工作表现的快速恶化。
维基百科里有这么两段描述，它除了舒适区还提出了两个概念——最佳表现区和危险区。在讨论它们的定义之前，我想先说这些并不是定式，而是一种可以动态调整的生活方式。
保留舒适区，创造最佳表现区，并避免出现矫枉过正的危险区
简单来说，家就是我们的舒适区。对于那些期待自己可以在家办公的人，通常是因为觉得在家自己会更愉悦和自在；而已经在家办公人一定不能否认的是，在家里工作是非常轻松的，甚至偶尔也会松过度。
想必所有在家工作者在这份工作开始之后，还与之同步的是不断规划和打磨自己的工作区，无论是一个独立的空间，还是仅仅一张宽敞的书桌，在明确它是自己工作的地方之后，都会在不自觉中把它弄得越来越「严肃」。
这便是「最佳表现区」，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物理隔栏，工作效率会越来越低。其实就像我们在做办公室设计时的原则一样，例如整体颜色要过于冷色，灯光需要是高色温的明亮光，并且不能有太多的摆件去干扰视线。也像我们在设计卧室时，有的人喜欢弄得里面丰富充盈，要有椅子小茶几，床头正对安置一个电视或者投影，美其名约「打造私人的放松空间」，结果是睡眠质量越来越低。
当我们将生活方式投射到物理环境中时，它是需要有层次感的，底层是舒适区也是我们可以自由放纵的空间，中间层是功能区要有明显的界线意味着这个地方是做某件事的，最后一层是错误示范的危险区，通常因为矫枉过正后而导致负面恶化。
但危险区是流动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往往会根据不同人的生活习惯而千差万别。
The brain gradually stops registering a sight, sound or feeling if that stimulus remains constant over time. For example, most people are not aware of the sensation of clothing touching their skin. The body becomes "habituated" to the feeling and the stimulus no longer registers in any meaningful way in the brain.
如果这种刺激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大脑就会逐渐停止对一种视觉、声音或感觉的记录。例如，大多数人都不会意识到衣服接触皮肤的感觉。身体变得 「习惯」了这种感觉，而这种刺激在大脑中不再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记录下来。
2011 年的时候《认知》杂志社发表过一篇文章《Brief diversions vastly improve focus, researchers find》：过去很多学者研究一直认为注意力是有限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但这篇文章却指出当我们逐渐表现不佳的时候并非是注意力被消耗，而是在无意识间失去了对这件事的关注；但我们总是在关注一些东西，它和注意力的容量并无太大关系。
我的危险区不在于太舒适或太严肃，而是「束缚」，作为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我需要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和设计暗示自己「走到这里就应该这么做」，以便尽快进入状态；但随之而来的，我也希望这个空间有一定的弹性让我可以恰到好处的分心，甚至我认为适时的分心是我激发创造力的催化剂——怎么说呢，天马行空不落于地，但如果是「工作模式」的奇思妙想，我便常有了新的选题或计划。
这是一种不容易描述的状态，但落实到执行时，我把舒适区和最佳表现区融合在了一个物理空间里，尽管外观设计是它们彼此的物理隔栏，但置身其中的我并没有受到约束。这是一种理性揉杂感性的自我审视，我希望你也能认清自己的惰性诱因，但也大方承认自己的抗拒来源。
积极的对立面是惰性，但舒适的反面不一定就得「不适」，或许自在也很重要？
那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这地儿是家，也是办公室，两者并不冲突，而工作也可以和生活和谐并存。
在家办公好像更难？
在家办公也并非十全十美，它会模糊掉一个人的工作效率。从工厂到公司，数十年的发展让「工作能力」变得越来越难以量化，过去我们可以计算一个纺织女工一天可以生产多少布匹，但今天你绝不能去单一考察某个文员当月共做了几个 PPT——无论坐班还是在家，我们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多线程工作的时代。
少数派的工作分配其实清晰又混乱，以编辑部为例，每个编辑除了日常的撰稿审稿工作，同时还肩负其它至少一个的岗位，例如付费教程、软件销售或者社区运营，我们也固定了每天的集体早会和每周两次的选题会。看起来真是规整又高效，但靠近一点，大家的工作却又常常重合叠加，例如某个编辑的选题需要其它同事的协作，那这就不再只是这个编辑自己的工作了，对其它编辑来说还成了一种计划外的「加班」；而商务同事不断有新的合作启动，往往需要指定不同领域的编辑参与，但这可不是加班，却又突如其来。
而我相信这是多数公司和职员的常态，于是我们需要克服的一个心态是：今天我努力了吗？
过去坐班时，且不论究竟产出多少，「我好好坐在那儿」就是一种自我的焦虑缓解——你不要管我在干嘛，反正我在上班；但在家办公之后，因为大部分时候并不是当日事当日毕，那么在只是推进工作而没有产出的今天，我们往往容易陷入焦虑——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今天做了什么——甚至有可能上升到担心同事或者领导是否会对自己有意见。好在因为少数派是一个和谐友好的群体，大部分时候的这种担忧都只是自己无缘由的焦虑。
除了合理地规划，也需要定期复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但少数派内部有两个机制用以管理每个人的工作成果，首先是工作目标：我们需要制定并公开自己的工作目标，不仅是自我管理，也是同事对自己的期待。
作为一个内容平台，少数派最主要的工作产出就是稿件，编辑部也是公司里人数最多的一个部门，我们首先规定的是首页每天至少更新的稿件数量。但它是一个相对变量，应对不同的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都可以适时调整。但是在有限的计划下，也促成了我们每个编辑的工作量和松紧度。
例如偶遇社区文章枯竭，选题匮乏的时期，我们就需要「快马加鞭」一些；但如果储稿丰富，大家也可以稍作休怠。
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领域方向、稿件来源和工作内容等给自己定制一个月度计划，没有强制要求但要如一个成熟的大人般自觉且负责，「每月是否完成稿件目标」是甩手掌柜老麦在了解大家工作状态时的主要手段。
但计划是开始，结束仍需要复盘。如前文所说，我们每个月的工作是变幻莫测的，无论超额完成还是低于预期都是常态，那这个时候都需要给自己和管理者一个交代。毕竟低质量的超额并不优秀，有了创新的耽误也不全是坏事。
值得一提的是，你可以在复盘中向老麦「索取」，无论是薪资增长还是奖励发放，你都可以有理有据的争取自己应得的回馈。
很多人希望自己在工作中有好习惯高效率，在少数派的辐射群体里也热衷于所谓的「量化管理」，但很多人往往忽视了工作不止有量，它还涉及到自我和公司层面的「满足」，而满足通常来自于超出期待的惊喜。在家办公让我们脱离了很大一部分的「装模作样」和「忍辱负重」，我们应当用这份自在换取超出程式之外的产出，而这不一定只来自产出，还有就是我们对自己和工作是否负责。
所以在家办公的确更难，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协调还都只是表面，更大的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对这份自由负责。作为一种新型的办公模式，在家办公克服了很多传统办公时代衍生的陋习，而进步不要只用来赞美时代，也要落实到每一独立的个体。
标题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问题：逃离办公室以后，我们去哪？我想目的地不是家里，也不是其它得以地理套利的良处，而是做出这个行动的自己——自我。工作从来就是，也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是被办公室及其衍生出来的办公室文化稀释了本质并杂糅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形式，逃离办公室的我们要回到的是工作本身，并获得愉悦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