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24年12月7日13点12分，在Moyale名为Azora的旅店大堂。我很喜欢Moyale这座城市：当太阳升起，灰白的砖石制成的建筑群逐渐亮起，街上传来羊群的咩咩叫时，心中也会听到乐曲。当心中不再忙乱时，城市也全然没有了通过边境时乱哄哄的感觉。放羊的孩子以树枝为工具，羊一只接一只走下通往马路的台阶，摇摇晃晃。街边棚子下坐着闲聊的青年，一小时后还是这一批。推着装有芒果和香蕉的木制推车的母亲在路边休息，当我上前时，她叫来一个懂英语的同伴，为我仔细挑选没有坏掉的香蕉。与埃塞相比，肯尼亚的水果可谓物美价廉：香蕉大上一圈，好不酸涩，用100先令（约5 rmb）可以得到一个红彤彤的芒果和10根左右的香蕉。Moyale的街边充满了采用复古字体的招牌，可乐瓶以上世纪的技法绘制在小卖部的门前。这是一座黄色、白色和浅蓝色的小镇，不拥挤，不混乱，没有乞讨的人。它像处于内陆的海滩，走在这里像是走在上世纪的电影之中。
Moyale的清真寺众多，在主干道向东望去，即可见到清真寺的白色塔尖。它的塔楼形状奇异，像立在大地上的糖葫芦。白袍子在这附近走来走去，小孩子在这里学习认字。在清真寺的门外，有一座用大写字母标着PIECE的小石碑，身材修长的山羊安静地站在石碑前。
与埃塞俄比亚相比，肯尼亚明显地热起来了。坐在大巴里会让人汗流浃背，车下的铁皮凳子更是烫人，我坐下的一瞬间就被弹了起来，引得周围人大笑。沿街店铺里的冰水50先令一瓶，叫卖的商贩腰间挂着由二十把指甲刀连接成的铠甲，售价100先令一枚。小孩子提着用机油的黄色瓶子改造成的水桶，桶里仅在底部有一层水。这是他擦鞋的工具。他擦鞋时，会让客人将鞋脱下，花大约十分钟的时间用刷子将鞋的每个面刷到发亮为止。这会让他挣得50先令。提着饼干袋子的孩子在附近巡逻，每走一圈就会问一遍要不要来点。我突然明白了，花一点小钱买点东西也不失为一种好事，于是用20先令换来了一包埃塞俄比亚产的苏打饼干。
12月8日早上5点54分，在内罗毕的住处。一夜未眠。从Moyale到内罗毕的大巴车可能是我坐过最令人痛苦的一辆。当我坐上大巴时，司机正向窗玻璃泼水，玻璃上的泥被冲洗得干干净净，热带正午的光线让所有色彩都变得饱和，绿叶的瀑布透过右舵车左侧的玻璃。这时我在想，生活在这个绿色和石灰色的、被封存在老电影里的世界似乎也不错；但车辆一旦开动，我就无法这样想了。这辆车比在埃塞、或在非洲其他任何地方搭的车都要老旧：天花板是一块起伏的毡子，质地酷似牛皮；第一排座椅前方贴着的写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wifi和密码的纸已经碎成片片孤岛。它像一辆一百年前的露天牛车，当它将要被淘汰时，车主一狠心把牛杀掉，将牛皮糊满车的四周，伪装成是一辆汽车。我们并不是车上的第一批乘客：最早的一批乘客是无处不在的尘土，第二批乘客则是蟑螂。我从未见过蟑螂在汽车里爬行的景象，这些红褐色、有着反光的光滑鞘翅的小生物在每一张座椅靠背上排成队列，丝毫不惧怕人。它们在人之间穿梭，把乘客当成老朋友，而乘客也习惯了它们的存在，眼见着红色的扁舟飘来飘去。邻座是一个壮实的光头络腮胡大哥，侧脸形状是一个标准的直角梯形。他叫我别怕。我问他，这些虫子咬不咬人？他淡淡说了一句sometimes。
几乎所有乘客都不喜欢开窗，车里的温度和湿度迅速升高，我仿佛能看到漂浮在空中的水汽。在昆虫和热浪的夹击下，我时刻都不得不付出大量体力。昆虫让精神紧绷，热浪让水分和盐分快速流逝。然而不开窗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当到达住处，面对变成无法洗掉的土褐色的衣服时，我意识到了如果打开窗子，所有人都会迅速变成泥人。从肯尼亚边境南下的路以半荒漠半草原为主，沙土的气味足以用鼻子闻到。车票是严重超售的，在过道里，将近十个人靠着塑料圆凳就坐，使得上下车极为困难。
行驶不远后，遇到了第一处检查站。我想，对于不想接受检查的人，这个检查站是可以逃过的：在埃塞时，遇到每一个检查站时总有几个乘客留在车里，警察总会装作没看见，后来我也混迹于他们之中。在这里我遇到了近几天来的第一次索贿。两位警察将我叫到别处，对着我的电子入境许可（eTA）研究片刻后声称除了eTA外还必须有visa。当我指出eTA就是在evisa系统申请的后，警察说你可以走了，但能不能留下30美元。如此卑微的索贿我倒是第一次见。在我说不行后，他们只是回了一句see you in Nairobi.
在这漫长、炎热、充满了与昆虫的斗争以及对食物是否会引来更多昆虫的担惊受怕的旅程中，仅有的调剂是为数不多的下车时间。其中一种形式是穆斯林的祈祷。肯尼亚北部的穆斯林远比我想象的多，车上有大约一半的乘客戴着头巾或圆帽，女性只露出双眼。在大约六点四十分时，汽车停在路边，附近没有一间房屋。大约二十名穆斯林集体下车，在路边排成两行，面向东北方行每日的跪拜礼。这时太阳已经落下，天空变成紫色，唯独西南方的大地有如尚未燃尽的木炭，辐射着与夕阳同色的余晖。
并不是所有的检查点的警察都只会排查主动下车的人。待天色全黑后，经过第二处检查点时，全副武装的士兵便会上车巡查。他们的装备远比之前见到的任何军警精良：满身的迷彩服极为厚重，将他们裹成了方块；军用手电筒在黑暗中点亮一根根光柱。每个士兵都戴着钢盔和黑色口罩，有的就连眼镜都用网格罩住了。一旦下车，就会明白这是为什么。在大草原的黑夜，这些装备是不被昆虫缠上的基本要求。无数大自然生产的小小直升机在紧盯着每一个活动在这里的人，它们的两翼狭长，扑腾时发出的轰鸣声铺天盖地。一旦发现目标，五六只以上的飞蛾就会从不同方向袭来，钻进衣服里、手上、任何发着光的物体处。当士兵翻阅护照时，总会有一两只飞蛾被夹成书签。野外工作的士兵是比边境的警察正直的，尽管边境没有盖入境章让他们感到困惑，但在盘问了我的行程后便直接放行了。
在肯尼亚同样不缺乏集市经济。在路程近半处名叫isiolo的小镇，即使是晚上九点，以披萨店为中心宽度约二十米的集市区仍然繁华，在饭店外老妇人推着车售卖装在塑料碗里的西瓜和香蕉果切，售价100先令。当我递出一张200先令的纸币后，她在手中的若干张纸币中选择了给我第二盒。两位面如沙丘的老人向我搭话，先问了我是不是意大利人，随后说他们很渴，能否给点东西。这第二盒果切就成为了送给他们的礼物。穿越Isiolod花了不少时间，当时间跨过7日和8日的交接时，车子也跨过了南北半球的交接。
内罗毕城市很大。在夜间，它给人的感觉与亚的斯亚贝巴截然不同。亚的斯亚贝巴像发达国家，它规整、寂寞，所有的光线都是经过设计的，现代工业的极简主义风格深入每一根混凝土。而内罗毕同样闪着光，但它的光线燥热而移动。这与天气很不相符：尽管边境地带十分炎热，到了内罗毕，气温一下子到了快要将我冻住的程度。但内罗毕的城市风格是燥热的。凌晨四点的内罗毕丝毫不冷清，在大巴车的站台外，早已等候着的摩的司机挤满人行道。与多哥不同的是，这里摩托车与汽车共存，可以用motor和taxi清晰地区分。坐在700先令的摩的后坐飞驰时，站在路口的人纷纷发出叫喊。这位摩的司机开车本领不错，但不太认路：我向他展示了住处的名称，他说知道位置，然后带着我以飞机滑行般的觉悟上了路，走到路灯稀疏，走到完全黑暗，走到山林密布，然后又猛然掉头，绕了一个大圈，先前见过的路景重新出现在眼前。冷风像是不断砍来的刀片，一夜未眠的我意识恍惚，努力分辨眼前浮现的究竟是真实的东西还是走马灯。当车停下来时，我发现又回到了原地，而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40分钟。直到他开口解释，我才知道他并不是大发善心，想带我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外地人去内罗毕郊外兜兜风。事情很简单：他迷路了，不知道怎么到马路对面去，于是绕了一大圈，几乎要跑到相邻的市镇去。在与道路战斗了40分钟终于认输后，他将我放到了公交车站，说只花100先令就能坐到目的地。
然而，当踏进车门时，我无法相信这是一辆公交车。在本应是司机驾驶室的位置迎接我的是占据一整面车体的屏幕，蓝色、白色的光不停闪烁，播放的是流行音乐的mv。车里，绿色的灯球照来照去，座椅仿佛跟着音乐声振动，在没有被屏幕占领的墙上填充的是NBA的海报。唯有乘客仍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谁的手上也没有话筒。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这使得人们没有空间来享受免费的ktv待遇。窗外其他的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全都用鲜艳的红色和蓝色涂着各不相同的涂装，为自己的车内ktv打造独一无二的招牌。这些公交车采用线上支付；当我到站时，邻座见我只能拿出一张1000先令的大额钞票，忙叫我别把钱拿出来，三两下用自己的手机帮我付好了票钱。车里的人推搡着，帮助我穿过挤在过道里而不准备下车的人群构成的滚石小径，门口的两三人下车为我让开道路。当我踏上地面时，他们为我指了指方位，转眼间扒上车门，以倾斜之姿挂在了汽车侧面。响着音乐、闪着光球、带着夸张涂装的移动ktv拖着挂在外面的乘客远去，留下我在路边目瞪口呆。
02
与西非国家相比，东非呈现出了发达得多的城市化，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和广泛存在的饥饿也更加赤裸。12月8日18点22分，在内罗毕的肯德基内。内罗毕是一个集齐了赛博朋克一切要素的都市：发达的城市化，涂鸦和霓虹带来的感官刺激，狂飙轰鸣的摩托车，信息技术，以及最重要的是毫无掩饰呈现出来的贫富分化，以及技术并没有在本质上让生活变得更幸福的事实。
第一次感到赛博朋克的冲击是在目送挂着乘客的移动ktv远去时，第二次则是在进入房间时。内罗毕的楼房、院落和公共场所前都有人看守，大门处个个贴有安保公司的标志。哪怕是在凌晨，看似无人看守，只要靠近，穿制服的警卫就会刷新出来。内罗毕的每座公寓楼都有名字，楼道里是一尘不染的钢灰色，电梯随叫随到，上下楼如同瞬间移动。而如果用现代化来形容公寓楼的设施，房间内则只能说是过于超前了。这些公寓是10平米左右的格子间，户型是标准的长方形，衣柜和床铺恰好在长方形的长边贴紧，而短边则刚好嵌入了一张桌子。所有的设施都是乳白色的方形物件，以最大化利用空间为准则。墙体泛着白光，摸上去光滑而寒冷，使人觉得住在了仓库或集装箱里。它的窗子更是一绝，窗玻璃反射率奇高，看向窗子时只能见到自己的脸。唯有天色亮起时，太阳的轮廓方能微微映出。在这个尚未完成普遍城市化的国家，我住进了后城市化时代的大都市标志性的胶囊旅馆。
信息技术在内罗毕的运用到了一种令人瞠目的程度，与其他非洲国家、乃至同样是肯尼亚的其他城市的情况比起来，像是一种赤裸裸的炫耀。以大屏幕作为墙壁让司机隐形、灯球照耀、线上支付的公交车是一例，博物馆的全线上购票则是另一例。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门外贴着标有票价的告示牌，大厅里售票窗口位于卫生间入口处，空无一人。相反的是，大团大团的人聚集在标着信息中心的圆桌旁，将半个大厅填满。他们每个人都在圆桌前站定，操作着手机。所有人参观的第一步不是购票，而是学习：几位职员在圆桌内依次指导客人如何打开指定网站、输入身份信息、注册ecitizen账号，再登录后选择博物馆，最后再填一遍信息后提交购票申请。这个过程至少要收2次验证码，如果手机性能不佳，在切换应用界面时，就会导致网站崩溃。为此，博物馆贴心地准备了一台电脑，手机上遇到困难的人可以排队在电脑上操作，这个过程大概要耗费半小时。然而提交申请表并不是结束。操作电子设备的下一步，仍然是要取出现金支付！完成漫长的线上流程后，职员会留下一张手写字条，客人凭字条走到对面的礼品店找人支付。这还不是结束；在最终入场前，还需要再排一次纵穿大厅的队列，找另一位职员将手写的纸条换成门票。对于顾客来说，与现金支付相比，这种移动互联网、现金和手写的多元化结合除了增加拥堵外，带来的唯一影响是多耗费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内罗毕国家博物馆有丰富的内容。肯尼亚的多数本地部落自殖民时代开始便奉行不合作态度，这种民族主义的萌芽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长成了大树，并在随后以茅茅起义的形式席卷英属东非。肯尼亚的民族主义传统很容易在博物馆中看出来，叙述反殖民和独立历史的展厅占据了二楼的大部分。肯尼亚人的骄傲一半来自独立的历程，另一半来自丰富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当马赛人的号角、武器和羽毛装扮和吉库尤人的猴皮大衣赫然挡在大厅中央时，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卡伦·布里克森讲述的故事绝非虚构。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是肯尼亚最宝贵的财富，这注定了肯尼亚的发展道路上必须时刻调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与保护原始生态之间的矛盾。这使得东非国家的现代化变成了命题作文。他们注定无法采取传统的重污染和快速粗放城市化的发展路径。与西非国家相比，他们还需要面临多得多的人口——在地广人稀丛林密布的西非几内亚湾沿岸，哪怕靠摘野生的香蕉椰子也不至于饿死，而这里不行。在这种束手束脚的状态下，我们尚未见到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甚至是解题思路。
内罗毕街道的视觉冲击力没有随着夜幕褪去和霓虹熄灭而减少。内罗毕街头善于运用高饱和度的亮色：蓝色、红色、粉色，巨幅海报和粗重的字体爆裂般侵入进明亮的色块中，让人的视觉神经永远没有冷却的机会。在市中心的老城区，十家以上长途客运公司挤在一起，装满货物的编织袋堆成一道道流动的墙壁。当地人将袋子扛在肩上，再运到称重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百五十年前扛着被绑着四肢的羊去集市的村民，以及一百年前将用相同的编织袋装载的面粉推上运往前线的卡车的被征召农民。有着奇异涂装的公交车东挤一挤西撞一撞，喇叭发出的尖锐鸣叫高高低低连成断续的曲调，像披着彩虹色毯子的大象尖叫着狂奔。市场里人多眼杂，总能听到不少于两人从不同方向同时打来的招呼，在寒暄后他们的下一句可能就是要不要买些东西。带路并促成交易也是这里的人的生活方式。当我想要一张电话卡时，街角处红色长袍的妇女很积极地将我带到了角落，随后一名青年递来一张已经被裁剪好的卡。一番讨价还价后，电话卡的提供者和带路人分别索取了500和100先令的报酬。
在博物馆脚下，一切都隐藏在紫红色和绿色的瀑布下，再没有熙攘的人群、货物和驴子车，广播公司、大学、警察局、由安保公司护卫的大院依次出现，而就在一桥之隔，赤脚的妇女守在超市门前乞求路过的人给她和孩子买一包面粉却被警卫拦下，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摆满了所有能在中国的超市期待的新鲜蔬菜水果零食日用品和洗护用品，洗手液和护肤品在日光灯下散发出令人迷幻的光，而它们的价格甚至比北京更高。内罗毕有许多家肯德基，但肯尼亚的含义显然不是“能吃肯德基的人的国度”，一顿普通的套餐的价格高达50 rmb。衣不蔽体的小男孩时刻准备出动到路人旁边索要施舍，瘸腿的老人拄着铁锹，站在路中间观看杂耍人的表演，不远处骑着山地车的孩子组成车队尖叫着飞驰而过。
03
2024年12月9日22点43分，在内罗毕的格子间。我时刻受着良心的折磨。当那个用一块红布罩住身体的满脸沟壑的女人拉住我叫我带她去超市里给她买一袋面粉时，我为什么要拒绝呢？一种对人的抗拒占据了我的头脑，我很害怕，没有时间去思考这意味着什么：现代社会将人与人的关系隐形化了，在城市中人们并非没有联系，但这种联系被隐没在了无处不在的公共服务中，城市化的国家的人患上了对活生生的人的选择性失明，并产生了恐惧。现代社会的人不再是人，他们变成了野兽。我在心中为自己辩解，那个女人如果买不起粮食，为什么不去更便宜的商店，而要来高档商圈守候呢？可是，她在村口、小商店或大超市前等待施舍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问题仅仅在于，有个吃不饱肚子的人站在我的面前，而我的手中恰恰不是空的，仅此而已。如果我怀疑她的话，不妨就这样办：答应给她买面粉或任何其他东西，但前提是让她带我去她家看看，讲讲她的故事。我决定了，如果还能有幸遇到她，就这么做。
内罗毕的物价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在高档超市里的工业制成品价格高于国内大城市水平，它们通常是从南非、印度和中国进口的。中国产品垄断了所有的家电、大部分的陶瓷和玻璃餐具和几乎全部的服装，而肯尼亚的工业品集中在食品饮料和日用品领域。自产与进口的价格对比十分震撼：它们在货架上比邻而居，而价格可以相差十倍。一盒肯尼亚自产的沐浴露只要125先令，而相邻的南非产品的价格足有1500。与埃塞俄比亚相比，肯尼亚的物产可谓丰富，超市里蔬菜货架形同彩虹，价格比北京略低。
与超市货相比，贫民区集市上的东西在东亚人的眼中十分便宜。在谷歌地图上，城市的西南侧被直截了当地标注为了“贫民窟”，但当我走上这片土地时，仅仅是觉得回到了在西非每日所见的普遍水平。这里的情况甚至比埃塞的贫民区还要好上一截：至少所有的房子都是四四方方的平房，全都有完好的屋顶，不会被当成废墟。它们连在一起时甚至有些壮观，在夕阳的映照下，锥形的屋顶接力般地被染红，站在桥上俯瞰贫民区时，如同置身火红的沙漠。这里的大地上行走的人不比市中心的集市少，他们沿着未铺装的土路向住房区行进，好似浩荡的行军。在浮于贫民区上方的桥上，站着休息的人为一半的边缘涂上了马赛克式的色彩，而另一半边缘则被紧挨着晾在围栏上的牛仔裤占据。它们和桥下红土地上密密麻麻铺着的回收来的服装连在一起，如同这里的住民为大地穿上的衣服。这些衣服的售价在100先令左右：只需花费5 rmb左右，就能得到一件看起来还不错的冲锋衣。摆摊的农人蹲在二手服装中间，等待路人用20先令换取他们摊位上的3根香蕉或5个番茄。他们全都明码标价，在硬纸板上用黑色记号笔着形如“3/20”的价签。哪怕挤满了人，也从不会觉得混乱。摊位贴在一起各有分界，人与人之间自然划出了一道边界，即使挤在一起，也各自停在自己的位置上，从无冲撞。这是千百年来的村社经济规定的秩序。傍晚时分，土路上的露天音响开始运作，流行音乐传遍山头，压过了所有人的叫卖声。在人流的汇集处，村民的脚步突然停下了，他们聚成一层又一层的圆形，越到中间就越是密集，在最深处十来个人紧贴着身子随着音乐扭动，舞蹈的波浪一圈圈传导出去，一直到贴在桥上打发时间的每个人的耳膜中。
当我打车来这里时，问了司机他认为在肯尼亚的生活是否容易。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容易得很！接着以骄傲的态度向我讲述自然环境有多漂亮。而我心不在焉，他拥有自己的汽车，可以靠接uber为生，生活比起街上的人当然相当容易得多。在桥边享受着音响放出的露天音乐的人，眼中也满是笑意，这时他们可能也会说，生活没有什么不好的。但这样就够了吗？在这里，有太多挨饿的人，干渴的人，他们时刻考验着我们的人性——不是良知，是人性。为什么中国人仿佛带着一种不应该给乞讨者钱的思想钢印？在充斥着失业、饥饿和绝对贫困的地区，面对绝对生活水平远低于自己的赤脚走在这苦难大地上的人，第一反应却是他们到底会不会是骗子、是否应该给不劳动的人钱，哪怕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参与劳动的机会。劳动教育的矫枉过正成了分隔我们与社会现实的墙，为我们虚构出了一个“参与劳动的人上人”阶层，让我们无法再认识自己本是亲得不能再亲的伙伴。他们是大地上的受难者，我们的祖辈、我们的老师、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自身，我们这些无产阶级的最真实的兄弟姐妹。我们不能与他们割离。
04
12月10日12时55分，在内罗毕郊外的肯德基里。如今，我对一座城市是否发达的评判标准变得十分简单：有没有水泥房，有没有超市，有没有肯德基。西非国家的首都在第一条评判线上挣扎，亚的斯亚贝巴通过了第二点，而内罗毕则借助不时出现的肯德基门店和以chiken inn为首的本土品牌店在各国首都中拔得头筹。尽管这里的肯德基相当贵，用大约50 rmb只能得到国内一半左右的分量，但它们的存在已经是一大进步。我刚刚从卡伦·布里克森的故居归来。这座历史遗迹位于城市西南角，比贫民窟距离市中心更远，在这片地区分步着国家公园、民俗村等诸多自然景观。这片远离城市的地域呈现出了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和贫民区的密集村庄不同的景观：房屋变得稀少，而道路两旁则愈发精致了。它呈现出一种温和感：有着油亮亮的树叶的阔叶林木节制地停在了刚好覆盖天空的三分之一，为并不晒人的阳光让出道路。大树是这片空间的国王，灌木栖息在它的膝下，自知其地位，长得方正而规则，形成一面延绵到远方的墙。在这面绿墙上方，开满粉色和紫色小花的树枝伸出来、垂下去，将自己的花捧给路人。在这里，可以短暂遗忘公交车上的涂鸦、十公里外的高楼和集市上的鼓点。如果想要在其他地方看到这种景观，只能去探访欧洲郊外的花园小径。
内罗毕人将载客的摩托车称为Boda。在这片人烟稀少的郊外，无论白天黑夜，Boda都以令人心惊的高速行驶。它唤起的风足以穿透一切，我明知自己坐在它的后座上，仍感觉身体的每一处都被高原的凉风包围，自己早已浮于半空。Boda除载客外也能送货：内罗毕有发达的外卖经济，在住宅门口、安保公司的徽章下，时常能见到穿着亮黄绿色制服的送餐人。在他们的远方，巨幅广告牌从大楼间隙透出，商场、学校、健身房人群熙攘。
在各东非国家中，肯尼亚的首都有相对较好的基础建设，和一个相对有作为、或愿意让外界相信他们有作为的政府。很显然，一个庸碌无为的政府不可能将首都建设为绝不输于欧美的花园城市。城市居民的日常支付正在被移动支付接管，转账主要通过移动运营商MPESA的业务进行。在多数公共场合都贴有“零腐败区域”的标语；尽管这些场所的工作人员仍然会试图为他们的领路服务收取报酬，但这种索取不得不在无人看到的死角偷偷进行。这是一种良好的开端。在贫民区里，刷成蓝色的小学格外醒目，它是整个村庄最整洁的房子。在这里的小学生不需要像在科托努那样坐在没有电灯的街边棚屋里，以坑坑洼洼的石膏板作为桌子；他们的学校与我们的一样坐落在楼房中。然而这些成就越是引人注目，同时存在的贫困也就越是凸显。一旦我们赞叹于内罗毕的美丽，路边为吃一顿饱饭而乞求施舍的人就会变得愈发让人担忧。
18时43分，在大巴车站的候车室。这里不存在售票或购车“大厅”，因为的室内是如此之小。在两个车道的街道旁，挤着超过50家的运输公司，路上几乎无法行车，因为所有的车前后都被行人、背着大件编织袋的人、推着铁皮车的人、拿着鞋子推销的人、吆喝叫喊的人占满了。就连人也几乎无法行走，与旁人相撞就像小盒子里爆米花之间的碰撞一样自然。这家运输公司的售票处早已堆满了编织袋，一位老人拍拍我的肩，告诉我容纳人的空间在二楼。
在下午的公园里，我被三位肯尼亚女人捉住了。其中一位穿着露肚脐的鲜红色摇粒绒上衣，另外两位穿着运动装和牛仔裤，先是希望与我合影，随后又问能不能跟我一起走。她们是tiktok的重度用户，每走到一处，就会轮番上前与我合影并拍摄跳舞的视频，这种排列组合式的拍摄持续了一下午。Uhuru公园遍布大片的草坪，小湖泊是阳光坠落在草地的凹陷处凝聚成的糖块。张开大嘴的鳄鱼雕塑仿佛试图捕捉任何路过的人，我就是在这里被她们捉住的。她们都是本地人，对中国一无所知，见到中国人很是高兴，直呼这是一场幸运的奇遇。正是她们将我带到了车站。
尽管这里集中了几乎最拥挤的人流和最繁忙的贸易，在她们口中这片地区并不属于市中心。她们把这里叫做downtown：东西便宜，人流拥挤，人们在受苦。她们承认市中心享受着着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而在一街之隔的downtown地区，人们却在suffering。一个小男孩拉住她们的衣角，我给了他一块面包。她们说，downtown的人时常来到发达街区，寻求经济相对体面的人的帮助。但她们也并不总是支持我给路人以食物。当一位成年男子走来说他很饿时，她们伸出胳膊将我护住，拉我离开了。她们说，这里人太多，一定要看好物品，绝不要把手机露出来。为了躲避过于拥挤的人群，她们带我绕了五个左右的街区，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像蜂蜜里的气泡，每一步都很艰难。带着涂鸦的亮黄色公交车上装着足足两排牛耳形状的铃铛，与我一样寸步难行，车内ktv的音乐仍然在尖叫。这里是灼热的锅，煮着冒泡的蜂蜜水。她们和我并不顺路，送我到达没有收一分钱。这天晚上，我将乘坐14小时的大巴车前往乌干达，一个中位数年龄只有15.8岁的国家。
在肯尼亚蹲监狱
2024年12月13日，在乌干达-肯尼亚边境的乌干达一侧。我终于到达了乌干达，在此之前的两个晚上是在肯尼亚的监狱里度过的。
肯尼亚边境小镇Busia的警察局与内罗毕没有什么两样，一旦走进这里就会忘记这是在城市之中。黄色的矮墙围成方方正正的一个大院，院内是裸露的红土和连续的平房。这些房子的外墙也是黄色的，有的在底部涂着深蓝色的色带，酷似小学时走廊里绿裙子的白墙。所有的房子都是铁皮顶的，用来关犯人的监禁室有着用与屋顶同样的波纹铁皮做的门。这些门被涂成了深绿色，用掉色的白漆写着“食物饮料塑料制品不得入内”，像是把寿命已尽的铁桶砸平贴在了墙上。它的内部，是褐泥的地面和涂着白漆的墙，没有床，地上坑坑洼洼的，坐在上面像是坐在了石子上，并且立刻会把衣服染成红色。八个人分享着几条旧衣服当垫子，只足够勉强当枕头。房间大概20平米，在角落对着十来个饮料瓶，这明显违背了“塑料制品不得入内”的告示。塑料瓶旁边是一道矮墙，另一侧用作厕所，一个坑位架在黑洞洞的水洼中间。
我只好安慰自己，屠格涅夫时代的俄国贵族出门游猎，不就是在牲口棚过夜的吗？现在，我们有八个肯尼亚贵族了。
我被送到这里的根源是从埃塞俄比亚入境时的开放边境。在那里只能见到自由进出的人群，找不到边检站的影子。我特意去询问了岗哨里的警察，他们几乎没有问什么就为我放行了；之后在路上遇到的检查站里的警察对我的材料也没有什么意见。而当来到Busia的出境口时，边检官几乎是立刻将我带到了办公室。一个身着白色制服、身形酷似企鹅蛋的官员听完我的解释，又用手机拍了我的护照，对我说，由于没有入境章，你被逮捕了；明天是假期，我们会关你两天，然后带你去法庭。
被捕后的第一站是海关里一间只有一张床的小房间。企鹅蛋叫我带着所有物品进去，随后上了锁，从此我与外界的沟通方式只剩下了敲窗玻璃。他说，你可以现在给我钱，或者上法庭；我说，我会遵守法律。他说，好吧，那你等着；我说，我会在这里等着，但你需要帮我联系大使馆；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力。那我会自己联系，我说；这随你的便，他说，接着是钥匙转动声。
边境的手机信号是个问题。在肯尼亚花了100先令找人带路去地摊买的电话卡没几天就欠费了，我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联通电话卡不断在无信号和2g之间切换的网络。首先是给身边人发了消息，然后是驻肯尼亚大使馆，在尝试几次后发现国家代码里的加号绝不能用00代替。大使馆提供了几位律师的号码，但都打不通。大使馆希望和企鹅蛋沟通，我敲了半天窗户，终于把他吸引了过来，可他一听是大使馆来电，显然被激怒了。他说他跟大使馆没有什么好说的，联系大使馆的是我而不是他；我说根据国际法我有权获得大使馆的协助。他说，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已经给过选择了，是给钱还是去法院，你说你打算守法，那就走着瞧。门被他砸上了。
很好，就让我们走着瞧。我向airbnb上肯尼亚和乌干达两边的房东发了消息，并告诉乌干达一侧我可能无法入住了。这里有一张床，没有插座，电灯不亮，如果就在这里待上两天勉强能够存活。两边的房东一致表示这种事情常有，他们本人也遇到过多次，就是海关官员想收取贿赂，建议给钱了事。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泪水流了下来：我在肯尼亚已经见到了太多饥饿的人，他们会为了一块面包低声下气穷追不舍，会为了几百先令的微薄生活费向别人哀求，那些孩子是那么瘦弱。相比之下，这些人来钱太容易了，只需要对像我这样的旅客恐吓几句就能得到几百美元，天下怎么能有这种事？我不会顺从他们。
大约2小时后，门开了。
此时的企鹅蛋已经换了一副模样。他脱下了制服，语气也没有之前凌厉。大概表现得凶神恶煞是对体力的消耗，一旦发现这样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好处，他们就放弃了这种策略。一个穿黑白碎花裙的女人接替了我的案件。这位名叫朱迪斯的警察局长看起来足有两百斤重，剃着光头，如果有人将五十件旧衣服塞进框里，就会发现那种鼓鼓囊囊又意欲垂落的态势恰似她的身形。她倒是轻声细语，逐一问我每一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写了三页纸的笔录。企鹅蛋坐在一旁不住地抱怨。朱迪斯解释说，这种情况属于非法居留，本来海关收一笔钱就能解决，现在我联系了大使馆，那事情就必须公事公办了。按照她的原话，如果大使馆知道了此事，前来过问，他们这边又没有下文，随便把人放跑了，这不显得他们腐败嘛！出于这种原因，特此决定，将我移送警察局；由于适逢假期，先关押两天，然后送法庭受审。
大约半小时后，朱迪斯为我颁发了牲口棚里的贵族奖章。
要进入肯尼亚的牢房，不需要更换衣物，但要将个人物品放在外面登记保存，并脱下一只鞋，仅仅一只。等我进去之后，老道的贵族告诉我，带进去的鞋子可以用来做枕头。朱迪斯说，为了安全起见，我的包就放在她的办公室，我只需将少量零钱、药物和手机进行登记。为此我很怀疑了一番她在办公室里偷偷取用我包里物品的可能，特意将美元现金分散藏好。至于食品，在入狱时不能带入，但需要时可以随时叫狱警来取。如果想买东西，就给狱警些零钱请他们代购。
当我走进牢房时，有四个人躺在进门一面的墙边，三个人靠在门对面一侧，其中两个人身下有一张毯子。他们都光着脚。一个壮汉发问，你也是因为旅行档案问题进来的？巧了，这件牢房里都是！把这里当成自家，他说。这我可太熟悉了，确实来到这里就跟回家一样，我想。
他们听完我的经历，都表示应该给那些官员点钱。我说这样不公平，我宁愿给吃不饱饭的孩子，也不要给那些贪官，所以我才说我会遵守法律。可是这里的法律就是为了让他们能捞钱，他们回答。
牢房的墙壁并不光秃。墙上的漆很软，用指甲一碰就能留下划痕，这使得墙壁成了天然的书写材料。可惜上面的文字大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唯独一句Never give up格外醒目。一个披着红黑格子斗篷的瘦高青年告诉我，这上面大部分都是人的名字。我注意到有一处写着ODAYA，问他这也是人名？是的，他说。这个词在日语里是安稳的意思，我说。那很好，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他回答。
这个青年的名字叫麦香（音)，来自刚果金。在第一次见到时，他对我说“se se”，问我在汉语里是什么意思；我想了想，知道他想说的是谢谢。这里的许多人都有语言天赋。麦香说，他的名字是斯瓦西里语里的“生命”，并问我汉语里怎么说这个词。在我示范一遍后，包含他在内有三个人都立刻学会了完美的发音。
麦香在刚果金长大，后来来肯尼亚工作，今年27岁，因为丢失护照被捕，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关于他的工作，他说，他在肯尼亚当法语老师，但与此同时他什么都不是（nothing）。我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肯尼亚的学校办学不稳定，待遇养活不了自己，他必须同时做各种杂工。他做过买卖，当过售票员。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回答说是个科研工作者。他很羡慕，说我必有天分，感叹道你们中国人都很聪明；我回答说，我没什么天分；如果非洲也有良好的教育条件，非洲人也将人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对他很受用，他说他受到过许多歧视，我这样说让他很高兴。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因为非洲还在被殖民主义控制，他说。
麦香对社会主义有朴素的兴趣和好感，但对国际共运的历史一无所知。他说，他最喜欢的国家是中国，因为中国占据了当地70％的贸易份额和大部分建设项目，同时这些项目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相比之下，他痛恨法国人，斥责法国人都很自私，提供的援助只是为了控制非洲经济；英国人相对好一些，所以加纳、肯尼亚、南非的经济都不错。第二喜欢的国家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地大物博，占地面积世界第一。当我告诉他非洲有两个俄罗斯这么大时，他又惊又喜，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问我台湾为什么不是一个国家、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对于我的回答听得津津有味。
麦香很照顾我。我感到他时常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因为当我坐在墙边时他总会过来跟我说别紧张。照顾我的不只有他一个。每天早中晚，狱警会送来牢饭：早餐是两片面包和一杯装在牙杯里的热饮，有黑白两种，都是酸甜味的。我问这是茶吗，旁边的人表示他们也不知道，但为了生存，总得喝。午餐和晚餐都是肯尼亚的特色食物ugali。这是一种玉米面做的面团，配上白菜或甘蓝炒出来的配菜。每次送来食物，所有人都会叫我先挑，还总有几个人说自己吃饱了，让我把他们的份也吃掉。在牢里的第二天，有两个人在本地的家属送来了烤肉，他们的第一件事便是叫我尝尝。麦香从外面得到了一份牛肉ugali，迫不及待地划出一半给我。我不忍心吃他们的东西，便推说牛肉太硬，结果麦香将牛肉一一捡了出来，将剩下的番茄菜汤塞给了我，叫我留作晚餐的配菜。
在牢里时，还发生了一件怪事。在我刚进去没多久，牢门外传来一阵喧嚣，接着门被打开，一个穿着北大附中校服的高个子和持枪狱警扭打着被推了进来。他显然受了什么委屈，一边用斯瓦西里语高喊着什么，一边捶胸顿足，在地上爬来爬去。这个时候，不知是谁发起了信号，牢里三五个人突然围上去，用拖鞋猛抽这个高个子，声音震天，让我仿佛觉得如果自己挨一下立刻就会血流满脸。这个高个子起初还在号角，但很快就陷入了木讷，两行泪水流了下来，跪在地上，不住地垂着地面。他像一只老去的牛。打人的几个人一边退下，一边轻轻对我说对不起。
一天之后，麦香跟我谈起，我才知道他们打人其实是为了我。他说，这个人精神有点问题，很容易引发冲突；他和狱警扭打时，他们很担心是否会使得冲突扩大化。后来又见到他向我爬过来，担心会伤到我，所以才几个人合力打他让他恢复冷静。
仅仅因为是外国人，就时刻受到这些最淳朴的人的优待，这让我内心绞痛。
在第一天时，我觉得第一天的晚上应该是最难熬的，之后就会习惯。这里的晚上会点一盏半亮不亮的灯，不能让人看清任何东西，但可以起到提示时间的作用：灯亮起，差不多就是晚上七点；灯熄灭，差不多就是早上六点。虽然灯没什么大用，但会吸引蚊子。太阳一落，灯亮起时，整座城市的蚊子都会在灯光的指引下前来朝圣，然后一头撞进这座充满衣不蔽体的人的天堂。朱迪斯说她会给我拿一件长袖衣服，但她到最后也没有信守诺言，而麦香则匀了一件衣服给我做袖套。第一天的早上，狱警会送来六桶水，大家合力将水装进大铁桶里，再用塑料瓶接一些以供饮用。接着，在这一屋子肯尼亚贵族中会选出一位长老，攥着一把树枝将地上的灰尘和垃圾扫到门缝外，然后用旧衣服蘸水和洗洁精拖一遍地。我再也不会用牲口棚子形容这里了。在这种简陋的环境里，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得像动物一样。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又开始觉得这一天才是最难熬的。下午，朱迪斯叫我去录指纹，并跟我介绍了法庭的情况。她说，非法居留是重罪，会被课以高昂的罚款，同时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不论判不判刑，最后都会被驱逐出境。出警时警察会进行押送，只能回中国，这意味着后续的旅途也都泡汤了。但是由于你是无心之过，她可以向法官求情，请法官让法律“转个弯”，这样就可以减轻处罚。我当然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不见边际的贪腐同盟中，整个链条没有一环不是在以要钱为目的。我太累了，同意她帮我求情，成为了这场贪腐活动的一员。当我回到牢房时，房间里一下变成了16个人。8个人和16个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一晚上我甚至伸不直腿，空气里尽是潮湿的臭气。又过了十二小时，终于熬到了法庭。
这里的法庭无非是走个形式，我想一切判决早已注定。中午十二点，共计十个犯人被送到同一个法庭里，紧贴着挤在被告席。庭里有五排木桌，坐着警察和原被告的亲友。原告席在大多数时间是空的。法官是个相貌和朱迪斯差不了多少的女人，像一滴硕大的脂肪，戴着眼镜，懒洋洋地斜靠在椅子上。她后方的墙壁上挂着一枚与房间相比小得不协调的国徽，像大象脖子上的铃铛。有一个翻译官，负责将英语翻译成斯瓦西里语，他喊哪位被告，被告就从人群中起立，听他宣读一遍案情经过，可以有申辩的机会，但没有一个人有律师。被告们大都没有申辩，听完案情后回答确认，法官立刻宣读判决，整个过程只需要五分钟。到了我时，法官以确认信息真实性为由宣布休庭，这时本地人纷纷散去。法官再次上场后，听完我对自己的申辩，立刻做出了判决：罚款400美元以代替6个月有期徒刑，同时，鉴于我持有有效签证，缴纳完罚款就可以在肯尼亚境内自由活动，直到90天后签证过期为止。
事情没有结束。朱迪斯等在下面，兴奋地对我说，法官在她的请求下轻判了，所以法官在罚款之外，还要我再给她400 usd。我心中一惊，但立刻就发现，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陷阱的一部分。我的几乎所有物品都在由朱迪斯在办公室里保管；法官拿着我的护照，在收到钱之前不会撒手；法庭没有录音录像，只有三两个人见证，判决结果也没有送到我的手上，如果法官愿意，她很可能随时可以更改判决结果，然后把我再送到16个人的牢房里。我已经无计可施了。当我选择拒绝海关的索贿时，就进入了一张更大的网里。在这个系统中，不存在正义，只有数不清的张开的大嘴。越是向更高一级、向更多人寻求公正，就会被越多的手缠住，个个都要分一杯羹。这时的朱迪斯，已经不再避讳让其他警员知道此事了，她的身边就有一位警员协助她分赃。当我在她的押送下从atm取来一沓沓的钱后，她和其他警员将钱堆码放在桌子上，品鉴着普通当地人个把月也难以挣得的战利品。
临分别时，朱迪斯对我说，当你到达乌干达时，天应该就黑了，你要当心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