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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一词其实非常复古，在现代计算机发明之前，它指的是一种职业——「人肉计算机」，二战期间，人们可以将一些弹道计算等战争问题，拆解为简单的四则运算，通过密集劳动和分工合作得出结果。这种人工计算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诺曼底登陆前，盟军需要估算海滩地雷数量以制定轰炸策略。数学家内曼将此视为几何概率问题，需要大量计算才能得出结论。
从 Kilo Girl 到 GPU：人类算力的前世今生
后来问世的计算机之所以令人惊叹，正是因为它能通过不断提升基础数学运算能力（算力）来显著增强解决复杂和抽象问题的能力。而且这种进步是可预测及可量化的，通过增加处理器核心、提高时钟速度或优化算法可直接提升性能。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 scaling law 被奉为大模型训练的金科玉律，以及英伟达股价的上涨。
相比之下，人类能力的提升则复杂得多。人类的直觉、决策能力和创造力等核心智能特征难以通过简单的物理或机械方式快速提高，因为人类能力涉及多方面因素交互，它们的发展往往是渐进的，并难以精确量化。
当我们「看」时，不会被眼前的色彩、形状等物理细节所淹没，我们可以从这些光线上整合我们的记忆、知识、情感来帮助理解，从而将视觉输入转化为可用语言描述的离散概念，将复杂现实简化为我们可以一望便知、在瞬间做出反应的世界，这一过程远超当前最高维度的算力。——李飞飞
到了 1944 年，人工计算（computer）开始和「girl」绑定。宾夕法尼亚大学雇用了「女孩计算员」，现代计算机的奠基人之一乔治·斯蒂比茨（George Stibitz）甚至以「girl-years」来衡量计算项目的工作量。那个时候的计算衡量单位不是GPU，而是 kilo girl-hour。它代表 1000 名女孩1小时的计算能力。
物理单位通常中立且非人格化，如能量单位 kwh 或速度单位 mph，其结构多为数量+衡量标准+时间。而 kilogirl-hour 中的「girl」为这个算力单位引入了身份标签，将「计算能力」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以「千女孩/小时」为单位的实体，使之成为可测量、可操作的对象。它不仅暗示计算工作可如物品般量化和交换，还与特定劳动力群体（年轻女性）绑定。
软件开发也有类似概念，如 man month（人月），但与 kilo girl-hour 不同的是：「man」在此泛指人力，而非特指男性，而且这个概念本身也受到了批评。佛瑞德·布鲁克斯（Fred Brooks）在《人月神话》中指出：「人月是个危险且易被误解的概念，因为它错误地假设人力和时间可以简单互换。」
布鲁克斯是 IBM System/360 的主要设计者，IBM 360 是第一个旨在同时覆盖商业和科学应用的计算机系列，作为计算机历史上的里程碑，它宣告了人工计算时代的落幕。布鲁克斯所著的《人月神话》可以说是软件工程的「圣经」。
而这里之所以强调「girl」，倒不是当时社会对她们付出的特别嘉奖，而是当时男性大多去了前线，且她们的薪水远低于受过相似训练的男性。机械计算先驱科姆里（L. J. Comrie）在一篇题为《女孩的职业》的文章中写道：「女孩们在毕业前的一年（或她们中的许多人）可以被培养成熟练的科学计算员，并在进入婚姻生活后成为精通家务账目的专家。」
事实真如此么？即使在美国大萧条时期（1929-1933），计算也并非女性专属。实际上，这份工作主要是为那些缺乏财务或社会地位，无法从事科学职业的人提供的机会。女性可能是计算员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但她们并不孤单，还包括非洲裔美国人、犹太人、爱尔兰人、残疾人和仅仅是贫困的人。
大萧条与计算表项目：贫困下的科学家出路
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 像牛顿这样的天才早在四十岁就过了创造的巅峰。——数学家 G.H. 哈代
1929 年爆发的华尔街股市崩盘（即大萧条）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到 1933 年，美国失业率达到了 25%，约 1300 万人失业。为应对大萧条，罗斯福总统推行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统称为「新政」。WPA（公共事业振兴署）是其中一项重要计划。
WPA 也为许多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比如「马背图书馆」。
WPA 也包括一些高技术含量项目，如计算表项目小组（Mathematical Tables Project）。现在看来，这可以说是计算机发明之前最大、最复杂的计算组织之一。该项目于 1938 年在美国启动，雇用了 450 名失业文员来计算数学函数值，如指数函数、对数和三角函数等。
该小组由一群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领导，当时的数学带头人是格特鲁德·布兰奇（Gertrude Blanch）。
布兰奇出生于波兰一个犹太家庭，1907 年举家移民到美国布鲁克林。虽然她在公立学校成绩优异，但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困难迫使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梦想。她转而在曼哈顿一家帽子公司工作，并在那里自学数学。布兰奇收集了许多加法机厂商送的商业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介绍了各种会计计算方法，如资金成本和库存折旧等，还讲解了如何简化计算、核对数值和复用结果。
布兰奇工作 15 年间，眼看同龄男性参军，受教育女性重新获得发展机会，但她因家庭责任无法追求梦想。1927 年母亲去世后，36 岁的布兰奇终于能够重新规划人生。她毅然决定在纽约大学攻读全日制课程。最终，她以数学和物理双学位毕业，并获得了 Phi Beta Kappa 的优等生称号。
Phi Beta Kappa（ΦΒΚ）成立于 1776 年，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学术荣誉协会，其希腊语名称意为「哲学是生活的向导」。该协会旨在表彰在自由艺术与科学领域表现卓越的学生。
布兰奇想继续深造，但她知道这是一场冒险。因为当时美国女性数学家不足百人，多数只能担任边缘工作，而她的年龄和种族背景更是不利因素。36 岁的她比普通研究生大了整整 10 岁。
然而，在她 40 岁生日时，她的科学事业才刚刚起步。
名改身变：机缘交织下的学术突围
她身上的裙子，就像洗手间水槽里洗好，一夜就能干的那种，她看起来有些累，而且每当天气转冷，她就不来上课了。——洛万
不过在她读研究生之前，她要先做一件事——改名。
旧：Gittel Kaimowitz ==> 新：Gertrude Blanch
布兰奇原先的英文名是 Gittel Kaimowitz，她并不是波伏娃定义下的女权主义者，后来在生活中她也会否认自己受到性别歧视，但名字确实给她带来了一些麻烦。20 世纪初期，大量东欧犹太移民来到美国。他们的名字常常因发音困难或带有明显的族裔特征而被改变或简化。
布兰奇的新名字是 Gertrude Blanch，原先的 Gittel，源自犹太意第绪语，是「好」「善良」的昵称形式。Kaimowitz同样也带着犹太特征。
布兰奇新名字 Gertrude，词源可以追溯到古德语，意为「力量之矛」（ger = 矛，trut = 力量），虽然和 Gittel 都是双音节词，但 Gertrude 的音素组合在英语中更为常见，不像 Gittel 那样少见，在英语中也更不好读。
而布兰奇的新姓氏 Blanch，来源于她的母亲 Dora Blanch，源自古法语「blanc」，意为「白色」「纯洁」，由 5 个音素组成，以英语中常见的辅音丛「nch」结尾，也更好读。
新的名字给了布兰奇简洁的发音，隐去了犹太特征，这些更符合美国文化中的语言习惯，这对于她在学术界的交流和传播也更加有利。而且也加强了她与母亲之间的联系。要知道，在当时，选择母亲姓氏也相对罕见。
尽管解决了名字问题，但还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身份特征困扰着她。顶尖学府如普林斯顿不收女生，哈佛只通过拉德克利夫学院招女性，就连较为开放的芝加哥大学也偏向男生。最终，她选择了康奈尔大学。尽管得到导师斯奈德的支持，她仍面临经济困难，靠奖学金和向农学院赊账买食物才完成学业。
1936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布兰奇在亨特女子学院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她多次申请康奈尔大学教职，但均未果。无奈之下，她只得在《纽约时报》上寻找工作。她应聘了一家相机公司的办公室经理职位，故意隐瞒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后来她接到面试通知，在曼哈顿中城的一间办公室，地上铺着地毯，装饰精美，设施齐全。面试官对她的良好英语印象深刻，最终录用了她。
由于这份工作对数学技能没有任何要求，她决定在布鲁克林学院选修一门课程，她感觉洛万（Arnold Lowan）的课程会最有趣，尽管她回忆道：「课程非常基础。」
如果说布兰奇是后来计算表项目的 CTO，洛万则是 CEO，洛万曾在耶希瓦大学和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数学和物理，曾担任过爱因斯坦的助理。WPA 经过长时间物色，决定让洛万成为计算表项目的整体负责人。
洛万当时也在物色优秀的数学人才，当时他正在教授一门关于相对论的课程，他观察到教室后排坐着一个女学生，她身上的裙子，就像洗手间水槽里洗好，一夜就能干的那种，她看起来有些累，而且每当天气转冷，她就不来上课了。
起初，洛万对她没有太多关注，但在批改作业时，他惊讶地发现她具备专业级的数学推理能力：可以识别所有假设，逐步分析每个步骤，并清晰呈现解决方案。
她还经常使用一些课堂上没有介绍的数学概念，洛万怀疑有人帮她做题。一次偶然的公交相遇，洛万坐她旁边，起初她不愿意说，经过一番劝说，她决定讲出她的故事。
「我叫布兰奇。」
算无遗策，差分验真：计算流水线的纠错艺术
黑加黑是黑。
红加红是红。
黑加红或红加黑，请将工作表交给第 2 组。
随着布兰奇加入，计算表项目开始走上正轨。1938 年，他们接到了第一个任务：计算从 1 到 1000 整数的前 10 次幂，不涉及复杂函数。
布兰奇在办公室打造了「计算大厅」的概念，将计算员分组：
- 第 1 组（人最多）负责加法。
- 第 2 组负责减法。
- 第 3 组负责乘法。
- 第 4 组（精英小组）负责除法。
当时很少有人完成高中学业，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处理负数。布兰奇设计了一个方案，用黑色笔记录正数，用红色笔记录负数。墙上的海报提醒计算员如何处理不同颜色的数字。
黑加黑是黑。
红加红是红。
黑加红或红加黑，请将工作表交给第 2 组。
整个团队共用一张 100 行的表格纸进行计算。表格在四个组之间流转，可能多次经过每个部门。比如一张表可能从加法组开始，然后移到乘法组。表格最后一列的预设值用于快速识别基本计算错误。
布兰奇深知一个计算错误可能会永久损害团队声誉，影响她们在科学界的地位，尤其是在当时，很多项目主管认为计算表项目只是在浪费公款。她需要完备的监督纠错机制，她设立特别小组和检查小组，特别小组负责测试方法和初始值的计算，检查小组负责最终结果的校对。
一些计算员了解到表格结构后，会在最后一列填入预设的正确值。然后在其余空白处填入看似合适的任意数值。但很容易就被布兰奇的差分验算技术发现，于是被解雇了。
差分法并非布兰奇首创，但在她手中被发扬光大，她逆向查尔斯·巴贝奇差分机的基本方法，即通过计算相邻数值之间的差值来验算结果对错。
查尔斯·巴贝奇的差分机是为了计算多项式函数值而设计的。许多函数可以通过有限差分法简化为一系列常数项的重复加法，方便求解函数值。
布兰奇的差分技术通过计算表格相邻数值之间的差值来验算对错，基本原理是：
- 从原始值开始（自然数的立方）
- 计算第一差分（相邻原始值的差）
- 计算第二差分（相邻第一差分的差）
- 计算第三差分（相邻第二差分的差）
下图清晰地显示了差分过程如何逐步进行（1 到 5 的立方计算），最终得到恒定值（在这个例子中是 6）。这个恒定值的出现说明原始数据是正确的。如果在差分过程中出现了不符合预期的值，那就可能意味着原始数据存在错误。
在一个立方表中，原始值分别是 1、2、3、4、5，对应立方值为 1、8、27、64 和 125。
第一差分则是 8-1、27-8、64-27 和 125-64，即7、19、37 和 61。
重复这个过程，计算第二差分，我们得到 19-7、37-19 和 61-37，即 12、18 和 24。
在第三差分中，我们得到18-12和24-18，即数字 6 和 6。如果这些第三次差分中有一个不是6，那么表格中的一个原始值就有错误。
这种方法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利用了数学函数的内在性质来验证复杂的计算结果，因为数学中的大部分函数，算到第六、七差分时，一定会产生一列恒定数字，任何显著的变化都表明计算中存在错误，而无需重新进行全部计算。这在当时的大规模手工计算项目中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错误检测方法。
1938 年 4 月初，布兰奇团队完成了幂表制作。（计算从 1 到 1000 的整数的前 10 个幂。）
运算定乾坤，推演勘罪责：从战争动员到政治清算
一大群年轻女孩被征召到战争工作中，使用手动机器进行计算。——数学家奥尔加·陶斯基
1943 年冬，标志着人工计算时代的顶点，各参战国意识到组织计算的重要性。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都成立了计算小组。
政府逐渐意识到，战时阶段「人算力」的珍贵性，开始动员大量女性进入计算领域。计算小组向美国数学学会和美国大学女性协会发送通告，并告知大学教职工，请教授们自愿推荐他们的女儿或女儿的朋友进入计算领域。
为加强女性进入该领域的便利性，布兰奇设计了对应的数学课程，供学生午餐时学习:
- 初级:初等算术
- 中级:高中代数、三角学、大学微积分
- 高级:矩阵计算、差分理论、特殊函数
学校教师们将这些视为正式课程，要求学生参加，并按规定时间完成做适量「家庭作业」。
诺曼底登陆
1944 年 6 月 6 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这一天被称为「D 日」（D-Day），是「霸王行动」（Operation Overlord）的开始，盟军逐步推进解放法国和欧洲其他被纳粹占领的地区。该行动被认为是二战中最关键的转折点之一。
起因是一次轰炸任务，一架飞机在返回英吉利海峡之前，在诺曼底海滩投下炸弹来减轻负荷。机组人员报告说，他们在该地区「引发了一系列奇怪的爆炸」，表明海滩很可能布满了地雷。
这个消息本不会引起特别关注，但诺曼底正是计划中的 D 日登陆地点。策划者计划用轰炸引爆它们，飞机将向海滩投放高爆炸药，并依靠冲击波引爆地雷。为了准备这一行动，策划者请求制作估算一支飞机中队能够清除多少地雷的表格。
1943 年秋，统计学家杰齐·内曼负责该计算项目。他使用「列车轰炸」的模型来估算需要多少炸弹清除地雷，但计算任务量远超预期，最终耗费了原计划 23 倍的工作量。内曼的计算方案由计算表团队完成，耗时三周，最终报告于 1943 年 12 月提交。
布兰奇和洛万交付计算结果的时候，他们对这些数字该如何使用也非常模糊。最终，尽管团队投入巨大努力，这些计算结果并未在实际登陆中使用，在更仔细地勘察了海滩后，策划者们认为，登陆并未遇到任何地雷阻碍，原定清除地雷的轰炸机转而攻击炮兵阵地。相关数据被归档，未被采纳。
曼哈顿计划
曼哈顿计划是美国二战期间的秘密原子弹研制项目。1942 年启动，由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1945 年成功试爆并在日本长崎投放，促使二战结束。
1944 年冬季，洛万在参加一次研讨会上，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其中包括理查德·费曼。他们正在准备为洛斯阿拉莫斯的曼哈顿计划建立一个计算实验室。
费曼当时是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名初级研究员，他正在组织人工计算小组，也被称为「T5 小组」，参照布兰奇的计算大厅模式，费曼也将团队分为具体任务，如加法、平方根和除法，然后将每项任务分配给特定的计算员。
当时，费曼还组织了一场比赛，目的是对比人类计算员和 IBM 穿孔卡片机器的速度。他将两组人分别分配给钚弹「胖子」（1945 年 8 月 9 日投放在日本长崎市的钚原子弹）的计算任务。前两天里，人类计算员的速度能够跟上机器。然而，到了第三天，机器操作的优势开始显现。机器不知疲倦，保持稳定的速度，而人类计算员逐渐疲劳，无法维持最初的快节奏。这场比赛常被比作龟兔赛跑，预示了机器最终会胜出。
然而，随着二战进入最后一年，人类计算员仍在某些方面表现优于机械计算设备，尤其在核对大型计算结果时。
现在我成了死神，诸世界的毁灭者。——奥本海默，引自《薄伽梵歌》
1945 年 8 月，美国对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二战结束。
战争落幕，「奥本海默」们遭清算
如果她是共产主义者，那么她就是一个最喜爱西方音乐、戏剧等艺术、渴望拥有自己家庭的共产主义者。她最「激进」的想法是女性可以成为数学家，可以在家庭之外工作，可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和平短暂，1947 年冷战爆发，美苏对立升级，核武器成为全球焦点。1949 年 8 月，苏联成功进行「第一闪电」核试验，打破美国核垄断，加剧美国对核机密泄露的担忧。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 年秋季，共和党人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叛国。1950 年 2 月 9 日，麦卡锡声称掌握 205 名国务院共产党员名单，揭开「麦卡锡主义」序幕。同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宣布美军介入，加剧冷战对抗。
在此背景下，许多战争功臣遭清算，除了诺兰电影中的奥本海默，还有布兰奇。美国商务部忠诚委员会对布兰奇进行调查，指控她：
- 购买党报：FBI 线人称 1930 年代末见布兰奇购买《每日工人报》。
- 标记身份：同期，WPA 纽约办公室将她标为「红色分子」。
- 住宿安排：曾与共产党员姐姐及姐夫同住一处。
- 政党关联：1930 年代登记为 FBI 称「共产党控制」的民主劳工党成员。
- 政治活动：为自称共产党人的候选人签署请愿书。
布兰奇在辩护时体现出了数学家的风采，她承认与姐姐关系亲密但政见不同，否认经常阅读《每日工人报》。布兰奇的演讲得到了邻居和同事的支持，尽管有人认为她有一些自由主义倾向，但没有人质疑她对美国的承诺。
布兰奇内心足够了解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革命者，如果她是共产主义者，那么她就是一个最喜爱西方音乐、戏剧等艺术、渴望拥有自己家庭的共产主义者。她最「激进」的想法是女性可以成为数学家，可以在家庭之外工作，可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最终，委员会认定她的忠诚无可质疑，允许她回到工作岗位。
后来，FBI也有对布兰奇做过进一步的指控，但现在看来有点荒谬，比如他们认为「布兰奇至今未婚或没结过婚」有点奇怪。此时，1950 年代初的政治斗争开始逐渐减弱，华盛顿的FBI拒绝了这一指控：
调查这个，可能会让我们更尴尬，而且还收集不到什么价值信息。
他们正式关闭了布兰奇的档案，并授予布兰奇她工作所需的全部安全许可。她搬到了代顿，成为实验室数学研究的负责人。
至于计算表项目，早在 1949 年 9 月 30 日就已经关闭了。项目的终结源于现代计算机奠基人冯·诺依曼的影响。尽管洛万曾多次请求冯·诺依曼为项目争取延续，但冯·诺依曼在给项目负责官员的信中表示：「虽然我对该项目极为钦佩，他们的工作优秀且有价值，但随着自动设备的普及，这类团体将不可避免地被淘汰。」
无姓与有性之人：如何打破「Kilo Girl」的历史局限
了解完布兰奇的一生，再次审视「kilo girl」这个词，我们的感受可能与文章开头大不相同。
「Kilo」代表的是 1000 名「无姓之人」。集合性数词抹去了任何个体特征，否定了每个人的独特性和潜力。「Girl」成为她们唯一的身份标签；同时，她们「有性之人」这个与生俱来的特征被固化。
语言和历史都有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对当时的用词过于求全责备，但我们或许可以去寻找一个更合适的词来形容她们，比如「计算士」。
「士」在战国时期，指的是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官员，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将「士」解释为「事」也，表示士人是能够承担职责的人，尤其擅长完成各种事务。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提升了士的地位，将「士」视为有德行、有学问的理想人物。孔子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一战期间，威尔逊（Elizabeth Webb Wilson）申请政府工作，以「解放一名男子前线参战」，通过女性接替技术或管理岗位，让更多男性参战。她成长于华盛顿的富裕家庭，曾在华盛顿大学学习数学，成为首位获得数学奖的女性。然而，她拒绝了 9 次职位邀请，因为这些工作无法充分发挥她的数学才能。最终，她接受了阿伯丁试验场首席计算员职位。值得一提的是，威尔逊的工作环境正是为了支持一战中的弹道测试，规模可与二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相提并论。
「士为知己者死」出自《战国策》，表达了士人为理解他们的人甘愿献身的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改为「士为知己者用」，以表达自己为理想和知己继续奋斗的愿望。
布兰奇数学生涯的最后辉煌时刻是参与编撰《数学函数手册》。这本《手册》涵盖了从数学常数到拉普拉斯变换等广泛内容，初版共 22 章，每位数学家负责一章，布兰奇负责撰写 Mathieu 函数章节。主编之一阿布拉莫维茨于 1958 年因心脏病去世，当时这本书尚未完成，斯特根接管了项目的管理，并在 1964 年完成了这项工作。历经十年编撰，《手册》面世。
这十年恰逢电子计算机的根本性变革：从 1954 年仅存在于政府实验室和大型企业的手工制作设备，到 1964 年逐步面向大众的标准产品。《手册》似乎是一种时代错位，是由旧时代的人类计算员制作的现代科学工具。
事实上，1964 年面世的 IBM 360 及其他任何机器都无法处理所有的小型和中型科学计算，科学家们仍不得不手动进行一些计算，《手册》迅速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必备参考，成为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科学书籍之一。
「如果我去任何地方，我都会带着这本书，即使我不再翻阅。」《手册》一直放在布兰奇的桌子上，直到她在 1967 年离开政府工作。
「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源自刘邦对韩信的评价。韩信是刘邦的主要军事将领，在汉朝建立过程中，韩信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多次以少胜多，立下赫赫战功。正因如此，刘邦称他为「国士无双」，认为他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
1964 年，布兰奇受邀前往白宫，接受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表彰。在空军基地的晚宴上，这位素来严谨的数学家罕见地绽放笑颜，穿着漂亮的衣服和鞋子翩翩起舞。那一晚，她是世界的主角，是空军顶尖数学家、数值分析先驱、战时数学英雄，以及人类计算团队的掌舵者格特鲁德·布兰奇。
当我们将布兰奇等人称为「计算士」，实则是将她们置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语言谱系之中。将古代「士」的才学、责任和社会地位映射到她们身上，借助「士」的隐喻延伸，为她们的工作赋予在当时未被充分认知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连续性。
「计算士」这一称谓也不仅是对布兰奇等知名人物的致敬，更是那些未被记载姓名、却在计算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女性的集体肯定。它让我们得以超越「kilo girl」等局限性称呼，重新审视和评价这些先驱者的贡献。
结语：等待下一次哈雷彗星
他们坐在卢森堡宫的一个公共桌子上，使用鹅毛笔和厚麻纸，慢慢计算哈雷彗星沿抛物线轨道的轨迹，将数学简化为一系列非凡的初始步骤。——格里尔
我们的祖先曾生活在食不果腹、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人们趋向于追求确定性，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可靠的模式和系统。比如，原始人需要计算食物储备的时间、预测季节变化决定何时播种和收获。
当找到这些确定性模式后，一种人类更为宝贵的能力应运而生，那就是概括及抽象。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将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法推广到更广泛的场景中，为更复杂的计算和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布兰奇时代，人们可以将复杂的弹道计算拆解为简单的四则运算。
现在，人们发现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某种规律拆解为简单的、可分工合作完成的任务。人们开始计算蝴蝶翅膀带来的微小气流变化、城市交通的最佳路线、GPU 渲染抖动的机枪和弹片飞溅的爆炸，模拟一次又一次宇宙的诞生与演化，人们在复杂与混沌中寻找规律与秩序，计算不再是手段，而是思维的延伸，帮助人类在确定性中创造无限可能。
布兰奇这样的计算士们，她们的历史地位其实非常尴尬，她们见证了人工计算的辉煌时期，让世人认识到计算的伟大与重要性。然而，随着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她们似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但实际上，正是因为她们将计算推向了极限，才让世界意识到「更强大算力及设备必须要出现」。人类天生追求确定性，布兰奇等人的成就坚定了一种信念：计算是未来解决复杂问题的核心动力。这种信念促使人们愿意投入大量人才和资金来改良加法机、差分机、图灵机等初代计算机设备。
人们对算力的追求逐渐凝聚成一种共识，这种全球性的技术共识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常见，但每当出现时，往往会推动重大进步。比如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太空竞赛和互联网革命。
更重要的是，这种共识精进了人类独特的问题解决能力：直觉、创造力与想象力，这些不仅是目前 GPT 等大模型所缺乏的宝贵能力，更是我们自身也难以完全解释的神奇天赋。
19 世纪前，天文学是计算科学的主要推动力，1705 年，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使用牛顿新创立的微积分，首次预测了彗星回归。1757 年，克莱罗、拉朗德和勒波特更精确地预测了哈雷彗星的近日点时间，比哈雷的预测准确十倍。后来，拉朗德和勒波特专注于研究木星和土星的轨道及引力，这就是后来的三体问题。
2061 年哈雷彗星再次造访太阳系时，科学家可能将误差缩小到几秒。但未来的人们可能会对我们现在使用计算机和数学模型来研究天体感到惊讶，正如我们对布兰奇那个时代的感受相似，但无论如何，这种对于科学的探索欲望，总会让不同时代的人一同感到共鸣。因为它反映了科学探索的永恒本质——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推进认知边界，持续为人类知识的宏伟大厦添砖加瓦。
参考链接
- 《Computing Power Used to Be Measured in 'Kilo-Girls'》——Megan Garber
- 《The Age of Female Computers》——David Skinner
- 《The Gendered History of Human Computers》──Clive Thompson
-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Wikipedia
- 《Women Computers in World War II》──ETHW
- 《Gertrude Blanch》──Mathshistory
- 《When Computers Were Human》──Grier, David A.
- 《我看见的世界》──李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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