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也同意关于阅读的一切可以构成一种历史，则这种历史如何定性？是文化史抑或社会史？或许在将来的回顾中，它被视为彻头彻尾的一种商业史，也未可知。

但在我的体验中，「阅读」也是一种技术史。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 20 年代，阅读与我的个人经历与技术的演变相互缠绕，成为我个人史中的独特一节。

在这篇「阅读技术个人史」中，我会从识字的工具开始，讲到此时此刻的日常行动。这或许啰嗦，但又的确有其必要——我们常人的适应能力实在是很强，甚至是过强了一些，以至于任何新东西用久了，就好像「素来如此」一般；而既有的事物消逝不久，又会轻快地忘记它们正经存在过。

这些繁琐的叙事，不妨当作对诸位的提醒：重新面对自己乃至身旁世界的丰富过往，使一切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物，稍稍褪去光环、恢复原貌。

请。

拼音和白话文：文本入门工具的迷思

1883 年，英国出身的年轻传教士苏慧廉来到浙江温州。他用拉丁字母转写温州方言的读音，编出一本圣经的普及读本，外加赞美诗集。比起过去只用规范的官话版本布道，这种变通做法效果要好得多。

随后，他又用这个法子编了几本福音书与使徒行传。到 1902 年，整本《新约》的温州方言版本也出版了。据研究者说，现在剑桥大学的圣经公会图书馆里藏有当年的印本。其中，《马太福音》标题是 Ng-da-ko Chao-chi Yi-su Chi-tuh-ge Sang Iah Sing Shi，即方言的「我大家救主耶稣基督该新约圣书」（我们大家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新约圣书）。

论把中国的方言发音变成拉丁字母，苏慧廉不是第一人，但他的工作影响更大。典雅的官话版本中文《新约》用到了两千来个汉字，可是温州市井小民信徒当中能全看懂这些字只是极少数。编写出字母话发言版本的圣经之后，传教士用方言布道，听众只需学会简单的拼写规则，也就能对照着读出经书上的本地方言。即使他们本来是文盲，在这一刻，「能够从书上读出内容来」，就已经让他们变得截然不同。

几乎在同一时段，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正鼓动着一场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由黄遵宪、梁启超等人首倡，主张「言文合一」。

「言文合一」的理由很简单——国民之所以不能广泛识字、识字之所以不能用于社会，是因为举国上下的平民日常说的言语，跟通行于经典、修辞、精神世界里的文字，根本就不是同一种。

比如，《论语》这种原本是记录口传内容的经典，哪怕读书人一字一句大声念给百姓听，听的人也还是像听外国人讲话。这样的文化，怎么造就上下一体的民族国家呢？因此，白话文运动主张，要救国就要开民智，而开民智就要改变这种上下脱离的弊病。

拉丁字母转写汉语（官话与方言）、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最终汇聚到一起，创造出两件塑造了我们今天一切生活的新东西：其一是基于口语的书面文本，即白话文；其二就是汉语拼音。前者教会了今天的你我怎样叙事抒情、说理论证，后者则是在许多年里被当作儿童识字学习的关键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