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 

本文是少数派 2022 年度征文活动 的入围文章。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少数派对标题和排版略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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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硕士毕业后的我收到了人生中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合同，在三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便递交了辞职申请。跨年那天我与朋友们在岛上度过，午夜来临前大家都围坐在营地的篝火边，在闪烁跳跃的火光中交换起彼此的新年愿望，我抽到的纸条上写着简单又有力的两个字 —— 「自由」。

而如今，我践行着「自由职业」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已有三年，但在刚刚过去的 2022，遭遇到一些难以预料且控制的困境与意外时，我不得不反思起自己当初的决定，幻想起那种被更多人选择的、某种意义上可谓约定俗成的「成年人」的道路，踌躇与动摇在拉扯我。

但欲抑先扬，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还是想要分享这些年我觉得有趣又满是奇遇的工作，也想给想要尝试自由职业的年轻人一些亲身经历的信心。

一、独立摄影师：「难以复制」的图像价值与作为艺术的摄影

摄影在最初其实只是读书时期的一个爱好，靠着热爱与自我驱动，如今应该也算成了一名饱经风霜的图像创作者。

或许是在最开始就选择追求自己偏爱的视觉风格与拍摄门类，如今反而更容易拍出带有创作者痕迹的照片，比起经过系统学习与训练成长起来的「职业摄影师」，虽然在应对更多样化的商业需求上，以及专业能力和团队完整度上毫无优势，但在图像的辨识度价值层面反而更不容易被替代或者复制。这也使得以「独立摄影师」的身份工作时，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更容易遇到「伯乐」，拍摄的自由度也会更高。

由于我个人一直对生活方式类的视觉风格着迷，日常的拍摄风格也多少受此影响，如果是最为基本的纯粹商业拍摄委托（即命题作文类型的拍摄），品牌方其实也是明确选择了这样的风格。过去拍摄过的英国床品品牌 Downland、设计师服饰品牌 SHIATZY CHEN，还有上海首家 Popeyes 炸鸡店的 Social Poster，拍摄场地基本上都选在了真实的生活场景而非传统商业摄影的影棚，可能是一家咖啡店、一个好看的室内空间、一些日常生活中都可抵达的公共区域等，预算充足则可以选择周边的实景拍摄基地，从侘寂洞穴到法式庄园应有尽有，光线也是尽可能的还原成自然光或者直接在阳光下拍摄，力求最为真实的生活气质。

但「独立摄影师」在接受这样的委托时，有时候也必须做更多拍摄以外的工作，承担起「美术」与「制片」的部分职能，比如拆解客户的 Brief （即客户的简单需求描述），并给出一份包含了诸多执行细节的拍摄方案，包括场地选择、出镜道具、光线要求、可能的视觉参考等等，接下来以此为基础辅助组建拍摄团队，联系置景师，灯光团队、专业后期等等，即要求摄影师不单单只是按下快门，需要更全局的项目意识与解决方案能力。

「半命题作文」的委托就会更有趣，但相应的创作路径与纯粹的商业拍摄委托有很大差异，「命题式」的拍摄可能只需要集中的在一天或者两三天内完成（凑备阶段一般也不会超过一个月），「半命题作文」则会把创作的时间拉长。委托方当然会提出「需求」，但这些需求可能并不是具体到关乎某件产品、品牌方明确需要的展示画面或者卖点强调，而是零散的关键词、对于某种感觉的抽象描述、一种品牌尺度上想要拥有的气质或想要传达的概念等等，这就使得在最终完成的照片里，可以一点品牌元素都不展现或隐性植入，甚至看起来很不「商业」。

与服装品牌 OPICLOTH 的第一次合作正是这样的形式，品牌方提出了四个概念词：流沙 / 皱纸 / 光 / 水纹：沙是不规则的繁芜流体，丰富的可塑性赋予了极大的臆想空间；空白的皱纸适合匿藏信息，兼容并包；光则像某种锐器，破晓、穿透、独辟；水安谧而朴，流动的空气让它变得灵动通透。这次委托只需要我根据这些并不算具体的描述构建画面，自由度极高，一方面能直接拍摄作为灵感来源的四种元素，另一方面我个人也从这些概念中提取出了更统一的表达：平静的水面被风吹拂，从我们手中撒下的流沙，平整的纸张被揉出褶皱，都是从一个有序状态演进为无序，热力学时间箭头指向的即是无序度的增加，“Amorphous”意为无定形体的、无组织的，这些趋向于更无序的物象不仅表征了时间的方向，也期待在观看时也给观者带来产生一种流动的、不被约束的联觉，而这恰好也是品牌服饰想要传达的一种气质。

这次合作最终落地的成果是一本概念图册《Amorphous》，一次摄影群展，当然还有创作访谈和线下活动的视觉素材，整个创作时间虽超过三个月，但因为非常自由，从时间安排和创作思路的梳理上一直非常松弛，节奏完全由自己把握，就在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旅行中撞见的巧合中完成了创作。

与江南布衣 JNBY 在 2021 年秋冬合作的艺术家联名系列 “8 scenes” 的第一幕「绿色海水」，以及新锐设计师品牌芸蚁 ALVNG AR ANTS  在 2022 年初与年末的两次深度合作，进一步将半命题的视觉委托成果变为产品设计的一部分，这种我个人能拥有极大创作自由度、同时作品价值能够被品牌方所认可的项目也成了我作为摄影师身份工作时的最爱一种，可遇不可求。

在这个阶段其实工作者的身份已经有了转变，即从「摄影师」向「艺术家」过渡，甚至有概率出现支持性的商业伙伴，比如与富士相机合作的创作项目“family by the Sea (海边家族) ”，允许任意使用富士的中画幅数码相机与镜头组合，同时在上海官方的线下空间 X-Space 完成了一次主题展览：

出于更加天然的内在动机，拒绝被身外之物裹挟，这三年也做了一些更加纯粹的「工作」，或者说作为职业艺术家的某种生活与生产方式。2020 年末，在结束了一百多天的旅行后回到城市，好好整理了过去两年创作的关于土地情结的项目，在杭州做了一次展览，顺便把关于作品的输出与装裱、展览现场的编排与灯光都做了一次试错；2021 年则自出版了一套双子书，蓄谋许久，旅行摄影画册《喜歡跑來跑去》是最为 “糖水” 的一种，但确是我当时最为轻松的逃逸，亦是 “忘了艺术” 的尝试，旅途中击中我的一瞬并不需要承载多大的意义，就这样把它们收纳进了这巨大的尺寸里：土壤的气味，带有温度的声音，盐分、风、充满触感的自然体验以及狂妄的城市冒险；《 Restorative Topophilia 》最初作为口袋书设计，甚至可作为给新朋友们的见面礼，单手就能翻阅，作为近几年 “这片土地使我痊愈” 这一项目的总结，也是我对于 “土地情结” 与“亲生命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直白，亲近，期待观众也能从中感受到自然疗愈。

2022 年，我又回到了家乡，继续关于海边渔村的项目创作，也买了辆通勤自行车在村里和岸边飞驰，这里唯一能买到的咖啡是蜜雪冰城，在海边我捡了数不清的牡蛎壳，带回家做成蜡烛，又印上照片；午夜时我趁着涨潮跟随渔船出海，那渔船就和爷爷生前画的一样，木头包裹着泡沫，船头高高跷起，用木头搭建的船室，小到很难称作是海上的房间。

我又拍了好多好多照片，它们最终成为一种副本，成为我的奶奶关于家乡的口述史的副本，破碎得像留在岸边的牡蛎壳，这个项目甚至拥有一个装置，用到了只在家乡看到的、在滩涂上行进与收成的木头工具“Tu Beng”（福州话）。如今这组作品在集美 · 阿尔勒展出，与一些我喜欢的福建艺术家一起。

过去这一年的许多工作，让我积累了更多「艺术家」的成分，也终于有时间做个人网站（特别感谢少数派作者 @甜食 的帮助），收录已经画上句号的项目。也得幸成为了「一条艺术」的签约艺术家，不过正如可被想象到的，作品是一张都没卖出去，自己做的摄影书也还剩百本库存，好在倒也不那么偏执，留作传家宝也挺好。

碍于篇幅有限，更多关于「独立摄影师」的工作或者创作上的经验技巧，也可移步至上一年的征文：在沙龙与艺术之间跑来跑去 —— 独立摄影师创作指南。

二、教育工作者：快拿出力量去桃李芬芳

在文章开篇提及的第一份工作合同，是一个科创教培公司的教研岗，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是一份挑不出毛病的工作：在陆家嘴拥有独立的双层楼栋，宽敞到可以跑来跑去，落地窗撒下的阳光优美，工作内容恰好在擅长领域，同事几乎都是名校毕业或海归，学生优秀可爱，待遇也可谓丰厚。只是我个人对于「教育」一直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洁癖」，教育教培行业是如此发达，那些通向世界级名校的「筹码」其实是可以批量制造的，不管是国际级别的竞赛成绩，还是本应该很纯粹的科研成果。而那些我觉得重要的能力、素养或者说知识，没有被写入到传统教育系统的部分，却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得起，不管是经济门槛还是一线城市的资源红利，那几个月中我看到巨大落差。

但离职后不久武汉就爆发了疫情，国际上的学术交流与竞赛参与几乎停滞，后来教培行业经历了怎样的打击大家也有所听闻，后知后觉当初的决定或许也不一定是坏事。

说回这三年自由职业阶段所做的教育工作，契机还是在职期间的教育公平观察，以及疫情期间切身感受到的无力与痛苦，「想做些什么」的本能与冲动促成了「环形山」的诞生。

这是一个由个人发起的教育实验项目，我把过去的教育研究与实践成果凝练为付费课程，第一件教育产品为 “Innovator Creating & Critical Thinking Workshop 創新者培養與批判性思維工作坊”，四节共八个课时的体量，我设置了￥99 的售价与社群门槛，并承诺将全部收入的 70% 捐赠给 “2019-nCoV” 疫情期间在中国湖北一线工作的女性医护人员，结果在推出的第二天就招募到了 300 名学员（当时设置的上限），着实吓了自己一跳。

但后续的捐赠工作比预想中困难，在疫情稍有缓和后我便试图联系多方人员，其中就包括一线医疗人员与湖北慈善工作组，但都很难实现最初的预想，同时也不想妥协于当时限制的非指定性捐赠政策。我陷入到「有钱捐不出去」的尴尬境地，一边寻觅其余公益项目，另一方面也与有过慈善活动经验的前辈做了交流，最终决定把款项捐赠至针对防性侵教育的「女生扶持计划」与一对一支持困境女童的教育公益项目，「环形山」的第一次教育尝试也算有了好的结局。

而后的几个月，「环形山」开发并推出了 “E-Startups and Social Media Strategies  互联网创业与社交媒体营销课” 以及 “Photography and Art 严肃摄影工作坊 & nbsp;”两个教育产品，收到了预料之外的支持与反馈。其中后者是一个长达几个月的跟进式线上工坊，经历了两三年迭代，也伴随着我自己在「作为艺术的摄影」这一领域的努力与成长，如今已经成为与国内知名摄影社群「原画册」长期合作的定番教育项目，在 2022 年春季推出的摄影工坊，我们在既定的授课工作以外开始孵化并支持学员的摄影书制作与展览方案设计，而后工坊输出的三本摄影书都成功入选了集美 · 阿尔勒「纸上空间」摄影书展，也算是「野生」的摄影爱好者进入艺术壁垒中的一次尝试。

教育与摄影是很好的结合，在对外做出些许成绩和借助「环形山」证明了自身作为教育者的能力后，讲座、分享会、课程研发的邀约也多了起来，委托方有美术馆、艺术机构，线上社群、组织或者俱乐部，以及与摄影相关的品牌或活动。每一次知识输出对于自身其实也是一次精进的机会，由于主题和内容都不尽相同，过往的学术经历所积累的教研能力也能得到反复训练，对于知识归纳、临场的随机应变、沟通和即时反馈上也越来越游刃有余。教育逐渐成为我自由职业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也算没有违背当初转专业时，在脑海中记下最爱乐队的一句歌词：“快拿出力量，去桃李芬芳。”

只是惋惜最开始做的社会科学范畴下的探究项目与产品研发，在日渐不可控乃至是严苛自我审查的大环境下，确实不好再提和言传身教。

三、流量生意：克服洁癖，正视商业规则

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尴尬可能少有人能感同深受，艺术家们觉得我是「网红」，而我的博主和媒体朋友们给我的定位却是「艺术家」，这种尴尬让我不得不同时背负两种身份带来的各种偏见，在正式开启自由职业之前，这种偏见就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我在读书时期就注册了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非常随意地分享自己的所学所见，以及各种各样或无趣或精彩的照片，拥有观众、成为所谓的「网红」，纯粹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但在这样一个时代，资源、信息、社会关系、商业契机会自然而然地涌向你 —— 只要你拥有了「流量」，而我也不例外。

当突然有一些合作邀约，简单到几乎没有所谓的「工作量」，所要求的仅仅是参与一个活动，或编辑一条广告，授权使用作品或为活动作个背书，可谓是举手之劳，但品牌方给到的预算远超我所认为「正常」的商业委托报价，一种我试图克服的「商业洁癖」加重了我自己对于用「流量」换取收入的心理负担。

我着实为此伤脑筋，用了两三年的努力，或者说经历了一系列关系到流量的工作项目，可算与「网红」这个略带贬义的词达成了和解。其实内心其实深知社交媒体是怎样重要且可持续的一种生态法则，硕士阶段的国别研究课题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是我的研究案例，其中有一个课程几乎适用于每一个行业，即前文与过往文章都提及过的“E-Startups and Social Media Strategies”：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营销渠道，对于新的商业活动、品牌公关、个人博主都可将其作为营销工具，作为与利益相关者、粉丝与观众互动的高效媒介。

而后在康奈尔大学研习公民生态学，我所在的课题组无论是在气候变化行动、还是土地修复等环境教育项目中，也都强调了社交营销与媒体运营的重要性，这对我能更理性的看待社交平台提供了些许真诚的学术喘息，甚至确实让我掌握了不少技巧与解释性的理论支撑。

在最初还未完全化解心理负担的阶段，我甚至接了一些露营品牌与好友的账号运营与孵化委托，对于探索新知我一直抱有巨大热情，当「搅动流量」成了一种能够利他、且自己并未有太多实操经验的工作，反而能让我动力十足。我开始试着培养所谓的「网感」，在内容创作和发布的过程中反演平台的流量算法并加以利用，代表品牌对接 KOL/KOC，同时给予创作辅助和数据支持。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结识到一些生来就能成为「博主」的年轻人，以及拥有难以想象的影响力的「顶流」，与她们共事或成为朋友，感受到让人自叹不如的蓬勃分享欲、近乎强迫症般的自我驱动、以及对于兴趣行业乃至生活的热爱。我终于能认清这是怎样成熟且清晰的商业运转规则，以及或许真的无关虚假、无关所谓「人设」的、一种值得认可与支持的人生选择。可喜可贺，这三年自由职业的经历，也让我终于化解了对于「流量变现」的奇怪洁癖，也再也不在意他人对我的评价与偏见，可谓一种酣畅淋漓的成长。

不过我个人还是更加偏爱「由流量带来的工作机会」所转换成的经济回报，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流量变现」，比如因为社交平台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由此可能会带来一次商业拍摄的委托（比如一加的「夜晚」和「红」），一次品牌 Seeding（iTO、Wit、Hugs、Kiks…）、一次教育咨询或者其他确切要付出劳动的项目，我的母亲经常说我是天生的劳动命，或许也不是坏事。

四、在古董店打工：迄今为止最棒的工作

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我逐渐培养起对旧物（可能因为小镇里的东西多少都有些古旧）与家居美学的兴趣，毕业后成为「沪漂」，趁着周末把上海的中古家居店和古董空间都转了转。HandS Antiquité 西洋古董傢居当时就在旧时法租界内的一座洋房里，要穿过一片小但精致的花园，被店内的收藏所吸引，一开始只是逛店的我随口问了句：“是否可以在这里工作？”，没想到就这么认识了一群世界上最棒的工作伙伴。

忘了是哪里看到的，了解一个新领域的最快方式或许就是在其中工作，HandS Antiquité 的店长对专业要求极高，我们这家店的陈列更多围绕着洛可可与新古典风格，以法国 18 世纪到 19 世纪的古董家具与欧洲器物为主，并且每一件家具、瓷器、艺术品都有特别的出处、独到的工艺与说法。在古董店打工并不轻松，并不是一定要卖出去什么，而是不能犯低级或专业上的错误，让进来的客人有不好的体验。也因此，在古董店打工一度成为我压力最大的一项工作，如何判断不同客人可能的兴趣或需求、如何有边界感地沟通与对话、如何照顾花园植物，修剪每天店内的花束，记住每一件古董的价格、年代、工艺与出处，了解由一件古董所能发散开的历史背景与真实故事等等。每天我都不得不借助网络、书籍，以及店长用心经营的、几乎可以说是古董专栏的社交账号进行「补习」，才能尽力让自己适应这一职业。这些由个人兴趣与店长导向下的压力让我自己的专业素养得到很大提高，甚至克服了不少社交恐惧与沟通障碍，成长颇多。

自由职业的第一年很忙，所以每周只能拿出两天去古董店工作。但仍然能拥有很多宝藏般的回忆，记得去古董店工作的第一天，傍晚时有一只幼年的松鼠从梧桐树上跌落到花园里，它的母亲在树上叫唤，仿佛也像在求助，后来我们把孩子送到树木的中间位置，终于是安全被家长接走。过了一年我们在热闹的街区开了一家带有橱窗的新店，有一天门口又来了一只松鼠，想着如果当初的那只成长顺利，应该也有它那般大吧。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奶奶，无意中看见花园里的灯光进到了店里，不停地赞叹从没看过如此好的地方，她拿出手机开始播放自己爱的教堂诗歌，回忆起过往和爱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旅行，她自嘲说去了一次法国后就「一梦不醒」，仿佛跌了进去，哪怕在国内的老年庸常依然是柴米油盐，周围的阿姨们都不太理解，说她理想主义，一直活在西方世界的梦里。

而后她给我们分享自己早年拍摄的巴黎橱窗与教堂的水晶灯，就和店里的一模一样。回忆起和旅行团一同出游，当地的导游带着他们到香榭丽大道附近的咖啡店，说可以坐着看看过往的人流，其他的游客根本呆不下去，浩荡地奔向附近的奢侈品店。“我和丈夫就这么静静坐了两个小时，听导游讲述巴黎与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原来城市与行人也可以如此优雅美丽。”

奶奶与她的先生都已经七十多岁，没有子女，2019 年的夏天他们又独自去了欧洲，在餐厅点单遇到语言上的困难，就在随身的纸上画了一条鱼，她说这一场旅行算是一个句号，如今年事已高，法国可能再也无法抵达。我感动于这样简单的美好与坦率，她说来到店里就会想起她被嘲笑的法国 “美梦”，在这个大家都追逐消费主义、或奢侈或流行的时代，我们为能成为这“美梦” 的一部分感到庆幸。

古董店特别像一个与浮华世界错开的一个地方，哪怕法国古董的气质确实也是华丽精致的另一种浮华，但这里总是能发生很多浪漫或感动的小事，时间过的也很快，不知不觉就在此工作了一年。但 2020 年疫情突然有了一次爆发，我也疲惫于城市和忙碌的工作，告别了店里，放肆开启了自己的旅行。

结束旅行后不久，店长告诉我说店内来了新伙伴，想要组建一个团队，共同处理古董店的日常事宜与工作；她也决定想开一家新的、带橱窗的古董店，这次要摆上很多很多可爱的老玩具，再把新艺术风和东方风的古董用做陈列，希望路过的人看着也能开心。

团队的其他伙伴其实都是店长在各种机缘巧合下遇到的，但大家却意外合拍，每个人都专注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我也开始履行别的职能，比如为古董拍摄实物照片，参与简单的修复工作，以及终于说服店长（她的性格也像古董，对于新兴信息和媒介的接受很是迟钝），开始为店里做新的社交平台账号，我们共同设计了不同的栏目与内容风格，从过往的欧洲旅行、到专业的古董知识，那半年的涨粉速度颇快，也吸引到更多人来店里。

2021 年的圣诞，我们的橱窗意外爆红，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来打卡与逛店的人，也认识了许多有趣的客人和朋友，这家在上海最热闹地段附近的新 HandS，每天也在发生各种有趣可爱的故事：我们遇到过像油画中走出的俄罗斯女孩儿，才上三年级就已经开始收藏玩具汽车的小收藏家，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老男孩儿」，穿着拖鞋就奔着玩具橱窗去，痴痴地笑着说这个好可爱，那个也好有意思，他介绍自己在一个幼儿园里看管仓库，文化不高，已经四十多岁，这辈子的爱好就是玩具和足球。他身上的球衣其实有些旧了，手机壳是不二家的卡通图案，背着很普通的腰包，说话带着咯吱咯吱的笑声，说自己也喜欢收集一些来自日本的小玩具，想下次带着喜欢迪士尼的朋友来见见市面。我对同事说几乎看到了未来的自己，只希望到时候仍能保持这般有些 “笨拙” 的童心和真诚。

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我们每天都抱有巨大的热情对待工作，我甚至开始拒绝一些不那么感兴趣的委托，除了一些必须要完成的项目，基本也不会离开上海，每周会花更多时间呆在店里，仿佛短暂从自由职业中脱离。店长虽然严厉，但待我们很好，一起吃各种好吃的餐厅，一起去看有趣的展览，我们的第一次「团建」就选在了裸心谷，抛开工作完全放松了好几天，骑马、打电动、做陶艺、徒步在山林里，在午夜我对着森林泡着澡，那种明媚的被团队围绕的幸福感前所未有。

年末，我们又开始尝试更多有趣的事，最大的事件就是沉浸式戏剧，我们对经典剧本「收信快乐」做了改编，演出的现场就是我们的古董店，观众围绕在周围，也参与到我们精心设计的小剧情里。团队里的两位伙伴作为演员，每天关店后就在排练，而我是现场的剧照摄影师，另一位同伴在后台帮忙化妆和更换演出服，店长则根据剧情进度调整音乐和灯光。我们邀请了古董店十余年来结交的重要客人和朋友，也做了小规模的开放演出，这只是我们凝聚心力做的其中一件事，但无论何时想起都还是令人身心鼓舞。

进入到 2022 年，在踌躇满志之时，上海突然封控，我们的许多工作也不得不停止，就像未曾预料到这次严格的封控会持续如此之久，我也未料到后半年的工作委托和令人纠结的人生选择，想来踌躇与动摇也是从那时开始。

五、把自己作为方法：变得「多元」的教育实验

回溯我为何会进行这般选择，确实和我的教育经历脱不开干系。

在我的大学时代，除了本专业的计算机科学和月球地质，我思考更多的问题其实是教育，Jeffery H.Dyer、Hal B.Gregersen、Clayton Christensen、Tony Wagner 等学者的研究对我带来许多启发，当然要说启蒙，或许还是离不开 Ken Robinson 的那几个批判现存教育体系与现状的 Ted 演讲。我又一向是实战派，在试图相信「学校或许真的是得到 “资格认证” 的一个游戏」后，我开始积极并饶有兴趣地争取「资格游戏」的关键筹码，比如优异的专业成绩，创新的研究课题与更具说服力的成果，还有活跃的课外活动与社会实践。当然，都选择了自己最感兴趣、最具热情的部分，以及确实花了不输任何人的努力时间。

我试图自己创造一个对自我兴趣与认知都更有助力的培育环境，同时开始质疑第一个问题：我们真的要被分成文科生、理科生、艺术生吗？

艺术的部分就不再劳费口舌赘述，我的「自由职业」多少都与艺术扯不开关系。在文科的部分。我以自己作为试验品，在花了足够多的时间钻研学术和积累筹码后，大学的第三年便获得了保研资格，在 MOOC 元年（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的影响下，我开始如饥似渴地接受那些我从高中起就再无机会接触的社会科学教育，以及不同世界名校或有趣或深度、或让我心驰神往的差异化课堂。

决心成为「自我教育」、「终身教育」等理念的实践者，我选择了国内最有机会进一步接触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成果、以及或许对于出生朴素的我而言最有机会出国的专业 —— 比较教育学（ Comparative Education），并顺利通过了北师大跨专业硕士的面试与笔试。

硕士阶段的三年在我的人生中举足轻重，我开始接触国际上不同的教育思潮并转换成个人行动，比如反思的、心灵开放的思考方式与批判性思维，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国际理解教育（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心地球与人类福祉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还有后来对我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影响的创新创业教育（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其强调的问题导向与设计思考，跨界合作与以身作则，信息分析与有效沟通，灵活性与适应性、好奇心与想象力，还有同理心、乐观、合作与实验主义，这些创新人格的特质都与当时的个人追求相契合。

在对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案例研究过程中，我看到更多年轻的创业团队或创意人的工作状态，ta 们对传统雇佣制的挑战或反叛，强大的自律与自我驱动，多重身份、乃至多元收入的生活方式，以及在交谈时那种言语无法描述的、但就是能感染并打动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灵动与热情。

这种榜样的作用让我开始质疑第二个问题：我们真的只能做好一件事吗？（或者说只允许拥有单一的职业身份）

把自己作为方法！硕士阶段的末期我又开始频繁地「离开学校」，开始借助摄影和其他能力获得到一些工作机会，一方面践行着对拥有多重身份的实验，一方面扩展收入来源凑备出国旅行以及研习的经费。我曾是一些数码 KOL 的幕后编辑，飞到全国各地参加发布会、撰写不同的产品测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新奇又舒适的体验；我也入驻过摄影工作室，负责摄影教育产品的研发和运营，也在自己做着摄影创作，开始拥有微不足道的互联网影响力和品牌邀约；教育研究的商业化也在进行，从核心素养到 STEAM 教育的课程研发，到成为一些家庭的教育咨询。现在看来，我这三年的自由职业阶段无非就是硕士阶段课外实验的放大版本，只是在能力专业度与商业行动上都更加成熟。

回顾至此，或许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质疑起教育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劝诫和限制，但从学生时代起就尝到了多元文化、多重身份以及多种生活方式的「甜头」，步入社会后也确实存在调整上的困难，会想起在第一份工作岗位之外的空闲时间，我也基本上用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填满，现在看或许对于当初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用力的拉扯。

六、自由工作：永远无法预估下一月的自己在做些什么

在这篇文章的开篇，我说希望能给想要尝试「自由职业」的年轻人一些信心，我很难用文字去描述这三年许多项目与工作的有趣，但它确实延缓了我的衰老，或者说避开了陷入到某种「功能性文盲」的风险，一直保持旺盛的求知欲与好奇，尊重自己内心深处对卓越新鲜事物追逐的本能，同时热情地将自己的才能转换成看得见的成果。

我相信大家深耕职场或进入社会愈久，对于人也会有更多洞察和心得，比如三两句交流下来，能判断面前的这个人是否拥有创造性的人格，是否「灵动」，而灵动在我这里很重要，是需要保护的某种气质。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描述，说传统的工作岗位或许会带来某种可被预见的生活轨迹，比如你坐在你的办公室里，完全能想象到自己一个月后、一个季度后、乃至半年后的状态，甚至是手里的工作内容和自己的样子。发生怎样的改变基本上是可被预估的，这种工作方式确实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但却也拒绝了许多惊喜或发生更多进步的可能。

自由职业则完全相反，我几乎无法预估下个月的自己在做些什么，工作中的麻烦与兴奋也是未知。这三年就是在这样的冒险里，接触不同的行业与工作门类，习得新的行业规则与知识，积累不同领域的工作案例，同时结识不同的工作伙伴：以「项目」为纽带的协作方式同样能拥有很棒的团队体验，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与愿景，最大限度发挥各自的创造力，那些合作过的工作伙伴既是很好的学习榜样，更有甚者会是不同领域的「中间人」，带来更多跨界合作的机会与宝贵的友谊。

自由职业的收入结构更为丰富，在项目费用上根据工作的种类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偶有能让自己半年都不用再工作的项目委托，平均每个月可能只需要完成两三个项目就能保障还算不错的城市生活。灵活工作或许也是某种应对某些行业变化的手段，类似把自己当作鸡蛋，放在不同的笼子里。

总的来说，自由职业这三年的节奏是「松弛的」，可能也就在项目落地的时候会稍感忙碌，或者是在某个集中时间段有多个项目同时进行的时候有些分身乏术。这种松弛带能拥有更多与自己相处的时间，使我更好地专注生活。比如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用一杯奶茶或者咖啡开启一天（夏天我一般会用冰块加可乐唤醒脑袋）；总有时间自己做饭和研究新的菜谱，当然还有新的穿搭风格；在闲暇时也可以好好捯饬自己的生活空间，更迭家居装饰，毕竟大部分时间都还是“work from home”；培养一些新的爱好也总有充足的时间，不管是健身还是美妆；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每天玩乐到很晚，甚至频繁出门旅行。

七、缺乏韧性的海市蜃楼，与幻想中的另一条路

「自由职业」当然会受到许多质疑，比如这样的工作方式不就是到处打工的闲散人员吗？以及所谓的「自由」到底有怎样的代价是被忽视的，这样的顾虑在过往的畅快工作中我自己几乎不会留意，直到刚刚过去的 2022 年。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很多不该发生的、也不可明说的事，许多因为共情而揪心难受的时刻，以及被封控在家的整个春天。

记得是才过完年不久，正踌躇满志地开始新一年的工作，家人也刚好都在上海，共同度过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周末，突然就宣布了封锁。

最困难的时候，一周只能「抢」到两三次菜，每天 6 点和 8 点各有一次机会，我与家人每天定好闹钟，但几乎只能抢到平台上最昂贵甚至冷门的食材。最初连家门都不允许出去，门口挂上一个袋子用来接收抗原，日复一日自测并上报结果。后来几乎是每天一次的全员核酸，根据楼栋下楼，小区里植物疯涨，汽车也脏到不行。终于是挨到了团购，物价却是平日里的三倍，也实在是不好继续保持在意食材质量的尊严了。

当然有物资，我们收到了带有腺体的猪肉，同小区的邻居甚至收到带有不可名状白色物质的熟食鸭，对了，还有十多盒从未服用过的药，至今仍不知是怎样跨越物流上的障碍精准到家家户户，还是在最为困难的封控早期。没人告诉我们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家人开始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我疲惫于如求生般的生活方式和无聊，从未如此赤裸且无能为力地暴露在巨大的不可抗力面前。

「自由职业」不足以在这样的冲击下保持健全，无法出门的限制使得我只能无奈拒绝那两个多月里几乎所有的工作邀约，但市场与需求并不会因为你的极端情况等待或停止。在正常情况下，「自由职业」者的活跃能换来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即创作成果与工作机会是相辅相成的共进式螺旋，但一旦停滞，在资源汇聚的可持续上远不如传统岗位般稳定，甚至在被封控的时候，并没有所谓的「后盾」给予基本的收入乃至生存保障。

解封后我肯定是喜悦的、我恢复到过去那般热情开始新的工作与项目，但总有一种奇怪的伤痕感，我在大环境中嗅到了萧条和古怪味道，感到处处受限，用不上劲儿。世道的变化太快了，我甚至没办法做出太多工作上的承诺，就连只是想去长沙吃点好吃的，也从夏天开始、被无法预估的突然疫情和行程信息政策推拖到了现在，无法抱怨，也不可说。

没有底气的「慌乱」，使我开始怀疑「自由职业」是否是一种「海市蜃楼」，是因为这种酣畅自由与灵活的工作方式，在社会稳定的结构与难以提前预知的风险中缺乏某种必要的韧性？还是仅仅因为自己太弱，力量太小，只是能图在职业选择上找到「借口」，我没有准确答案。

开始踌躇后我突然幻想起另一种道路，当然，这种幻想也来自于家人与社会期待的催化，甚至是潜意识中的「肉中刺」。比如他们会认为你既然拥有一个好的教育背景，甚至在这片土地上是非常「吃香」的专业与权威，就应该像与我同期毕业的同学们一样，拥有体面的工作岗位，极高的收入，已经足够「自由」的假期，稳定、强壮，受人尊敬。一种「约定俗成」的成功之路在动摇我。

稳定的社会位置比我想象中更重要，而我在之前几乎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尤其在当家人或友人在过去的一年面临到不少现实问题，比如需要在「医疗」或者「教育」上的特殊支持，「自由职业」几乎没有机会积累在这个地方尤其重要的某种「人脉关系」，我深深叹气，叹息自己浪费了许多世界，没能成为合格的「大人」。

八、这个风一直都在吹，只是有不同的名字

2022 年下半年，一个概念在社交平台与播客中很是火热，那就是「数字牧民」。

或许在过去，我一定也为之兴奋，甚至真的像我的朋友那样，去大理租下并改造一个带院子的房屋，去泰国，在咖啡店办公，在海边吃着物美价廉的海鲜，仍能链接着一线城市与国家的商业资源，在地理红利与信息红利下，享受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和自由的人生。

但我已经变得理性，一种多少有些无奈的、成人的理性，我意识到这种新鲜的「风」其实并不新鲜，在我念书的时候是在新加坡见识到的「远程办公」，在我毕业时是在书里认识到的「Slash（斜杆青年）」，在我提交离职申请时是在上海遇见的「Freelancer」，这种唤醒本能与某种创新兴奋的风一直在吹，也一直在影响我，甚至对于所有的年轻人而言都可谓一种诱惑。但我开始踌躇，我当然也能讨论几句，但不会再有可以称为勇敢，但也可以被叫做是鲁莽的人生决定。

写到这最后一段时，我刚好到了 29 岁生日的这一天，这是个令人尴尬的年纪，我反思这三年的「自由」到底留下了什么，是丰盈的人格、未经扼杀的创作力、松弛自在的生活方式、无数激动人心或感动的奇遇时刻，还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社会位置，无法做出负责承诺的无能，以及关于未来的路该做出怎样的坚定亦或弥补的踌躇。

我不太明白，也突然不那么有信心，在过往的文章中我总是坚定又完整，那这一篇就允许自己的拉扯与患得患失，也留下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句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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