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运动
诗人西川至今仍是一面旗帜。他有一次讲：
我出门有时候参加一些活动，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听众里突然站起来一个人说当代新诗就是狗屁。我说那你觉得什么好？他说唐诗宋词好。我说那我同意你说的，但请把你对我的批评用古汉语再说一遍。
又有一次，他说：
我是个诗人，我眼看着媒体上对古诗词字义、典故的解读以及对奇闻异事的津津乐道，基本废除了我们本该具有的针对文化、文学、思想、历史的问题意识。中文或汉语，不论古今，当然是可以用来思考的，在古代甚至近现代，我们有过不少非常厉害的、具有原创品质的思想者，比如荀子，比如写《论衡》的王充，比如朱熹、王阳明等。
刘慈欣《三体》当中假想的星际武器「二向箔」在物理世界当中或许难以获得，在我们的头脑世界里却比比皆是。李商隐有一句诗：三百年间同晓梦，原本是讲六朝风流只如拂晓时短短一段梦境，睁大眼睛想仔细看，却什么都见不着了。但在我们熟悉的情境中，何止是三百年，又何止六朝的江东一隅，不论原本是持续多久、牵涉多广、包含多少波折反复、引发多少因果的历史过程，只需短短五个字，就能被压缩成一幅简笔图画。
这五字真言，正是「古人的智慧」。于是文王、周公、韩非、李斯、鲁班、墨子、董仲舒、刘歆、杨雄、张衡、马钧、诸葛亮、王羲之、葛洪……一切都无差别地成为了静止不动、显而易见的促销海报，所传递的内容仅限于一种心知肚明的优越感——因为我们是我们（我们是汉人/我们识字/我们懂传统文化/我们听妈妈的话），因此我们随时能够从这幅海报中获取正面的情感价值。
也因此 「古人的智慧」这五字真言变成了露怯的征兆，足够叫人一眼看穿底细——谁喊得越凶，谁就越可能既分不清不同时代的「古人」与「古人」之间的异同流变，也无从想象「古人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是否存在前后贯通的连接。
这就是十几年来「读经」运动的做派。读经的领袖人物是台湾来的王财贵，他说：
孩子最初的记忆没有深浅可言的，你要把握教育的内容，越高深越好。所以，孩子的启蒙教材应该是《论语》，第二年开始读《大学》、《中庸》、《庄子》，第三年读《孟子》、《诗经》、《易经》。到了第四年以后，可以读经一年，国文程度可超越高中，读经两年可凌驾大学，读经三年则应有中文研究所的水准。（2005郑州日报访问）
经为何物？读经何用？如果真的下功夫去梳理清楚，如清人章学诚说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自然会发现，王财贵的读经法门，不仅倒退到清朝人之前，甚至远迈宋唐。幸而还有无数的《弟子规》爱好者声势浩大，自成一系，才不让王财贵专美于前。
不要问我《论语》和《弟子规》谁更适合用于入门了，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要读书，不要读经。
很久以前
某个时候，文字被发明了。不过跟魔法、巫术的命运如出一辙——这些文字只被一小群人使用。也许对文字来讲这是个幸运的开始（如果它们有这种意识并能讲出来的话），它们变得珍稀而神秘，并且天然高尚（怎么会有人用这种天赐之物来描绘污言秽语呢？）。所谓一小群人，是巫师、贞卜的人、王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首领（还不是所有的首领都能够认字）。文字被刻在兽骨上、龟甲上，然后是铸造青铜器的模具上。文字被写在木简上、竹简上、丝帛上。文字在仪式当中被念诵，在仪式之前被教授，在仪式之后被模仿。文字就这样到了更多的人手中。
使用文字的人跟文字一起变得更多，于是有一些人开始猜想：有的文字比别的文字更加高贵。于是，他们把诞生在某个时刻之前的一些文字叫做「经」——可是那仍然太多了。为了确定经的名额与位次，有学问的人争论不休，使用一切能用的武器（正义、道德、逻辑、物证学、群众运动、皇帝……）最后的结果不用多说你也可以想到：人们头脑当中的「经」随时代而扩充，从「五经」变为「六经」，经过七八九十而到「十三经」。又经过若干次文化融合，在咱们的这个世纪里，一群半心半意又友善宽容的白莲教徒开始以隔壁阿伯的世俗形象出场，他们总是保持微笑，择机向你推荐脱水包装的「读经」产品，这一包里头连带着道家与佛家的秘传，却只占用一份注意力，着实是性价比超群。
或许是因为天真，或许是利益相关，总有些人把「经」当作万事万物的预言，对此，万事万物在两千多年里一直予以缄默的尊重。平均下来，每个「当事字」大概都承载了上百万人的命运。当然，前述猜测也可能算错好几个数量级，这丝毫不奇怪，毕竟「经」当中不涉及任何数学内容。数字倒是有的。在众经之一《春秋》的一个段落当中，作者慎重而严谨地记下了某个诸侯国（很巧，这个国家经常在下一个时代的笑话里出现）境内落下了五颗陨石，不久都城上空又倒着飞过了六只鸟。这一句话的笔法，被两个不同的传承流派大谈特谈，至今仍然被保存为一种行为艺术，时常在高中、大学与秘密集会上演。诞生「经」的那些时候，万里之外的希腊之地有一群异族蛮子，奉名为毕达哥拉斯的祭司为首，他们秘密地组成了社团，真心相信世界的一切奥秘都在自然数里。或许当时有过什么君子协定，双方友好地均分了历史与文明，从此蛮子们独占了科学，而我们独占了圣贤。
全是圣贤
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公，后来的儒家信徒相信他们的统系是一口气形成的，恰如高难度的技巧表演。这种模型有很多好处，首要的是神圣性：天不生某某某，则万古如长夜，历史的轮子将会卡死不再滚动，也因此不可能存在「现在」（姑且不论讲话的人对于「现在」又是多么不满）。
总之，就是那么巧。黄帝战胜了炎帝和蚩尤，尧不知道战胜了谁，舜战胜了丹朱，禹战胜了洪水和防风氏，周文王（在死后）战胜了臭名昭著的帝辛（纣王），周公战胜了管蔡等等一批叛乱的兄弟。总是具有神圣性的那一方战胜了自己的对手，从而确保了我们人类的幸福——当然，蛮夷还需等待多一些时候才能加入进来。
试图破坏这种严密统系的人，自然迹近于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和良民的区别在于，他们总是大大咧咧地声称为自己的全部行动负责，而不是谦逊地躲藏在圣贤的阴影当中，因此比较不容易丢失他们的名字：王充、刘知几、欧阳修……钱玄同、胡适、顾颉刚。
这群恐怖分子所持的武器倒是简单：一些不那么听话的猜疑心、一些把文字揭开看了又看的对照考据本事、一些猜想，外加一些推理的常识。
于是，在轩辕黄帝纪元的第4620年，有了这么一个宣言：
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
儒家学者，或称儒生，一时难以确认自己该采取什么立场。从一开始，他们当中就隐约存在着两种取向，一种是确信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典范社会曾经存在过，因此现世的国家与社会只需要诚心诚意去摹仿并践行古老的典范。另一种或许也相信有过这种典范社会，却把更多的力气用在文本间，意在弄清楚所谓典范社会，究竟真实面貌为何。前者被称作义理之学，后者则叫做章句。
这个新的宣言让义理、章句的两分突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就好像两群魔法师正在辩论法力来自「相信魔法」还是「念对咒语」，突然有人指出某些毁天灭地的魔法可能只是自然运动的巧合又或者是幻想。这些情感受到伤害的魔法师——儒生，一些改行成为哲学家、文献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一些则回退到内心坚固的堡垒当中，用上一切防御法术。
一个「非中国人」夏含夷曾经恭敬地记述过这种防御法术的例子：
毓老（爱新觉罗·毓鋆）持有与之完全不同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中国经典是中国文化的结晶，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只需窥见它中心一贯的道就可以，完全不需要新的证据。我还记得2005年我在毓老百岁寿辰的时候去拜访他，他拿出五公斤重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辑，说他知道大陆现在有一种新的《周易》，然后他把这本书扔在一边，说它不是孔子的《周易》，完全没有价值。
上述法术的秘密其实相当简单，如果一个人善用自己的头脑以至于能够让精神遨游，比如一个21世纪的人怀有公元前1世纪的内心，或者公元前2世纪的人怀有公元前11世纪的内心，那么要做到这种质朴的高贵，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只需规避开「当下时刻」那些令人烦忧的问题，这就是关键所在。
前1世纪
公元前1世纪的人有公元前1世纪的烦扰。那时正值汉朝。这个朝代有许多美称：
天汉：至高无上的伟大的汉朝。
皇汉：美好、辉煌的汉朝。
炎汉：遵循火之德而创立的汉朝。
汉朝人使用这些闪闪发光的称呼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多半是发自内心。他们相信汉朝的建立本身即是美德的结果。一开始，这种美德是以开创汉朝的皇帝刘邦的个人之「功」来呈现的。当秦亡、楚败之后，幸存于世的若干个诸侯王一起倡议道：安定天下的道路上，汉王的功当数第一，因此恳请汉王为皇帝来治理天下。
这种宣传并没有加上太多符合儒家经典的诠释，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秦始皇一把火再加上秦末的战乱，没给经书留下多少出场的机会。唯有生存能力过人的儒者叔孙通无惧种种考验，成功进入了质朴无文的汉朝宫廷。只要想一想他得突破多少凶悍粗野的功臣武人，避开多少心怀恶意的法家信徒，谁还会拘泥于他过度奉承高皇帝这一件小事呢？
叔孙通的首要任务是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为一个新王朝建立起礼仪。从理论上来讲，这些礼仪需要一直追溯到孔子之前。没有书籍！没有学者！没有学校和教育！但汉朝的礼制终于被建立起来了，高皇帝在酒酣耳热时尤其满意——哪有别的学派能够让整个朝廷饮酒尽兴却又能时刻不忘对皇帝的敬意呢。儒学悄悄地、一步步地取代黄老之道成为汉朝的正统学问，正是从这样的一次酒宴后开始的。后世人多数遗忘了叔孙通，否则他必定成为按级别敬酒与行酒令的保护神。
不过我们要说的并不是高皇帝的那个时代，而是公元前1世纪，汉朝第十三位皇帝哀帝在位之时。那时的汉朝远远比高皇帝时更为强大、富裕，但所有人心中都彷徨不安。甚至有人直接借用汉室自我神化的理论来挑战它：大家都说汉室是上古圣王尧帝的后裔，那么现在灾异连连，是不是又到了效仿禅让之举，让舜帝的后代来接替国家的时候呢？最终哀帝选择用一个前所未有的仪式来让国家脱离厄运。
这个仪式名为「再受命」，堪称偷天换日，正是对「汉朝的德行即将终结」这个传言的回应。既然要有一个新人来承接天命的转移，那就让皇帝自己来变成这个新人吧。于是汉哀帝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元、大赦。陈，是舜帝的姓氏，刘，是汉室自己的姓氏。这场仪式的推动者是当时的激进派儒生，其中理论过于精妙，以至于史书难以一一记录流程细节。不论如何，我们可以推测这是当时经学与巫术联手最高级别的实践。
这其实是一个陷阱，既套住了皇帝，也陷住了儒者。皇帝既已经使用了这种终极手段，倘若不能奏效，则近乎彻底击破了汉家天下的神圣属性。儒者则不得不面对自己一手造成的困局：明明自两代之前的汉元帝起，汉朝就已经从「霸王道杂之」变为真正以儒学为最高理想、准则，为什么局势反而越来越坏呢？朝廷里充满着学问高深能讲述圣人之道的儒者，为什么政治还是浑浊不堪呢？
哀帝早死，外戚王莽辅政，与之相应的，是本被压制的「古文经学」同时成为了汉朝的官学，一口气占据了好几个朝廷设立的博士职位，开始向天下传授。粗略地说，「今文经学」是汉初百废待兴时一小群儒者靠着口传记忆复原出来的学术传统，好讲孔子的微言大义，被今天的人们看成是一种政治哲学。「古文经学」则是汉兴之后分若干次意外获得密藏的原始文本而形成的新学术传统，传习者更看重文字词句的校订与解说，也保存了更多礼乐制度的细节。
那古文经和今文经到底谁是真经？
据说孙悟空和唐三藏西天取经，因给不起「人事」，空手来取，白白吃苦运了许多无字经书回去。幸得有打抱不平的大能出手干预，师徒一行才转回灵山向如来诉苦。如来这样说：
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
佛经相关一切事宜的最高解释权归属于如来，这是信众的常识。如来说无字也是好的，那它自然是好的。只能怪三藏自己不敢拿着空白纸张回去面见唐朝皇帝，因此拿身上唯一值钱的紫金钵盂送给经手人阿难、伽叶两尊者，换来有字的经书。取经至此完满收场。
佛家、儒家，虽然殊途，真经、伪经背后的计较却相差仿佛。并不是因为一种版本比起另一种版本真的更为优越，而是政治结构与权力关系会选择自己的出口。
古文经学挑战今文经学，是西汉末儒家内部争夺自我定义主导权的纠葛。但就整体时局而言，未尝不是儒者借着有利的朝廷局势来做一次孤注一掷，既救汉朝的天下，也救儒家理念的优越地位。王莽复古改制，并不只是这个人偏好空想，而是古文儒者的共识——一个儒者主导的汉朝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在制度上全面去实践古代圣贤的理想，因而汉需要成为周，王莽也需要成为周公。
这是西汉末年我国精神世界中的最大问题，也是奠定此后中国「学问」底色的关键事件之一。有许多古代文献会反复加以讨论，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无疑——「经」 本身，肯定不包含如何理解、处理这件事情的现成罐装智慧。
关于可能性
再引述一下西川的话吧：
顾炎武曾经说过，恢复三代圣王的语言，就是恢复三代圣王的道。在他看来，语言跟道是有关系的。语言的可能性依赖于每一个人的实践。如果你是一个思想者，那么汉语的词汇，它所包含的含义、概念，你如何发展？如果你是一个作家，那么你怎么充分使用汉语的特征？具体到每一个人，在汉语现有的状况里，你能够发现什么样的可能性，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我们多大程度上能够使我们的现代汉语容纳道？如果容纳不了，现代汉语还有没有资格去讨论真理？
西川讲的是「汉语」在今日还有多少「可能性」。而在「读经」或称「发扬传统文化」的喧闹声响当中，更迫切的问题是「读书（读和中国学问相关的一切书）究竟还能给我们的孩子带来怎样的可能性」。
实际上无需过度担心，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里，对于「中国学问」的理解、推进，前人已经尽到了他们那一份责任。为人父母所需决定的，只不过是要不要让孩子触及那条更为复杂、艰险的道路。
1891年，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把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又再度揭开，他遵奉《公羊传》，指称《左传》和一堆其他古文经都是王莽的同党刘歆伪造出来的。这一学说的目标是鼓吹儒学之中原本就有的」大同「之义，还是用旧手法做新宣传。
到1936年，杨宽（他写过最广为人知的一本《春秋史》）讲《左传》的作者问题，就已经抛弃了旧经学的藩篱：
古文家如章先生以为《左传》确是左丘明所作，而且就《论语》所说「好恶与圣人同」的左丘明却是亲炙而有所受的。那么为什么《左传》又和《国语》有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左传》经后人改过呢？这我们也不敢深信。我们从此只希望能清除成见，进而能作客观历史的研究，再不必走经学的老路，尤其是晚清经学的老路了！
再到晚近的唐诺（他是台大历史系出身）写《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这本书时，讨论的是这样的问题：
没有人认为真的需要「讨贼」，包括董狐和孔子，有意义的问题不在这里。日后，文天祥言志的《正气歌》把「在晋董狐笔」和「在齐太史简」这两个乍看相似的《左传》故事并列，其实是曲解（公平地说，曲解不始于文天祥，这由来已久）。齐国太史兄弟因为直书崔杼弒齐君而相继赴死，但董狐面对的是赵盾你知我知没这样的危险；董狐的记史故事是个复杂许多的历史难题，真正的危险不在人身安全而是记史本身，我们只有一句话大小的说话空间，我们要高举哪一个价值？要凸显哪一处错误或不幸？要选择、强调并留给后人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难的，而更难的可能是，即使我们认为已做出了最适选择（如孔子肯定了董狐的断然记史选择，称他为「良史」），这仍是排他的，让其余太多也值得一提一记的东西埋没下去。历史的偏颇，不只来自史官，也存在于「历史」这一书写工作本身。
多么简单的文字但多么适合让头脑盯住一口气也不放松！沿着这些语句，自然可以到达更多的问题——例如「历史是什么？」
而李惠仪写《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时，她又是使用着另一种观察方式：
《左传》在记录最后四位鲁国国君在位期间的史事时，解释的焦虑变得越来越明显。《左传》尝试包揽所有叙述的分歧，尝试把形式和意义强加到越来越混乱的叙事上，可说是原因之一。这部分的叙事特别详细。例如，襄公和昭公在位六十三年，时间占全书四分之一，但这个时段的记录差不多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各个国家之内，君臣之间互相猜度，宗族之间互相竞争。这些片段触目皆是，有时却没有清晰的道德标准。《左传》在讨论霸业和重要的战争时，每个段落的分野往往比较清晰。相对而言，当故事与国家衰微有关，当故事记叙某人以表里不一的态度终止纠纷，这时候《左传》的叙事往往显得比较凌乱。《左传》在最后一百年的记录里，捍卫霸权的政治取向更加清晰、更加激烈。或许，人比较容易把更遥远的过去理想化；又或者，大量的资料使人更勇于记录当前的历史。
当我们读书时，我们所能见到的，除了确定无疑的干货「知识」，还有「知识」背后的「观点」。
除了「好」或者「不好」、「新」或者「旧」的观点，还有「观点」背后的「观念结构」。
除了条分缕析的仿佛必解之局的「观念结构」，还有人们在写下这一切元素时，经由书写这个行动本身所带来的那些新影响。
最终，关于「中国学问」的阅读会远远地越过经典文献的文本，去带着阅读者在更广的天地里探求先民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的丰富细节。如果你已经读过了杨宽的《春秋史》、唐诺的《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李惠仪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那么这个书单终于要加上古文献与考古学的内容：
夏含夷《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是一本足以让读经爱好者暴跳如雷的论文集，虽然篇幅不大，却时常能让头脑产生更多灵光。
罗泰《宗子维城》，以实物证据来支持有关周公和孔子的大胆新说，这本书或许会把许多充满好奇心的少年带到考古学的道路上。
读这样的书，不要读经，不是很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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