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温度的考古纪事
如果能回到十多年前，在没有任何顾忌的情况下选择专业，有多少人会选择考古呢？
2020年，留守女孩钟芳容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引发热议，全国“十大考古评比”活动也吸引着圈里圈外的眼球。而考古本身，恰如许宏《发现与推理》书名一般，其有趣之处一在发现，二在推理。考古工作直面人类社会的文明与历史真相，直面一个个“未解之谜”，既有发现重大成果时的欣喜，又有推断出埋藏许久真相的愉悦。然而“考古发现带来的问题永远比答案多，我们说不清楚的永远比能说清楚的多。”那些尚未尘埃落定的待解之谜，也吸引着一代代考古人前赴后继，加入探索。
在《发现与推理》中，许宏写了12篇“纪事”，9篇是他的“亲历记”，包括丁公龙山、二里头、偃师商城等考古现场的第一手纪实故事，另3篇讲了考古学史上的著名“公案”，比如选入课本的“马踏飞燕”故事。在这些“纪事”中，许宏讲了考古知识、学者风范、悬案始末、学科变迁等多个方面，堪称“有温度的考古纪事”。
书中讲述的不少故事，有一些最终“水落石出”，比如二里头“1号大墓”最终“水落井出”，但像二里头绿松石小兽的年代问题、西晋周处墓的铝元素问题，最后都只能成为“悬案”，留待后人解答。不过也有个别事例，不幸地成为“冤假错案”，不免让人心生几多感慨。
“冤假错案”
这个“冤假错案”就是“尸乡沟商城遗址”，它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个“尸乡沟”，不仅不是当代地名，甚至历史上也不曾作为地名用过。经许宏介绍，“尸乡沟商城遗址”在河南偃师，《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条下有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当时的考古人将班固的这句注释，与一条南塔庄村“老乡世代相承称之为尸乡沟”的低洼地带联系在了一起，就有了所谓的“尸乡沟”。但后来有考古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该低洼地带是汉魏时期人工开凿的漕运河“阳渠”，“尸乡沟”的名字于史无考，该学者团队询问当地老乡，发现老乡其实并不知道“尸乡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那条低洼地带称作“石羊洼”。
许宏认为，国人极其讲究吉祥，比如北京的“黄图岗”社区和新发地大型批发市场，以前的名字分别是“黄土岗”和“新坟地”，因名字不祥而更名。从而推想，将“尸”作为地名，是非常不吉利，也应该是国人要极力避免的事情。但木已成舟，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尸乡沟商城遗址”的正式说明中，堂而皇之地写着“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洛河北岸的尸乡沟村一带”，据说如要改动难度颇大，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稍显幸运的是，进入1990年代，偃师商城考古队的发掘者在考古简报或简讯中已不再使用“尸乡沟商城”的称呼，而以“偃师商城”取而代之。当然，“偃师商城”的名字也并非最理想的，“依考古界约定俗成的惯例，遗址命名应以遗址所在地的小地名为准，以能精确反映遗址所在位置为宜，否则就会出现不同遗址有相同名称的情况。”与之类似的还有良渚古城，因为“在良渚文化范围内不排除今后再发现城址的可能，良渚城址也极易与其所在的良渚遗址群相混淆”，当然，相对已经盖棺论定的“良渚古城”，许宏的建议“莫角山城址”只能是学者美好的理想了。
孤勇者
与“尸乡沟商城遗址”类似的，还有“马踏飞燕”的年代问题。“这尊铜奔马，属国宝级文物，于1983年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2002年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珍贵文物。”但除了并不完美的官方名字“铜奔马”（没有体现“飞燕”）外，学者们还设想了多个名字，但都只能作为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因为连墓葬的年代都未正式确定，马蹄下的鸟是燕、雀还是乌、隼自然难以判断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关于出土铜奔马的墓葬年代，学术界的认识远未统一，维持“东汉晚期”原判的论证大多缺乏说服力，但地方政府与旅游部门因汉代为中国古代的强盛时期，定铜奔马为汉代更富于民族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而难以接受晚于汉代的断代意见。
这种“民族意识”其实一直影响着我国的考古工作，毕竟“在历史长河中，让文物讲真话有的时候也是要顶着压力才能坚持的。”比如关于二里头是否能证实夏文化，据豆瓣网友“胡不骑射”介绍。许宏认为因为考古学者仍没有发现一锤定音的证据，所以二里头就坚决不能称之为夏，夏王朝在目前仍然处于“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状态。与之相对的，则是河南当地对“夏文华”的产业进行深入挖掘的坚定态度，不但成立了“夏都博物馆”，还邀请了业内一堆大咖来站台。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那些坚持自己观点的考古人，套用一句流行歌曲来说，就是“污泥满身的英雄”，就是“孤勇者”。在许宏的书中，不乏这些“孤勇者”的身影，比如西晋周处墓中铝片的原发掘者罗宗真先生，针对各种质疑依旧坚持铝制残片并非混入。到后来，人们意识到自然界中有天然铝的存在，火法炼铝也在古代技术条件下也可能实现。虽然周处墓铝质残片虽然仍是世纪悬案，但至少又发现了新的“破题”可能。又比如广州市区于1974年发现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当时就引发不少热议与质疑，华南工学院的龙庆忠教授在1976年的遗址性质鉴定会上就认为该遗址是南越国的建筑遗址，但受限于当时氛围和自己身份未敢多言，直到1990年才正式撰文，阐述他坚持了十多年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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