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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派的作者、读者难免遇到这样子的调侃：「差生文具多」。这句话本身有没有些道理，我完全不在意。因为从去年开始「游牧教室」这个人文入门训练项目以来，陪我一起测试的有经常分不清「轻」和「软」、「毕」和「华」的小朋友，也有稍微一讲就能去回答高考历史科目大题的初中生。差生是什么？我越来越不知道了。

我能够确定的是，学习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固定的仪式。行动，需要动机、主体，而仪式，常常是像那么回事就行。故曰：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有口无心的小和尚，也许没带木鱼，也许有个旧木鱼，也许有个漂亮木鱼。可是这跟木鱼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有在动机、主体齐备的行动当中，谈论工具的优劣、装备的多少，才会有那么一些意义，对吧？

当然，「学习」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行动呢？在咱们这个时代，真的是有无穷多种理解。找一个公约数吧——学习就是一个人让自己的内在成为自己期望的样子的过程。你大概也会同意吧？

因此，本文要讲一讲在我这个「人文研究者兼产品设计者」眼中，学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进而谈一谈在这个基础上，什么样的工具，才能算得上「学习工具」。

然而，请注意：你我都是被「现代世界」塑造的人，所以我们脑子里任何观念（当然也包括上面所说的学习是什么这件事）都天然地带上了这个历史事件（是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影子。如果咱们真的想清楚自己在讲什么，就得弄清楚这些观念背后的轨迹，这就还是得从现代世界诞生之初讲起。

那约莫就是达尔文的时代。

达尔文的环球旅行

达尔文 1809 年出生，启蒙教育在家完成。9 岁时他进了学校，念一点希腊文、拉丁文，也就是传统英国绅士素养的那些东西，据老年达尔文自己的说法，那就相当于是什么都没学到。幸而学校之外能够钓鱼、打猎，还能做做化学实验，令他对博物学有了初始的兴趣。

16 岁的达尔文被父亲送去爱丁堡大学学医，他却心不在焉，没拿到学位。反而是结识了当时在此教授自然史的动物学家格兰特。离开爱丁堡，他尝试在剑桥念神学好谋一个舒适职位，然而在自然史方面的兴趣越发狂热，他好险才毕了业。

22 岁那年，在剑桥认识的植物学教授亨斯洛给达尔文找了个好机会，推荐他去即将出航进行南美洲海岸线勘测的皇家海军双桅横帆船小猎犬（贝格尔）号当个随船的博物学家。

根据汉娜·斯特拉格的《达尔文传》所说，小猎犬号设置这个职位只是为了给 26 岁的船长配备一名社会地位相当的旅伴，以防等级森严的军舰上长期无人交流逼疯船长（小猎犬号的前任船长，外加这位年轻船长的叔叔，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航行中自杀的）。然而对达尔文来说，这是次有希望改变人生轨迹的宏大学习之旅，当然，彼时谁也不知道那也将要成为改变人类世界之旅。

这样的一次旅行花费不少，这位新手博物学家得买上足够多的绳子、带上足够多的书、各式各样的工具、显微镜、标本箱，还得配一把手枪。除此之外，别忘记小猎犬号。这是艘次新船，之前才出航过一回。船上载炮 10 门，战时满员人数是 120 人。如果要比一比学习这件事情上的花费，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别把它计算在内为好。

小猎犬号这趟出航原定两年，结果变成了为期五年的环球旅行。达尔文只是为了找个机会学点东西，却为此后的「物种起源」革命理论定好了基础。此后达尔文再也没有离开过英国，他的一切学术生活，仿佛都是为了这一次的收获做整理——以及思考这当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前往美洲大陆的洪堡

达尔文讲：「洪堡是我登上小猎犬号的真正原因」。

亚历山大·冯·洪堡没有达尔文这样举世皆知的跨界声名，他比达尔文早生 40 年。在那个年代，被人称作博物学家，而非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气象学家、生物学家等等（虽然许多现代学科的创始根本离不开他的贡献）。

洪堡是普鲁士贵族家庭出身，在家上学之后，在不少学院里待过，原本被安排的人生道路是去经营些产业，结果到了 30 岁，洪堡下定决心前往美洲大陆，用五年时间「丈量世界」，其后整理的《1799～1804 年新大陆热带区域旅行记》一书便有 30 卷之多。

洪堡穿越雨林、渡过湖泊、攀登火山，测量经纬度、高度、气压、沙滩在阳光下的温度、空气的湿度，以及能够被测量的其他一切。他绘制星空、植物和动物，学习各种土著的语言，甚至学习猿猴的叫声，借此分辨出不同的品种。他的考察旅行当中自然少不了种种仪器，在宿营时，这些珍贵装备要被栏杆和火把围在中间，以防夜里的野兽侵入破坏。

倘若洪堡生活在更晚近的世界，他一定会带上许多部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乃至随时跟其他学者通信用的卫星电话吧。

这就是洪堡的学习。

还有一个洪堡

亚历山大·冯·洪堡的胞兄威廉·冯·洪堡是个截然不同的人。他是个活动家、官僚、柏林大学的创始人、「现代大学之父」。

这位洪堡创办大学的理念当中有两重不容易轻松解释的面相：

一方面，他屡屡强调大学不是为了教授既存的「知识」而是为了探索新的。这个想法直接促成了今日我们熟悉的「研究型大学」。因而大学的主旨应是学术研究（而非实用的职业技能教育，虽然当时的德国仅仅是个被拿破仑肆意羞辱的贫弱国家），而大学制度的第一原则也应是学术研究的自由。

另一方面，洪堡又是把大学转化成国家机器一份子的始作俑者。他讲「大学教师的聘任要完全由国家进行」。这是因为传统的大学自中世纪以来，沿着博洛尼亚、巴黎、剑桥的传统，权柄属于教师和学生的社团、同乡会，以及各个「学院」。洪堡用国家的名义打破旧时代的行会风气，在他看来是科学的进步，却又给后世带来了新的大问题，这是后话，此处不提。

洪堡的工作当中有一项常常被人忽视，在我看来却极度重要——他是把一个世纪前普鲁士率先开创的义务教育，也就是公立中小学校跟大学贯通连接起来的关键人物。

1810 年，柏林大学开办前夕，洪堡从普鲁士文化教育署长位上辞职，随即在一封信里跟人讲：

我制定了一个从最初的学校直至大学的包罗万象的普通计划，其中的一切都是相互交错的，我熟悉其中的每个部分，我不加偏爱地及用同样的行动支持最小和最大的部分。

波得·贝拉格《威廉·冯·洪堡传》

大学跟中小学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不同传统：先有大学，几百年后才有近代民族国家为了实用动机推行的义务教育体制。原本在博洛尼亚大学或者巴黎大学的时代，进大学的学生甚至可以是零基础的——不会读写拉丁文也没问题。洪堡用自己的努力让两者进到同一套轨迹当中去了，从此人们需要先读小学，再读中学，再进大学。

把大学当作通过「应试教育」筛选的奖赏，把中小学当作「为了进入大学」而必须的苦行，这种当代中国的流行观念，功属洪堡。虽然他必然也无法理解这种播下龙种生出跳蚤的事情。

如果你想了解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更多纠葛，不妨看一眼这篇文章：印刷机和上学有什么关联？

学习的现代图景：一种无以自行的逻辑

讲完达尔文和两位洪堡，该回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来了。毫无疑问——咱们把达尔文的时代当作现代社会的开端，可是一两百年来，现代社会已经远远把那个开端时刻抛在了远处。一切都不一样了。

此时此刻，学习的现代图景——也即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包含几乎每一个学童和每一个为人父母者对这个词语的「默认定义」——只不过是如下实物或行动的同义词：

首先，需要一个专门的空间让孩子们跟「社会」/「外面」隔离开来，这个空间通常被称作学校、校园，而更具体地，那就是一间又一间长方形的、具有黑板的、在运行时需要关闭窗户与门的教室。此时，学习等于「上学」。

空空荡荡的教室似乎不能完成它的使命，其中还需要一种专门人员——经过国家培训、认证，并被派遣（招聘）到各个地方的教室当中去。也就是说，要有教师。此时，学习等于「听老师讲课」。

然而，只有极少的教师才能两手空空即兴讲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早已成为传奇，例如眼盲时代的陈寅恪。退而求其次，能够自编讲义也不失为杰出教师，至少我们对于任职于大学的那些，是如此期待的。至于在小学、中学中的教师们，处境则完全不同，即便能力不成问题，他们也没有这样做的权限，只能手持统一部署的教材、按照统一训练的大纲讲课。总之，对多数人来说，学习等于「听老师讲解课本」。

然而，上述定义仍然无法描述清楚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一词的全貌，因为大角色「考试」还没有出场「。据说，有了教室，有了老师，也有了教材，人类仍然没有能力评估自己是否做到了学习这件事情，因此还需要各式各样的考试来揭示真相。听起来很像古希腊人信奉的德尔菲之类地方的神谕不是吗？「让我来帮你认识你自己！」，这条神谕如是说。由此可知，学习的真相是「迎接考试」。

考试听起来很像末日审判，一些人上升，一些人下沉。然而，人类让自己在考试面前刚刚降格，却不得不再自我贬抑一次——我们对这位神明实在是太崇敬了，因此争相超越他人来表现出自己才是最符合神明期待的那个人。这个时候场景又变作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的那种设定：「选民」是一种被先天赋予某些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是谁的人的隐蔽身份，正因为不知道究竟谁是谁不是，因此人人不论在冥冥之中注定了是或者不是全都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辛勤工作以荣耀神明。考试（特别是标准化考试）原本号称是为了像一面无所偏倚的镜子那样去呈现出每个人的资质与学习成效，但为了荣耀这面镜子，人们需要上天下海寻找能脱胎换骨提升资质的灵丹仙草，又要在常规的教室、教师、课本、考试等等仪式之外另加额外的秘传，反正不容许按照自然状态躺平了事。因此，唯有加上了「辅导」或称「教培」的加持再去面对考试，才能称得上是虔诚的学习。

一句话——学习在多数人的头脑中，首先是化身成教室，而徒教室无以自行，则要有教师，徒教师无以自行，则要有教材，徒教材无以自行，则要有考试，徒考试无以自行，则要有教培。学习的现代图景，正是这一串无以自行连接起来的逻辑。

回归原型

上述逻辑当然是荒谬的。可是这种荒谬大行其道，无人能敌，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么回事：如果学习是一种用于交换「别的什么东西」的劳动，那么自然是持有「别的东西」的那一方能够单方面决定这个「市场」当中需要的是怎样的学习。只要能够有上升渠道，有稳定生活，那么学习是什么、怎样的学习方式是对的，他开心就好！反过来讲，要想让自己的整个人生（至少是最贵重的青年时代）不那么荒谬，上述图景当中始终隐而不见的一环就必须被找到：「主体」——「我」。

有一个明代笑话：某差人押送个犯了罪的和尚，担心自己记性不好，一路念叨：包裹、雨伞、和尚、我，即今日所谓的 todo list 是也。夜里和尚偷偷给自己松绑，又找来把剃刀，把差人头发全削光，从此遁逃。第二天差人醒来，继续点数：包裹，在。雨伞，在。和尚，摸了摸，有光头一颗，也在。「我呢？我哪儿去了？」

「我」既然不见了，这种「没有我的学习」自然是无以自行的。从最源头，就去掉了动力之源，那么每一步都必须再借助外部来推一下，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如果要让所谓学习一事回到合乎理性的状态，也即是柏拉图所说的「原型」，则它必然要化简成一个始于「我」的小小问题：

我，一个很清楚自己是主体并且很乐意为了自己的某种内心的需求（而不是变成某某总、某某工、某某师）付诸行动的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各个文明的古老传统当中，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分歧，不论是「博雅七艺」还是「君子六艺」，究其本质，大体上都可以分成下面三类：

复述/记忆、对话/辩论、观察/行动。

这个表不能轻易细讲，每一个条目总能讲上一堂课！不过每一项大致指的是什么、所列举的形态一二三又是取其哪一点特征，仍然需要说明。

在「游牧教室」的实验中，不少人问：这是替代学校教育的一种新玩意吗？就好像「在家上学」？又或者这是补充学校教育？

我的回答是——都不是。我只是一个对上述无以自行的奇怪逻辑感到不满的人。因此，我希望教师能够更像教师、学习能够更像学习。因此，不论参与试验的孩子们是读的何种学校体系、上的是网课还是每天去教室，我带着他们训练的项目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上面罗列的几种基本行动方式。

而这些基本行动，又自有其渊源：

复述与记忆

即便是在乡下生活，「无知无识」，也免不了会跟着祖辈学会一些言语上的「传统」，比如我外祖父年轻时喜欢看戏，因此经常要提「忠孝节义」四个字。我少年时去找朋友玩，他家的祖母或是外祖母婆婆教过我们念一些奇怪的口诀，比如一种是专门用于野外行走时念叨着避蛇虫的。实则这两样东西都是比书本、书写更古老正统的学习。

戏文当中的忠孝节义，典雅一些的版本就是荷马史诗，鄙俗一些的版本就是《鹅妈妈》，在它们原属的时代里，有的是目不识丁的人靠着听和复述就能学会，从此一代一代传播下去。

巫术口诀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师徒传承一如木匠老师带徒弟，而木匠不也总是免不了跟《鲁班经》这样子的巫术沾一点关系吗？前些时候看到大理州剑川县有屋子上梁，木匠的全套仪式口诀都录制下来，因此我在远处也得以见到这巫术温情的一面。不用我说，你也能想到这又是口头传承的一个例子。

比巫术更「先进」的是各种宗教。宗教常常有其写定的经典，但口头的学习却不因此而退席。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有诸多朗朗上口近乎打油的神圣诗篇，而正统基督教的赞美诗，也未必是非得印在纸上靠识文断字的信徒才能学习。至于佛陀所传——「如是我闻」换做「如是我读」，是不是有些怪异？

《诗》在孔子删订之前，究竟是师傅们带着诸侯卿大夫的子弟诵读着教，还是也有写于竹简的写本可以看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下过功夫，原本不得而知。后来读夏含夷的文章时，见他这样讲：

一般认为，《诗》的所有抄本在公元前 213 年秦施行挟书令时被烧毁了，不过后来整个《诗经》又凭借秦代身处江湖与庙堂的学者们的记忆得以重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押韵的性质。笔者认为，当时大多数的学者，无论是否身居朝廷，都确实熟记《诗经》，这种记忆肯定在汉代对《诗经》的重建中起到了某种作用，这点无可怀疑。

这种谨慎的看法，描绘出一种「可以对着写本诵读并记住声音韵律的」复合记忆方式。而夏含夷对《诗》的传统用途也写得很好——他引述清华简（一位清华校友2008年匿名捐赠给母校的战国竹简）当中的《耆夜》部分：

《耆夜》，标题似宜理解为「举爵庆祝（战胜）耆」，意在叙述周武王八年的一个酒会。当时的几位重要人物——毕公高、召公奭、周公旦、作册逸和吕尚父等都出席了武王的这次酒会，庆祝周王朝对耆国战事上的胜利。每位宾客从爵中饮酒前都需要先吟诵一首诗。武王的第一首诗题作《药药旨酒》……「药药旨酒，宴以二公。纴▢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在武王几番诵读类似的诗句后，正当周公要献上第二首诗时，一只蟋蟀跃入了大堂。见此，周公改音变调，唱出了一章应景的《蟋蟀》诗。

从《诗》的历史能够感受到是否存在书写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有竹简或者没有竹简，《诗》总是要注定被一次又一次重复唱诵、记忆，并被恰如其分地一次次重演在需要的场合当中。它本来并不是那种「被印刷出来后一传十十传百」的作品，也不是那种「知道了就可以存放起来」的知识。学习诗并不是为了培养个把新的诗人，而是让例如周代卿士这样的「文明的人」能够一次次确认自己是「文明的人」。这真是很遥远的概念了。

对话与辩论

对话、辩论，并不是那么遥远。即使远如苏格拉底（须知我们从未真正知道他本人写过什么东西），在今日世界的「学习」话语当中几乎是跟卢曼、费曼、马斯克同级别的热门人物。我想你跟别人讲苏格拉底的时候想讲的是他的对话方法，是吧？

按照他的学生们的叙述，苏格拉底的对话是一种与我们今日耳朵听出茧子的「输出」正好相反的东西——我知道我自己一无所知，我想你既然号称自己人情练达、世事通明，那么在某些事情上应该比我多知道一点，那么可否请你一点一点来向我指教呢？于是，各种各样的「输出」，就在一次次追问当中被拆解、被揭露出真面目——直到只有那些真正一贯的、自洽的判断被淘洗出来。

我想到了现在这个时刻，不大会有受过教育的人把苏格拉底信以为真的那些东西都当作至今有效的真理看待。不过这一点，却又需要归功于（至少好大一块要给）那种古老的惹人厌烦的对话方式。每一种新的学说、新的研究方法、新的行动策略，究其本质，都是寻找了一个仿佛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旧学说、旧方法、旧策略当作对手，拆解它、击败它，并等着下一个挑战者到来。

对话的传统和此后的书写传统并不是敌人。毕竟如果没有柏拉图与色诺芬等人的书写，我们从何而知苏格拉底其人呢？毕竟他的表达已经足够曲折，光靠一则戏剧或是一首长诗那样声音的力量，已经很吃力了！甚至等到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角、罗马人的荣耀又被基督教的光芒掩盖的时刻，所谓拉丁教父们，一边把古老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更早的学问定为「异教徒」的学说，一边如著名的奥古斯丁就把这种对话风格模仿得很好。

甚至等到中世纪过完新科学登场的那个时刻，伽利略写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时，他不是用这个书名唬人——那是一本真正的对话，和《美诺篇》里面苏格拉底给美诺家的小奴隶教几何学的对话没有什么两样。

对话是把一种理念与另一种理念之间的细微差别放大使之无所遁形，是把新的经验陈列在旧的结论面前，是在命题面前交替着呈上此时所能给出的最好回答，因而这就是学习。

观察与行动

前面已经大略讲过达尔文与洪堡的故事，因此不需要赘述更多例子。唯有一点可以强调：博物学是观察与行动这种学习方法最典型的例子之一，而这个传统又足够久——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或许你记得希罗多德是个历史学家，但他走过的地方可真不少！从意大利到顿河，从多瑙河到埃及！看、听、记述，是他的日常课业。

这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把这些研究成果予以发表，是为了使人类的事业保留在记忆中，使之不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被人们遗忘；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英雄史诗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录下来。

除此之外，各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与物产，也是他记述的内容。其中当然也包括美人鱼、狮鹫之类传说中的怪物。有一本书叫做《希罗多德的镜子》，如此评述希罗多德去走、去听、去看的成果：

对于从爱奥尼亚的哲学家到亚里士多德，也包括其间还有一些医生和历史学家而言，目睹是认识的工具。这样的说明目的不是要把话语化简为一个公约数，而是要指出，无可争议的「认识的常数」究竟是什么。比如，色诺芬说，要知道，就必须目睹，而且在《形而上学》的一开始，亚里士多德便写道：「我们喜欢目睹，胜过喜欢所有其他的东西。原因是，在所有感官当中，眼睛让我们获得的知识最多，而且能让我们发现最多的差别。」赫拉克利特也归结说：「眼睛是比耳朵更为可靠的见证。」

和坐在屋子里背书相比这当然是有风险的事。老普林尼，《博物志》（又译《自然史》）的作者，主职是罗马的元老与军人，却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因为太过靠近喷发的维苏威火山而中毒身亡。顺带一提，这次喷发毁灭掉了一座伟大都市庞贝，老普林尼时任地中海最大舰队的指挥官，率领部下登陆救援，因此殉职。庞贝古城的遗址被火山灰掩埋，1748 年，人们开始发掘它，至今仍在这里进行着考古工作。

和希罗多德、老普林尼的博物学不同，到了达尔文与洪堡的时代，仅仅是听、看、记述已经不足以满足学习的需求。要想理解某件存在于远方（比如新大陆）的事物，像希罗多德那样子单单把它当成怪物故事在《历史》中写上一笔是不成了，一定得把它纳进「文明中心」（也就是欧洲）学术世界里所习惯的分析、诠释结构里面加以观照，才可能获取可靠的结果。拿达尔文与小猎犬号航行的例子来说，新的标准是尽可能采集多多的标本、认真规范做好记录。对洪堡在新大陆的行程来说，除了标本，更要紧的是用旧大陆科学验证过的仪器去丈量「蛮荒世界」的一切异闻与奇景。

做选择之前先「工具自觉」

前面提及的「复述/记忆」、「对话/辩论」、「观察/行动」这三类基本的学习原型，实际上包含的并不止三种方法：口头诵读之外，现代的孩子们更依赖书面阅读。口头对话之外，学者更常做的是书面交流。亲身穿越远方获取标本之外，更多的人用剪藏报纸、期刊、书籍替代。那么这么多方法，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学习？又或者说，到了 2022 年这个默认一切事情都有新技术方案的时代，哪一种技术工具，才是学习所需要的真工具？在直接抓一个回答当作灵丹妙药之前，需要的是「工具自觉」，而「工具自觉」这种讲法，唯有「主体自觉」这个前提之下才能具备意义。也就是说，一个人得清清楚楚明白自己究竟是因为内心什么样的需求而选择了去做学习这么件事情，才谈得上「选择学习工具」，否则因为要考研就需要看网课，因为看网课就需要 iPad （最好还是 iPad Pro），这里面的选择，只不过是随波逐流当中或多或少要缴纳的过路费而已。

在此前提下，仅仅以最低限度的学习工具为目标，几张纸（或许 A3 尺寸为好）、一支笔，足矣。这不是说笑，一张纸所蕴含的可能性你别小看。

一张 A3 纸，可以打印上万字的文章、几十张摘录卡片。把它放在桌面上，或是裁开，一次就够提供能让你思考挺久的阅读内容。

一张 A3 纸，用来给自己提问——回答——追问——再回答……，足够让这个过程进行上十几个回合。在大多数学科当中，这样的思考深度足够完成训练了。

一张 A3 纸，用来表达你对某个主题的构想，从第一个关键词写起，一直连线画到许多个方向的细节，拿去给你的同侪浏览，抵得上一整面黑板。

更别忘记你可以同时拥有上面全部，把摘录卡片、要读的文章、提问与回答的长串、主题到细节的树图全都剪开，随意粘贴，我想你的新思路，很快又会需要用完一张 A3 纸了。

读了这些，不要去神化 A3 纸（特别是我从拼多多上购买的一种大克数美术专用优质 A3 纸），上述场景当中，真正的工具只有你的大脑和手而已。

电子工具的谱系

当然还是得谈电子产品。毕竟它们已经无处不在。假装看不见，又或者把自己当作 1900 年的人来过日子，无异于在洪堡的时代却彻底模仿普林尼的言行。只不过我所要说的，是另一种看待这些仿佛魔力无限的工具的方式：把它们的谱系整理出来，而不是像厂商希望的那样次次只如初见，又或者是仅剩下应激反应——比如一些人激烈主张 PC 好、手机坏（我有些时候也站在这个立场讲话）。说这种话的人往往也会把「上网」分成「智能手机出现之前的 Good Old Internet」与「移动互联网」两块。前者自由，后者封闭。前者清晰，后者污浊不堪。前者知书达理，后者装疯卖傻。

这是狭隘的——不仅仅是应当在情感上反省这种应激状态，而且就电子产品的谱系这个问题而言，上面的两分视角遗漏了全景。当我们习惯把手机视为PC的替代品、升级品时，大屏幕与小屏幕、键盘与触摸屏之间的技术方案差异所必然造成的那些空隙地带，居然就顺理成章变成了我们讨论「人使用工具进行学习」时的几乎全部话题！

起码你可以试试换成这个问题来讨论！在学习这件事情上，PC 和手机各自分别承接着哪些旧传统、旧方法、旧工具的功能？

PC 当然比手机更适宜阅读大量文字。同时在「得到」、「Kindle 书店」、「微信读书」乃至本地公共图书馆网站检索一个主题，一起打开结果，把多本书并列对比，这是 PC 天然的优势。但如果只是要一句一句地学会一首诗、一首歌谣、一个本地方言的词汇，使用手机来随时录音，不是更方便吗？此时，PC 是图书馆的替代品，手机是家庭日常生活的映射物，两者各行其道，谁也不是谁的升级。

PC 令人想起邮件组、BBS 等老时光——写长帖、引用大量材料、附上参考文献，那是书面交流的礼仪（实则也是印刷术乃至近现代期刊普及后的半新事物）。引用、再引用，乃至使用超链接，这几乎是 PC 专属的操作风格。与之相对的，手机不论安装的是什么 App，总是只能像广场，你也不确定这一刻能够听你发言的人是谁，也不能预料这场对话将要持续多少时间，于是你的话越来越像警句，反感的人会说这是无头无脑，你自己或许觉得很有禅机。当然语音对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去年年初 ClubHouse 刚刚兴盛的时候，这个「得体的」聊天室软件是多么受欢迎！

PC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工坊。人们忙于整理材料、撰写条目、拼排图版。手机是探险队的六分仪、放大镜、月相图、潮汐表、捕虫网、照相机、录音机、电影机。对，字面意义上的。

我看不出两者互相排斥的理由了，反而轻而易举就能看见在现在的技术环境下，完整的学习所需的项目清清楚楚排列在眼前：

复述（包含启蒙）、阅读、对话、书写、笔记、采集……

这么多的事情需要一个学习者去做，可是谈论工具的「显学」常常只围绕着其中两个主题而已：复述、笔记。Anki、Supermemo、Notability、Marginnote……多少注意力被抛掷在其中！

新标准与 All-in-one

All-in-one 或许是自 Notion 以来人们对新学习工具的最主要期待。人们错了。

假如有必要 All-in-one 集合起某些东西，真正要紧的不会是把一切数据都集中于同一个软件，比这个重要得多的，是把一切从外到内从内到外的接口、各种数据、各种注意力，统统集合到你这个「主体」当中，也就是包含着「复述、阅读、对话、书写、笔记、采集」等全部项目的行动当中去。

这个时候，如果要评价某种学习工具，就可以这样问：

它促进我开拓学习的新层级、新方向了吗？

它帮我完成了这个层级、这个方向上应当实现的价值了吗？

你不能要求更多了，毕竟，这是你的事情，不是这个电子产品或者那堆代码的事情。

在「游牧教室」当中，我曾经测试过非常多种工具组合。现在，当我给这群 6~16 岁的孩子指导精度与泛读的时候，所用的工具只剩下了这些：

两个麦克风：Akg Lyra 与 Akg Ara，分别接 PC 与手机使用。
 

Wolai 笔记团队版，结构如下：

每个游牧教室成员专属的学习页面，其中包含一张人物卡、一张日程表，每一项日程，都有可编辑的反馈区域。
 

所有人（包括围观群众）都可以查看的文档池，按照「人文阅读课」、「中文课」分出两个列表。每次课程，都用 Wolai 笔记的引用机制从中抓取文章当作材料。
 

腾讯会议 / Zoom （内地之外学生使用）。

一个 Boox Nova Airs 7.8 寸墨水屏阅读器。
 

除此之外，还需什么特别工具么？当我们读文章时，我可以只看着墨水屏，或是干脆闭上眼睛，听着他们或快或慢地读一段，然后开始向我提问，这时，一切学习应当做的事情，不都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吗？

或许等到这些孩子的学习渐入佳境，能够轻而易举地抓住每一个段落的大意、发现文本当中的有趣细节，我又可以带着他们尝试更多的工具：

引文卡片（例如3 月 12 日的记录)、语音输入、白板……

但想必你已经看出了我的观点——并不是工具启发行动，而是行动启发工具。当学习作为一种具有真正主体的行动，它每到达一个新的阶段，就会自然而然地呼唤新的工具方法出现。现在，你还会经常被「差生文具多」这句笑谈困扰吗？

如果你对「游牧教室」有兴趣，不妨读一读这篇：游牧教室：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