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事儿

众所周知，水獭封面选的好，阅读量不可能少。

辞职在家待业期间，花了不少心思认真的上完了康奈尔大学公民生态实验室 - Civic Ecology Lab 自然教育专题的网课，做了一篇以海南莺歌海¹为背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课程活动方案。

生物多样性保护（Biodiversity Protection）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气候（Climate Action）、水下生物（Life below water）、陆地生物（Life on land）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的要求。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

笔者并非专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学者，仅作为学员、志愿者和指导老师参加过许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学生项目。其中一个所有教师都主观上忽视的问题：具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实践环境友好行为之间，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全世界大部分人都知道“节约粮食很重要”，但愿意为之进行“光盘行动”的人寥寥无几。

我想生物多样性的意义，统计数据啥的，少数派的读者们已然见怪不怪了；趁年底公司没啥事儿，想写点正经东西了，咱们从一个课程研发者的角度出发，聊一聊属于下一代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好了。

一、背景 | 综合实践与劳动必修课（学分制改革）

早在合肥工作时参与了部门改制重构，牵头把原先的“少年军校”更名“综合实践部”并根据《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活动指导纲要》的要求，着手进行中小学综合实践校本课程的研发。整个开发周期持续了大概半年，在几位战友的努力下交付了一门必修课（初一、高一）和四门选修课的材料。

《指导纲要》要求K12阶段，劳动与综合实践课作为必修课加入课程表，且不能以任何形式占用，并对综合实践必修课和劳动必修课提出了具体要求：高中毕业的学员需提交两篇研究性学习报告，并完成40学时以上的志愿服务时长。在此基础上，《关于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

要求提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平台，培育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整合现有基层公共服务平台资源，紧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充分发挥生态文明教育场馆、对外开放设施、研学实践基地、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基地、生态环境科普基地、自然保护地、志愿服务站点及各种公共文化设施的作用，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提供场所和便利条件。

政策（包括“双减”）看起来是利好非学科教育和研学项目的，许多之前线上教育的机构也在纷纷转型，诸如新东方、好未来等机构的“素质教育”项目也应声上线。转型期间也不乏想借着噱头赚一笔补课费的朋友们（如下图），但其实愿意相信更多的从业者也是认可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只是苦于找不到一个标准答案²。

志愿服务与综合实践的课程要求，老师可以有意识的引导学员利用这宝贵的学习机会，深入真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课题；所以笔者同样认为这是一个实践自然教育活动的好时机：无论是以公立学校综合实践课程、课后托班的形式，还是通过转型中的非学科的教育机构，公益组织等开展研学项目。

二、TOC | 自然教育的变革理论

众所周知，写文章做作业一向是扫读文献，但这本 Advanc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actice 算是认认真真地看完了，对于文中所提出的 Theory of Change （TOC），笔者认为可以是一个关于自然教育课程设计框架的方向。

TOC 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理论模型，其尝试解决的问题正是前文所述的“意识”到“行为”的转变，故被简单地命名为“the Theory of Change”- 变革理论。

A theory of change offers a picture of important destinations and guides you on what to look for on the journey to ensure 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way. (Reisman and Gienapp, 2004; cited in Crasney, 2020)

变革理论描绘了一副关于重要的目的地路径图，并指导您在旅途中寻找什么，以确保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翻译）；以上这样一段简单的描述，其内核或许是一个通过课程和学习，促使行为转变的底层逻辑。

系统性思维与自然联结

以上图为例，Krasney 教授认为仅靠知识³，往往不能直接实现行为的转变，故 TOC 在指出从课程活动出发，有多条路径能够共同促进行为变革：即Knowledge（三类知识）、Systems thinking（指包括系统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思维方式）以及基于知识和思维，在自然实践中所产生建立的自然联结 - Nature connectedness。

研究⁴表明，长期使用系统性思维的人更广泛地关注和处理与系统相关的信息，并认识到复杂的因果关系和变化模式；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做出能够建立强力的自然联结，增强他们的集体互动，有益于生态系统福祉的决策。短期的培训课程也许可以促进知识的增长，但只有长期的、有体系且参与度高⁵的课程活动才能够培养系统性思维和建立自然联结。

长期且有体系的课程活动，最好是以学期为单位进行，而且需要在老师的引导下培养学员「价值体认、责任担当的意识、问题解决和创意设计⁶的能力」。

这对于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或者自然教育选题，从而展开综合实践与劳动课课题的学员而言，不仅是培养前文所说的系统性思维的手段。更多的则是通过一段长期的、集体参与的自然保护实践（可以是查资料、写报告、或者是组织校园宣讲会、慈善活动为公益组织筹款），从而亲身地成为保护大自然生物多样性集体中的一员。

系统性思维与自然联结所尝试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意识”到“行为”的转变，不过这仅仅是课程架构、实际操作层面的讨论（即是什么和怎么做）；此处还有一个关于“为什么”学员们会长期地去实践环境友好行为的问题。

三、Collective Efficacy | 集体效能的长效驱动

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所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是笔者长期抨击中小学线上培训的重要理论依据：着眼于观察学习和自我调节在引发人的行为中的作用，重视人的行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⁷，即强调人的行为很难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包括学习行为）。

这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效能（efficacy）的意义，也就是试着从价值感、自我实现等角度去解释驱动的来源：

Unless people believe they can produce the desired effects by their actions, they have little incentive to persevere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除非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 Bandura et al. (2002)

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在此所探讨的应用场景不是企业管理，仅仅是校园、课堂与学生组织。关于此类老生常谈的概念，笔者依旧保持着“实用主义”的原则去思考讨论，例如马斯洛老师的需求金字塔⁸究竟是五层还是七层、市场营销混合⁹究竟有几个 P 等定义层面的问题不过多地深究。笔者还是坚持那句话：“底层逻辑+环境变量=方法论”，所有在最初的底层逻辑定义之上的补充概念，都暂时解释为环境变量的作用。

集体效能的意义在于首先在于驱动。也就是说当一个群体共同实现集体效能感时，成员可能会增加对自己做出改变的能力的信心，有助于实现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这对于尚未融入社会，且暂时不需要考虑生存与安全需求的学生群体而言，是最好的驱动力，也就是所谓一群人“用爱发电”，常见于一些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运营良好的学生组织和社团。

集体效能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用成果来保持长期有效的驱动。培养集体效能感的主要方法是通过与团队成员共同实践，基于项目的活动与团队合作过程所产出的无形的、有形的项目成果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体验，与社会和自然环境建立联系。这包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实现项目预期的目标必然带来巨大的效能感，而未完成目标所带来的失落，也未必会彻底挫败学员的积极性。

这种时候指导老师的意义更是非比寻常，因为学生是否能够在项目活动中收获有意义的体验，往往取决于活动的设计者和领导者。对集体效能有所把握的教师，才能够有效的处理好学员的情绪，并把情绪转化为动力、把失败转化成经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项目化教学”。

后记 - 这或许可以是一门概念课

先总结几个关键词：

• 课程目标：实现“意识”到环境友好“行为”的转变
• 底层逻辑：Theory of change 变革理论 | Collective efficacy 集体效能
• 课程对象：学生组织（环保社团、综合实践课题组）
• 课程形式：项目化教学（Plan - do - review）
• 课程评价：Most Significant Change（最重要的转变）

包括课程评价、社会资本等概念，在本文里不敢过多地讨论，因为这里是笔者还在门口转悠，尚未到达的领域；所以这种只有真空中才能实现的球形概念课，不过是一些基于课程研发经验所产出的，暂时停留在纸上的东西，或许是属于下一代的东西。

但这是值得探讨和引起关注的事儿，因为我相信每一位像我一样的老麦的颜粉都不会拒绝保护像水獭一样可爱的家伙们，与他们世代居住的故乡。

Citations

Fernández-Ballesteros, R., J. Díez-Nicolás, G. V. Caprara, C. Barbaranelli, and A. Bandura. 2002. “Determinants and Structural Relation of Personal Efficacy to Collective Efficacy.” Applied Psychology 51(1): 107–125. 

Reisman, J., and A. Gienapp. 2004. “Theory of Change: A Practical Tool for Action, Results and Learning.” Seattle: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