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和陈子善先生的《浙江籍》同属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蠹鱼文丛”，但与陈子善先生浸淫史料、学海泛舟不同，李辉多年来从事文艺记者与文学编辑工作，见多识广的同时，也从现当代文学界诸多前辈处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用董乐山先生（他也是李辉笔下的浙江文人之一）的话说：“（李辉的作品）第一印象是有一种年轻人的生气勃勃劲头。第二印象就是有新闻记者的优点，即敏锐的洞察力与实事求是客观地搜集材料相结合。”董乐山称赞李辉有“在写作中抱着对历史、对人物实事求是负责的态度”，这也是本书的优点。

如果硬要在本书记录的诸多人物中寻找什么共同点，那么除了“浙江籍”之外，李辉笔下的这些作家大多“在日暮时分咆哮”，许多还为我们留下了“天鹅之歌”。世人多喜“首个”“首创”“首发”，那么反过来想，最后的创作、最后的通信，某种意义上也有其特殊意义。

最后的创作：徐迟的《谈夸克》

说起徐迟，很多人都知道那篇著名报告文学的《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不但生动地为读者介绍了数学家陈景润，还让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数论难题变得广为人知——虽然绝大多数人只听说过“1+1”（顺便一提，我在写关于“晚唐诗热”的硕士论文时，还曾想要在标题以“1+1=1”来比喻“晚唐诗热”的文化源流）。徐迟先生本人是一位诗人，却以报告文学名世，而他的“天鹅之歌”，便是一篇讨论物理学前沿的文章《谈夸克》。

用徐迟自己的话说，是在接触这门学问的过程中，“领略了许多东西，于是想用文学的笔，把它们挑一些出来介绍给读者”。1979年，徐迟采访了云南高山宇宙线观测站，从此“非钻进去不可”，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且还出了《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上海书店出版社），发表了《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人民文学》）。李辉本人和许多文字工作者一样，只“礼貌地碰一下科学的帽沿”，并不知道“夸克”其实不算世界上最难懂的学问（甚至哥德巴赫猜想也不是），但李辉因徐迟而生出的喟叹却极为中肯：

科学的恩惠已普泽人间，以反映社会与人生为己任的文学，也不应再退避三舍。愿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同科学建立感情，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去反映科学的动态、讴歌科学家的奋斗精神，让科学更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并将此视为文学的时代责任之一。

我从《徐迟报告文学选》中找到了这篇《谈夸克》，这篇文章从一则来信说起，讲述了自己钻研夸克与高能物理的故事，尔后笔锋一转，为读者介绍了天文知识、物理学发展等，从中引出了对夸克的介绍。值得一提的是，“夸克”这个词，来源于詹姆斯·乔伊斯小说《芬乃庚醒来》里的一句话：“给麦克先生的三个‘夸克’（Three quarks for Mister Mark）”。这可能是其他关于夸克的科普书籍的盲区，恐怕也只有徐迟先生这样“文理两开花”的作家才会关注到。

《谈夸克》一文作为科普文章，内容生动详实，文风通俗易懂，作为徐迟的“学习笔记”，已经蔚为可观。本文的审阅者、高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郑志鹏更是称赞“把难懂的东西描写得如此生动，实在是不容易，钦佩之至”。然而遗憾的是，这篇写于1995年，发表于1996年的文章（其中“漫游夸克奇境”“‘夸克’的猎取”发表于199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科技原地”版面），最终却成为徐迟的“天鹅绝唱”。徐迟自己在文章中所言的“以后如有机会，再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以及郑志鹏对徐迟亲自到高能物理所参观的邀请，最终都随着诗人的翅膀，飞翔无垠的宇宙。

徐迟去世之后，金克木先生将他与戴望舒的赠答之作《答望舒》（戴望舒曾经为翻译天文学著作的金克木写过一首《赠克木》）抄录在《诗人的再生》里，以悼念老友徐迟：

世人羡慕天上的星辰，

以为它们自由自在任意游行。

殊不知它们有无形的镣铐，

它们有丝毫不能错的轨道。

……

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

人却要知道宇宙，费尽了精神。

愈趋愈远，愈结成简单的道理：

不知道宇宙因为不知道自己。

这几句创作于1936年的诗，仿佛对发生于1997年的事，有着某种预见性。

最后的通信：沈从文写给徐志摩

沈从文以新诗创作走进诗坛。一九二五年九月，他致信徐志摩，两人相见，从此建立友谊。徐志摩虽只比沈从文大五岁，但当时已经是如日中天的大诗人，对待沈从文这位晚辈，徐志摩可谓倾盖如故，既有生活上的帮助，又有创作上的提携，对沈从文这块璞玉，徐志摩算得上慧眼识珠，彼此皆是同路人。

徐志摩去世的那一年的11月13日，沈从文给在上海的徐志摩去信，谈到方令孺，说：“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无从同你谈及，但我知道那前前后后，故很觉得她可怜。”希望徐志摩能“为她介绍到一个什么大学去作女生指导员。”然而时隔六天的11月19日，徐志摩就因空难去世。在李辉笔下，徐志摩和徐迟，两位同姓的诗人，都飞上天，到诗的世界去了。

关于方令孺的事，陈子善在《边缘识小》中曾撰文谈到，方令孺在青岛，可能和闻一多陷入恋爱的纠葛中，此事徐志摩也应是知情人，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提到“青岛的艳闻”，而梁实秋也只能加以解释：“是古井生波而能及时罢手，没有演成悲剧。”沈从文去信请新月派领袖徐志摩帮扶新月同人，算是找对了人，可惜徐志摩英年去世，此事自然也没有了下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在日记中，对徐志摩遇难的详情有所记载，原来正机师是一位热爱文学者，难得有机会与徐志摩同机，故一路上与之谈文学，本来飞机也不必途径群山，但徐志摩想看，便“循徐之请，飞绕群山之颠”，最终“据云机再高三尺便不至碰矣。”

最后的握手：周扬与冯雪峰

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

这句格言，是艾青给李辉的题字，他非常喜欢这句格言，某种程度上，和夏衍对周扬的评价不谋而合。夏衍眼里的周扬“前后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和以后不同，去延安之前和之后完全不同，因为和一九三一年的社会环境不一样，他站的地位也不一样。”周扬的“潮起潮落”，让读者也颇感兴趣。

周扬是湖南人，故李辉的书里，只借夏衍之口与冯雪峰的故事提到他。在文学史上，周扬是一位重要的“领导”，一位文学理论家，但在夏衍眼中，“（周扬）内心里其实不是一个领导，只是一个演讲家。”然而正因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扬地位变了，“他写文章，做报告，做领导工作。他真正的好像可以开玩笑的朋友也没有。这就是因为环境变了。”

对于周扬，我一直缺乏了解，大学时还和老师开玩笑说“怎么他一部代表作都没有。”事实上，周扬是党的文艺政策的传达者，他的“代表作”就是那些重要的理论文章。当动荡岁月过去，从“喉舌”重新变成活生生的人之后，周扬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去探望生病的胡风，向胡风道歉，还去看望了针锋相对一辈子的冯雪峰，在冯雪峰人生最后的时光里，两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在某种意义上，冯雪峰和胡风，是周扬的“死敌”，当周扬陷于泥淖之时，他们只是就事论事，如实叙述，没有人们想当然的打击报复。诚如，他们的纠葛和恩怨，已经难以说清，但人生即将落幕之际，我们终究是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诚如李辉所言：

人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和缺陷，人的处境也会随时变化，但做人的基本准则是不可更换的。圆滑、势利、取巧，他们的性格中不大可能为它们留下位置。于是，即便不幸在身，即便政治漩涡拼命旋转，他们也没有随波逐流，而在人性阴暗面最容易暴露的时刻，自然而然显露出他们人格的亮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