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常见的一种情况便是“勘误”。史学家基于陈寅恪先生所谓“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换言之即“博学深思”），对既有的观点进行纠正，在我看来就像是推理小说到了结局时，侦探凭借证据和推理，找出真凶那样，若是“看似寻常最奇崛”，那实在是天下第一等过瘾之事。

今年年初在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辛德勇教授的《隐存于清宫角落里的大唐秘史》，就犹如读到某推理小说名家的短篇后，心生仰慕之情，很想再读一读这位巨擘的其他作品。辛德勇的书在电子阅读平台上较为难觅，但还是在图书馆借到了这本《翻书说故事》，虽然是“翻翻闲书随手写点儿东西”，但真材实料自不多说，有趣的“勘误”也记载了不少。

比如关于“古杭”一词，在元朝，福建的建阳书坊印了《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等一批书。王国维在撰写《两浙古刊本考》时，就认为这一批书刊刻于杭州的书坊，其学生赵万里在《中国版刻图录》中，也承此说。浙江的钱江晚报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了一篇《掌故丛谈｜纵有丹青下不得笔》，也引用了王国维这一观点，引出关汉卿与杭州的因缘。

但“古杭”者，就如“杭州小笼包”，未必就真的表示“杭州土生土长”。辛德勇的老师黄永年在《古籍版本学》一书中，就驳斥了此观点，这批书除了七种冠以“古杭新刊”“古杭新刊的本”外，另有四种冠以“大都新编”“大都新刊”，如果“古杭”是杭州印，那么“大都”难道是在北京印的？黄永年根据字体，判断这几本其实都是福建建阳书坊刻本，只是借用了杭州和北京作为噱头，强调底本的来源而已。

王国维是大学者，但大学者未必并不会犯错。同样，即便是“权威媒体”的报道，也难免“阴沟翻船”。在“海昏侯墓出土《史记》”这一事件中，即便有“正经单位”背书，但辛德勇“无征不信”惯了，还是一查再查，找到了主持挖掘海昏侯墓的考古队长杨军先生的演讲内容（在“一席”平台上演讲），看上去应该言之凿凿，但在《考古》杂志刊登的正式报告上，却没有关于出土《史记》的介绍，故而辛德勇推断，“出土《史记》”可能有演讲者口误或者记者、整理者笔误的缘故，未必就是事实。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辛德勇自己也是权威，他的许多观点，也未必没有偏颇之处。比如在谈论雕版的文章里，辛德勇话一转，提到了新诗，认为新诗脱离乐曲，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剩余空间将越来越小。辛德勇的依据在于我国古代的诗词与散曲均可演奏、歌唱，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明诗句与乐曲的重归统一，将会完全“取代”新诗的地位。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我们且待来日再看。

本书最后的《人生三章》中，辛德勇介绍了中国传统历法体系中以十九年为一章的周期方法。周振鹤先生还以此为名，出版了论文集《学腊一十九》，我的人生“第一章”已过，“第二章”亦近末尾。和辛德勇一样，“想读的书太多，想学习的知识也越来越多……而读书的时间自然是与时递减。”辛德勇的学问远胜于我，但对于广博无垠的知识，仍持谨小慎微的态度。他还有一段颇为感人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即使不分白天黑夜忙活一辈子，懂的东西也还是很少很少，不懂的比懂的要多得太多。不懂没有关系，一点儿也不丢人。要是感兴趣的话，还可以慢慢学。

这本书中许多关于古籍版本、雕版印刷的文章（辛德勇认为活字印刷在古代印刷产业中是一种辅助形式，无足轻重，对“四大发明”之一，颇为怀疑），由于知识所限，我看得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大多直接跳过了，不过相信对于感兴趣的圈内人，自当视作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