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零零散散阅读了不少汪曾祺的选集，反倒是全集一直没看，只偶尔当资料检索用。这本《山河故人》选了汪曾祺五十余篇怀人忆旧的文章，第一辑写自己与亲人，第二辑为谈联大的师友，第三辑怀念沈从文先生，第四辑写一些友人。这一选本的思路自然没问题，但汪曾祺写文章，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物，往往在多篇文章中均有提及，选本如保持文章原貌，读者读下来难免会心生厌烦，可如果删改文章，却又失了本来滋味，如何取舍，也是难题。好在数字化阅读发达，看到熟悉的段落跳着读，也算是一种回避的方式。
“文学工匠”沈从文
说沈从文的作品有“匠气”，自然是无稽之谈，但在汪曾祺的字里行间，沈从文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的巨人，却足以称为“文学工匠”。当今社会大力提倡的工匠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在沈从文身上都有着体现。
比如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汪曾祺认为，沈从文和他的好友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人，都有共同的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
追逐浮名浮利者，必将虚苦劳神，自然也不会“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同样，以一颗赤子之心，投入到热爱的事业中，自然能做出一番成绩来。然而，沈从文的文学之路，绝非平坦顺遂，且不说晚年因故远离了文学事业，早年写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自如，若不经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来的。”
在《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汪曾祺提到了沈从文所推崇的一个词“耐烦”，沈从文自谦并非天才，只是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在创作代表作《边城》时，沈从文和住在一起的巴金每天写 ，半年下来，巴金写完了长篇，沈从文不到七万字的《边城》也才将将完工。这其中，想来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雕出来”（《与友人谈沈从文》）的缘故。“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修改的字迹，蜘蛛网似的，这里牵出一条，那里牵出一条。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难道不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么？
沈从文身上，还有工匠们的“传帮带”品质，虽然沈从文教过的学生中，成为作家的极少，最著名的也就是汪曾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沈从文的教学失败——实乃成为作家，有名家指点，只是起到了师傅领进门的作用，沈从文的教学，算得上尽心尽力。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对学生的创作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又比如介绍学生看一些与学生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从文还帮忙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当然可惜的是，汪曾祺自己并没有记下沈从文在课堂上的精彩见解，也是有些遗憾的。
说沈从文是“文学工匠”，自然是有些夸张的，沈从文自己也未必会认同，但这无碍于我们从沈从文身上学习，一如多年前的联大课堂，汪曾祺等青年学生，向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沈从文学习那样。
藏于历史的有趣细节
史料多见于日记等材料，但在汪曾祺的回忆文章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有趣的细节，起到一点佐证或完善的作用。比如在《泡茶馆》一文中，汪曾祺提到“联大打桥牌之风很盛。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每天到这里（即茶馆）打桥牌。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老地下党员，昆明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学生运动搞得那样热火朝天，他每天都只是很闲在，很热衷地在打桥牌，谁也看不出他和学生运动有什么关系。”这位姓马的同学，有可能就是《夜谭十记》的作者（也就是电影《让子弹飞》某种意义上的原作者）马识途。据网络查询，1941年，马识途以“马千禾”之名考入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后转入中国文学系。在西南联大，马识途一面学习，一面参与地下党工作，担任了联大党支部书记，在纪录片《九零后》中，马识途还回顾了西南联大时期“做炸弹抗日”的故事。
在《唐立厂先生》中，汪曾祺提到，（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唐立厂先生名兰，“立厂”是兰的反切。离名之反切为字，西南联大教授中有好几位。如王力——了一。这大概也是一时风气。这篇文章还提到当时中文系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罗膺中先生，也就是罗庸先生。他的“膺中”也是庸的反切。但唐立厂先生名字的“兰”和“厂”，从发音来看并不同韵，其实是因为“厂”读“庵”（ān）的缘故。
在《我的家乡》中，汪曾祺亲切地讲述了家乡的“御码头”“西湖”，“御码头”与我家乡杭州的御码头都是康乾两位皇帝中某位停泊登岸的地方，想来两位皇帝沿大运河而下江南，这里停停，那里靠靠，“御码头”者，自然不少。至于西湖，“天下西湖三十六”，自然也非杭州所独有。在《七载云烟》中，汪曾祺还提到了两条丁字形的小小的横竖街——凤翥街、龙翔街。杭州曾经也有凤起桥、龙翔桥两座桥，如今凤起桥周边的道路改名为凤起路，龙翔桥虽已不存，但这一地段仍以龙翔桥为名，“凤起龙翔”作为杭州的繁华地段，毗邻西湖，车来人往，人气颇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