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暴雨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从汛情、防汛到救灾各个环节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在其中，一个从本月20日创建的共享文档在24小时之内被访问了超过250万次，网友自发在其中更新救援信息，使其从一个小小的在线文档，变成一场庞大的社会群体信息动员，为需要帮助的人叩响了希望之门。
在互联网生态中，这种“爱心接力”不在少数，也让我们感受到科技/媒介向善的力量。本期全媒派试图从以下三方面发起讨论：
1、从全网寻找走失儿童/稀有血型、从疫情时的爱心超话到这次的共享文档，带有信息协同、共享性质的媒介都有怎样的特征？
2、从施拉姆的“共享说”出发，我们是如何参与信息共享，又达成了怎样的效果？
3、比起“在看”与“编辑”，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让彼此在媒介世界中更好地互动与连结？
共享信息，在彼此信任基础上建立起道德算法
根据数据分析工具提供的传播趋势可见，这份“救命文档”的热度主要集中在7月22日--距离创建不过2天的时间。而更加细节的，随着当日@新闻晨报、@央视新闻的关注并在微博开设话题，截至23日，相关话题的总浏览量已经突破3.6亿，并从实效上得到突破：随着越来越多“已成功救援”信息在表格中更新，小小的“信息中转站”背后，也是人们对抗灾逐渐加强的必胜信心。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共享式媒介在社会事件中发挥动员作用。从早期各大网站推送的寻找走失儿童，引发全网接力（例如微博开设的 #微寻人超话，如已有4.9亿阅读、累计发布6408个帖子，到疫情期间的各地救援爱心超话，再到这一次的百万人同时在线的协作文档，数字工具不断迭代，为信息协同提高着效率。在这个“所有人写所有人”的时代里，传递了互联网普惠的价值。在其中，这类媒介形式都有着怎样的共性？
首先体现出的是极简。从电视到互联网，从超话到文档，信息传递的阈值不断降低，流程也不断简化。表格，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办公工具，无需多么华丽的包装，不需占用手机内存，对信号没有太多要求，更不需要上传图片与视频，仅仅是输入内容，具备浏览、编辑、分享的基础功能即可，却切实的传播了最实用的信息。一个入口，能够集纳无数原子化的力量；
第二点是珍贵的实时性。不同于传统时代（例如报纸上刊登的寻人启事），这种“刷新即可得”的模式最大程度的降低了信息损耗，无论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社交媒体不断翻新的“信息接力”，文档中一个又一个不同颜色的闪烁光标，这种“与你同在”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虚拟空间也可以体会到的独特安全感。
传播学中有对应的概念叫做“情感同行”。背后体现出两种价值：一种是“团结”，因为共同的宿愿，过去的陌生人维系成为此刻的手足与伙伴，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另一种是“谦恭”，即使是共享的环境下，也必定会有因为掌握更多信息而出现的“话事人”，例如组织线上问诊的医生、提供避险场所的商户等等，在这种条件下，其他人愿意暂时放下自我判断，尊重而相信处于差序格局之上（即掌握更多话语权个人）的信息。
而相继体现的第三点则是人性。当协作的光标成为SOS符号，齐心协力的精神以及背后的理念是非常值得感动的。所谓“互联网让我们更像公民”说的也是如此，我们付诸的信任其实也是一种资源，让信息能够在技术的投影之下注入更多人性闪烁的光芒：除了民间自发的“救命文档”，央视、快手、抖音、知乎等各大平台所开设的紧急互助渠道也是如此。
比起过去智能算法持续推送给我们社会事件的最新进展，这种由“平台、参与者、救助者、自救者”彼此信任、共同搭建而起的“信息虹桥”更像是创造了一个“道德算法”，公民强大的动员力在此体现。
不过，相比此前的全网寻人/稀缺血型接力，这一次“社交网络救援”目的性更加明确，速度更快，扁平化的信息交流让更多的民间力量被看见。从这个角度来讲，数字工具作为媒介，赋予了“协同共享”更深度的实现方式。
在相关学者关于“群体活动”定义讨论中可以看出，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换存在不同深度的互动方式，而“协同”作为相对最为“深入”的一个等级，提供了最高的信息密度，也将境界上升为“为完成共同目标而协作”。［1］按照这个定义来说，微信聊天中的救援信息互换算作“交流”，知乎中对洪灾提出的回答建议算“贡献”，官方对救灾的多方指示算作“协调”与“合作”，而不断更新的在线文档则足够称之为“更加深度的协同”。
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个体，在看似简单的文档编辑背后，实际上都是发挥着公民的自组织、自生产精神，运用数字技术为需要帮助的生命增加着奇遇，也让人性的光芒得以闪现。
表格来源：https://www.sohu.com/a/250066646_781358
从“共享说”到公民科技，我们如何参与信息共享？
“传播是对一系列传递消息的记号所含取向的分享”，在诸多关于传播学的定义当中，美国著名学者、学科的创建者施拉姆提出了“共享说”，不同于其他学者提出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损耗”，他认为信息更多是一种扩散状态，把少数人拥有的信息变成大多数人共有。
从这个意义来说，具备实时多人编辑功能的在线文档等一众“共享型媒介”，则是恰当地契合了施拉姆的观点。
这样的媒介，不仅在国内，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能找到类似的应用案例。
2019年，在战火不断的南苏丹，家庭失散、孩童流离失所现象频发，当年7月，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与慈善组织 Save the Children宣布利用数字科技，在这个大约1100万人的国家里，推动孩子与家庭团圆的速度，其中包含了一个可共享的线上资料库与应用程序，当地居民可以在其中添加录音与照片，更加直观、方便地管理孩童失踪案件。虽然此类应用软件在其他地区已经不算少见，但基于南苏丹当地的特殊情况，为避免贫弱的网络讯号影响日间工作，软件每天早上与晚上会各更新一次，但依旧是切中了实际情况下的燃眉之急。“有了这个APP，我们能够将此前社工的零散工作带向21世纪的科技时代。”Save the Children 的负责人Hansraj这样评价。
慈善组织Save the children海报，其愿景是维护一个所有儿童都能享有生存、保护、发展及参与权利的世界。
类似的，在印度德里，一个叫做“SafetiPin”的应用程序，能够支持使用者输入具体区域照明、可见度、交通情况、人口密度等资料，从而对所在的公共区域的安全度进行评分，直接目的是加强当地居民，特别是女性的安全保障。如今在这个软件上，用户已经累计上传超过了5.1万件资料，更被誉为“全球各地打造女性主义城市努力的一环”。
印度德里“SafetiPin”应用程序
围绕着共同的利益与诉求，以一种非强制的状态维系群体关系，这是一种可贵公民精神的体现。在传播学视阈内，与之类似的理论是美国著名传播学家詹金斯提出的“参与式文化”，指的是媒介技术能够赋予普通公民更多可能性，来参与到对内容的观看、存档、消费、挪用与再传播的过程，从而开放更多从“媒介内容消费者”到“媒介内容生产者”的权利窗口。然而，虽然同样是受技术的赋能，本文论证的“共享性媒介”不仅仅是作用于文化内容自身，而是更加集中、更加深入地对社会各方产生影响，用“科技向善”、“善心接力”的力量连结其一个又一个数据孤岛。
原本分散在社会各处、每一个个体的知识与经验，通过这种方式得到集纳，由此，整个市场成为了一个高效运作着的整体，以指导决策与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也是对应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著作《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提出的“分散知识”概念。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从共享媒介中体现出的，公民自发利用科技与渠道传播善意的情感动员，很难不令人动容。
利用数字的力量，放大人文精神的光芒
如何在“普惠互联网”的加持下做到人人自主的科技向善，这并非易事，而是一场有关正义与风险的讨论，在我们感叹这种互助理念的可贵与感染力时，同样无法忽视潜在的风险。
从今年百度灯火互助、美团互助、水滴互助、轻松互助四家网络互助平台相继关停的事件中就可见一斑。当事件积攒的关注度越多，仅仅凭借个体自发组织的难度也就相应越高。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多人在看”的场景又何尝不就是一个舆论场，而后者终究还是需要通过或多或少的维护秩序，以达到提升效率的目的。虽然这种信息共享模式最终会走向野蛮生长还是众志成城还尚未明晰，但在现阶段，网络协同可能还需要“话事人”的角色存在，这即包括官方快速的组织介入，也包括在各行业拥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个人入场指导。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来自民间的媒介组织力量并不尽善尽美，但这次在河南暴雨事件中，共享文档的“现象级传播”以及各大机构迅速推出的紧急互助渠道，也让我们意识到了“数字思维”的重要性。
“数字科技是抗击疫情的利器”，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彭波在论坛上发言时提出，而所谓数字思维，则是能够在事情发生初期，就优先考虑到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帮助效果达成。
2019年，40名美国大学生开发了一个叫做“RiceUp”的安卓手机应用程序，类似于Uber的逻辑，用来帮助菲律宾的农务工作者，为他们架构起一条消费者直接联系的渠道，同时也在软件中提供商业与财务的信息。截止2019年底，当地已经有超过3000名农民下载并使用，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从71美金提升到500美金。据了解，初创团队还计划进军柬埔寨，为更多需要的用户提供“数字桥梁”；
图源自当地新闻，当地农务工作者学习如何使用RiceUp
越来越多的组织与个人，开始具备以及增强着这种“数据洞察力”以及“数据执行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利用数字机制思考，意识到个体与技术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够放大数字技术的力量。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如上所述，当我们意识到一个小小的文档能够成为生命的信息通道时，我们会迅速奉献出自己的力量；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哪怕一点微小的举动能够产生效果（例如看到朋友圈、微博越来越多人也开始转发，形成群聚效应），我们会对这种数字互动产生信赖与更多的动力：于是，从最开始只有“求救人员信息，救援人员信息”这两行信息，一天之内已经增加了“漏电风险地区“、“官方/民间救援队信息”、“医疗信息”等等新的维度。这是人们靠着救人的本能，创造性地开发出救命的功能。这种强大的数字执行力是对文档功能的再生产。［2］
其二是，其实我们无需对算法保有强烈的抵抗心理，利用算法与人性更好地连结会是更好的解法。在疫情与河南暴雨这两件引发全民关注的事件上就能够看出，即使推送、推荐这类以算法识别为主导的渠道依旧存在，但机构、社交平台、媒体以及互联网公司们越来越重视收集人们的“集体智慧”，通过超话、文档、问卷、问答等多种形式，使得呈现在受众终端的内容更具有“公共属性”。
一如谷歌浏览器推出的“逃离泡沫”（Escape Your Bubble）插件，有意将不同视角的文章自动导入用户的信息流，提供逃离“信息舒适区”的可能性，利用“道德算法”解决“技术偏见”，宣传公共议题以培养公民精神。
又如，2017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启动的“BA Obras”计划，不仅是一个原始资讯的公开站，更是一个以开放原始码为基础的线上社群，目前该计划已经收录了一千多项工程资讯，更是吸引了墨西哥、巴西等邻国开发类似的服务。当地有评论指出该项目成功的三个原因：“把资讯做得易懂、简单，且以市民为核心”。这种“算法正义”，其实就是数字思维中人文精神的尊重与再强调。
来源BA Obras 官网：https://www.buenosaires.gob.ar/baobras
“救命文档”的出现，让等待被救援的个体与希望提供救援的善心有效地找寻到彼此，也让我们在灾难面前，以更加共情的姿态认识到共享媒介、科技向善的强大力量。在这背后，体现出的是数字、科技、媒介与人性奇遇般地契合，迸发出新的生机与可能性。因此，即使我们都了解互联网的使命本就是去中心化，但依旧在见证到这种自发而生的草根式公民力量时为之动容。
所谓媒介，就是以技术的想象力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奇遇，让我们彼此看见，彼此连结。诚然，这其中有许多风险与不足需要再探究，但在如今这样的数字共同体时代，没有人可以搭便车，每个人都是拥有者。
这是互联网赋予每个用户最深不可测的文化生命，我们值得为此反复而求索。
参考文献：
［1］信息化协同创新专委会.(2018).信息协同：内涵、概念与研究进展_行为
https://www.sohu.com/a/250066646_781358
［2］曹林.(2021).文档救命，陌生人的善意极简连接
http://zqb.cyol.com/html/2021-07/23/nw.D110000zgqnb_20210723_2-0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