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多情似故人
或是机缘巧合，或是“命中注定”，重读完《拟管锥编》后，我又从图书馆借到同属中华书局“园田文库”的《好书之徒》，本书作者陈晓维是位70后藏书家，“藏而优则写”，既能化解“收不起买不动”的苦恼，也能借书抒情，让今之读者一窥故人风情。“书卷多情似故人”，实则是从藏书背后，挖掘出的一段段动人故事，落在文章中，在读者心中荡起一圈涟漪。
同为藏书家的谢其章在本书序言中，称赞陈晓维这本书有一点书话的元素，有一点随笔的风致，有一点考据的艰涩，有一点收藏的趣味，但每篇文章的背后都戳着一件晓维得意的收藏品，藏品是文字的出发点，亦是支点，即如一向所说的“由此说开去”也。也正因为以收藏品为根本，陈晓维在“能放”的同时，亦“能收”回到和藏品相关的人和事上，相对于在各种材料中恣意纵横的《拟管锥编》，这本《好书之徒》的故事性更强，可读性也更好一些。
身死名灭如牛毛
如果将书里的文章简单分一分类，那么有一部分涉及的旧时人物，对于文学青年们来说或许听说过名字，比如九叶诗人辛笛、新月诗人陈梦家、“张家四姐妹”老幺张充和、翻译家梁宗岱、“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著作颇丰的阿英……另一部分如聂崇岐、南星、于莲客、查显琳、张屏之、李平心、胡云翼，则实在没有半分印象。也多亏读了这本书，才能感受到他们一点模糊的轮廓。正可谓：身死名灭者如牛毛，角立杰出者如芝草。
试举张屏之为例，陈晓维从网上收张屏之的《京尘》时，其实也并未听说过张屏之大名，这本《京尘》在旧书圈里也算得上稀有，陈晓维连查《唐弢藏书目录》《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以及国图网站均无所获，最终在《民国时期总书目》里找到了蛛丝马迹，也慢慢还原了张屏之生平。
相比起张屏之在文章中调侃挖苦的徐志摩，张屏之本人的生活过得优越且平淡，《京尘》一书讲北京生活十几年的见闻和掌故，虽算不得重要著作，但也留下些许对史学研究、文学研究有用的材料。只是如今网络搜索张屏之，却是一个数字为零的答案，“旧京过客”张屏之，终究是一位历史的过客。
当然，如果有的选择，相信大多人都愿意过优越平淡的日子。民国诗人中，有一位杭州籍的刘荣恩，1938年到1945年间创作了六部诗集，但均为自印本，印数少，反响也小。1948年，刘荣恩前往英国进修，一年后妻女也来到英国。“一切风浪都平息下来，此后国内的纷纷扰扰再也和他们无关”。刘荣恩留给祖国的，只有他六本诗集。
可惜大多数人终究是“没得选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平心就在一种“万事饱经惟欠死”的心灰意冷、彻底绝望之中，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弥留之际，李平心是否会想起和香港恋人金葆华之间的那段快乐时光，如果时光可以重来，李平心是否会在1950年那次与金葆华的相会中，给自己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选择？时光终究不重来，即便如张伯驹者，也只叹当年富贵多情种，如今泪尽雪满头。
君向潇湘我向秦
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描述中，往往会显现出不同的面貌。比如辛笛本想为老友南星“雪中送炭”，但最终却生出误会，有了嫌隙，良好的友情也回不到从前。
而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也往往别有收获，比如那位“来生恐在蠹鱼中”的汪伪官员陈群，就因嗜好藏书，请来擅长图书编目的周子美为其工作。 考虑到周子美等人收入微薄，难以维持一家生计，陈群又帮他们在汪伪政府里挂了些不做事、只领钱的虚衔。对于以四个化名领薪水的周子美来说，陈群算得上高古周到，但于政府而言，此举却与蛀虫无异。
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故事中，也仿佛有好几幅不同的面孔。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在影印《正统道藏》一事中，于高官显贵、学者道士之中尽力斡旋，给人一种英雄气短之感，而在与凌惕安就出版《邵亭书画经眼录》协商一事中，又显得有几分高高在上、自矜身份。
更不要说诗人袁水拍了，在路翎作品《洼地上的“战役”》所引发的风波中，作为《人民日报》文艺组组长的袁水拍，说话可谓“伟光正”，而那个意气风发的时光一过，为动荡年代“背锅”的袁水拍自己也只留下一条冷冷清清的瘦长身影。
陈晓维在提到袁水拍时，感慨说：“他们这一辈人的故事，无论张三李四，随便掐出来一段都荡气回肠。有那样惊天动地的时代背景承载着，每个人的高低起伏根本无需加一钱一毫的花椒大料，就都是极好的电影素材。”
那么把目光转向那些感情戏吧，《宋词选》的选注者、词学家胡云翼一生虽有四位妻子，但他心心念念的，却是女作家谢冰莹（谢冰莹和冰心是两个人，正如林徽因和林微音是两个人），对于胡云翼来说，“冰莹是我一生中唯一挚友”，他连给长女取名都叫做“莹君”。但对于谢冰莹，却是“我的故事里没有你”，胡云翼只是她生命的匆匆过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另一对曾经相爱，却最终各奔前路的爱侣，就是梁宗岱和沉樱了。1941年，梁宗岱在在百色看了甘少苏的演出后，不顾远在重庆的妻子沉樱和三个子女，执迷不悟地和甘少苏走到了一起。面对甘少苏有丈夫，而他是有妇之夫的双重压力，梁宗岱“不惜为卿千万劫”，最终和甘少苏白头偕老。当然放到今天的网络上，梁宗岱恐怕都可以和徐志摩抢一下“渣男”的帽子了。
沉樱后来先后赴台、赴美，三十多年后与梁宗岱重新恢复联系。与影视剧中的撕逼大戏不同，沉樱和梁宗岱不但彼此敬重，还积极为梁宗岱旧作在海外的出版而奔走，甚至包括献给她情敌的《芦笛风》。当然，君向潇湘我向秦，两人最终再未见面。
关于梁宗岱的故事，陈晓维在指出“无意评价老辈人在婚姻问题上的选择，特别是不能用现在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情势”的同时，给出了一个梁宗岱想要齐人之福，营造三人世界的假设。放在四十年代的广西，这也是有例可循的一种可能性。当然，陈晓维的设想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却不失为一段上好按语。书中这样的按语并不少，恰如电影落幕之时，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