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师是我的大学老师，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在子张师指导下完成的。后来我读研究生时也以诗歌为研究对象，也因此“随缘”和子张师合写了文章，合作了采访，拙名也有幸在这本《入浙随缘录》中被提及。
十余年时光匆匆，子张师授课时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仿佛常在眼前，但课堂上提到的牛汉、蔡其矫，讲座中谈到的陆费逵、木心，于我而言却仍旧陌生，读一读这本《入浙随缘录》，在回忆读书时光的同时，也能加深了一些对文学前辈们的了解。
迥然绝尘，拒斥流俗
这八个字是台湾《联合报》对木心的评价，固然是对木心的绝佳品评，但另一方面，也可作为读书人的自省。如傅国涌在《无语江山有人物》一书中提到的那样：“每一代人都只能在时代给定的条件下尽力，思想、发声、行动、挣扎乃至牺牲……在无情的时间河流中，我们渐渐看见进化论史观的不可靠……”当我们阅读钱锺书、徐志摩、陆小曼、杜衡等活跃在现当代文坛的人物时，心中应该多一分同情与理解，多一分怜悯与慈悲，而不至于因为“绿茶”“渣男”“卖国”等标题党而偏激狭隘。
子张师在书中引用了法国思想家蒙田的告诫：对于我们并不真正认识的东西，最好不要轻易作出否定性的评判。这句话是子张师对《陆小曼传》（柴草著）一书做的笔记。或许在大众眼中，陆小曼很难摆脱负面形象，但就学术研究而言，尽量避免偏见，才能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借用子张师对艾芜的看法，对历史人物，一要尊重，二要清醒，一是一，二是二，不忘其长，不护其短。果如此，庶几近乎历史真相以及对人的基本态度。
说回木心，子张师下的判断是，第一，木心是具有大悲悯情怀的文学家，就此点而言，他具备世界一流文学家的素质。第二，木心是有世界眼光和普遍价值观、艺术观的“通人”，他既可属于某一特定区域如乌镇、如江南、如中国，又更属于普遍的人类之心，参透了地球人类自古迄今积累起来的人文精神旨趣。第三，有了以上两个条件，木心遂成为“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文学传统上能够深层次衔接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之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且就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的融会贯通而言，木心几乎就是唯一的一个。
在肯定文学成就的同时，子张师亦被木心先生“楼高清入骨，山远淡失巅”的纯粹人格所吸引。然而我更多想一层，相对于现代文学史上浙江籍作家“半边天”的辉煌，当代文学史中，浙江就显得星光黯淡。所以对于浙江媒体，并非浙江土著的余华也极其受到重视，那么木心今天受到如此关注，是不是有一点“浙江需要木心”的原因在其中呢？毕竟子张师也感叹说：曾经以为浙江当代不会再出现一流大家了，而木心的浮出水面令我为之一振，这正是我期待已久的奇迹。
莱芜煎饼与张充和
我在重庆读书时，山东同学带给我品尝一种像纸一样的煎饼，配着莱芜当地特产“莱肠”一起吃，很有一番滋味，据同学说，当地人还有煎饼加大葱吃的，让我不免想到山羊一口青草、一口纸张的形象，颇感有趣。
同学带给我的那种煎饼，是否是子张师笔下的“莱芜煎饼”，我也没机会求证。书中有两处提到“莱芜煎饼”，都和莱芜诗人吕剑有关。
一处是在《初访半分园》中，子张师提到在1985年拜访吕剑时，“大家都坐下了，吕剑却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回转身从客厅拿过客人带来的‘莱芜煎饼’，一一分给在座的亲朋”。另一处在《那年》中，子张师也提到1985年（戊寅牛年）春节去给老诗人吕剑拜年。子张师说：“吕剑先生见到我很是高兴，一定要留饭，且斟上了醇香的茅台酒与我‘干杯’，还津津有味地吃着我带去的莱芜煎饼，啧啧称好。”两处都提到了煎饼是小米面做的，所以吕剑夫人赵宗珏说：“这个莱芜煎饼好像跟原来吃过的不太一样。”原因是小米面做的煎饼算是煎饼中比较讲究的。
但问题是，第一篇提到的莱芜煎饼是客人带来的，第二篇又说莱芜煎饼是子张师带去的，两篇文章从时间看，应该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或许第一处的“客人”便是子张师自己吧。
另外有一处提到了张充和，说的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问津文库·开卷闲书坊”，其中画家许宏泉的《壹壹集》书名就很特别，是张充和先生题写。因卞之琳苦恋张充和而不得，我对这位通昆曲、善书法的张家四小姐一直颇感好奇。据陈晓维在《好书之徒》中《薄英，充和，桃花鱼》一文中所言，张充和有一方印章“一生爱好是天然”，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本色质朴的人与事的亲近感，让她和薄英这样的年轻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而对于卞之琳，是否说得上自然、质朴呢？陈晓维在另一篇关于查显琳的文章中，提到柏桦在自传《左边》里的一句话：“ 男诗人多有女性气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布罗茨基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甚至比茨维塔耶娃更像一个女性。’她们寂寞，懒散，体弱和敏感的气质使得她们天生不自觉地沉湎于诗的韵律。”
柏桦的说法，或许可以在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身上得到验证，陈晓维说：“他们和自己恋人之间那种既令人伤感，又纠缠不清甚至多少有些矫情、肉麻的感情，都充分显示了柔弱的女性气质对塑造一个好诗人的重要性。”张充和是否因为卞之琳这种气质而未能倾心于他呢？或许可以作为一种说法以供参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