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时读过一本谢泳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本以为是一本从理论角度探讨文学史研究的著作，但全书讲的都是如何进行现代文学史的史料研究。在我看来，挖掘到一条重要史料，就好像在推理小说中找到一条关键线索一样，能让扮演侦探角色的研究者揭开历史的真相。但决定研究者究竟是柯南还是毛利小五郎的关键，在于能否认识到这条史料的价值。
比如辛德勇教授在《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一期《隐存于清宫角落里的大唐秘史》中，就讲述了一个从“唐故赵氏夫人墓志铭”不断深入挖掘，最终还原出历史被掩盖一角的故事。这条史料其实并不算很难找到，但大多数人都未将其放在心上，就好像线索其实就放在侦探眼前，但侦探却偏偏视而不见。而在这本《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中，谢泳的文章大多只提到从各类书籍材料中找到的“线索”，至于“真相”，还掩盖在迷雾当中。
专业与业余
谢泳
对于史料，谢泳有一个看法，他认为：历史学者，从直接文献中看出有用的材料并不高明，因为谁都会找直接的材料，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有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在看似不相关的文献中，发现有用的史料，所以学者读书不能太专门，专门是职业，不专门才是趣味。
《靠不住的历史》
这个观点进一步阐发，变成了“专业”与“业余”之辨。谢泳自称：“我比较羡慕业余的专业，不用靠那个东西吃饭，但又有专业品质，这种感觉很不错。学术，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兴趣，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我自己感觉比较幸福的就是从来不在专业内，以业余为荣，所以不苦，因为没有人用专业来要求你，但自己其实是按专业标准来做的，所以一切都发自内心。”
当然这段话也在网络上引起了争议，因为谢泳本人已经是一位“专业”学者和作家了。当然这些话，也可以认为是夫子自道，谢泳作为“专业人员”，其实一直在羡慕那些并不把学术研究当成主业的“斜杠青年”。比如他有一位朋友“虽然不在专门研究机构里，但他的学术趣味和功力我以为都是一流的，他能以一人之力，笺证了陈寅恪全部的诗，而且完全凭学术兴趣，这非常不容易。”在谢泳看来，业余的专业才是最理想的境界。
浙江工人日报2021年2月6日头版
事实上，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浙江工人日报今年2月6日的头版就讲述了一位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当译者的徐龙华的“跨界人生”。不过相对于摆地摊、做UP主，业余做学术研究的人，可能还是非常稀缺的了。
论史料研究
关于史料研究，谢泳还有几个挺有启发性的观点，比如他认为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材料多可以写几十万字，材料少也可以只写几万字而成一本小书。同时“文章不论长短，如果没有高明的见识，总要有一两条新材料，才像个文章，哪怕是一则有用的信息也算。”，只要有了新的东西，就有了“知识增量”，也就是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加一点东西，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
另外还有“批判者继承现象”，是说批判学术权威的学生，后来多数成为同一学术领域的学科继承者（如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李泽厚与朱光潜，章培恒与刘大杰，袁行霈与林庚，袁世硕与冯沅君等），因为在批判的同时，批判者受到了被批判者学术的影响，政治只是一时，而学术训练更为长久。
在谢泳看来，任何时代的真实记录，时间都会使它产生意义，这就是历史。在史料中，日记相对于其他史料真实性稍高，一个学者不管出于什么立场和偏见，他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记录的经历，不可能完全做假。
所以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从不同政治立场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回忆中，发现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判断历史的材料，对于深入了解历史是有帮助的。所以对于一些已经去世的人的日记材料，如果删节了，就可能删去了一些对某些学者有用的材料，本来可以印证的事实，也因此会难以证实。某种意义上，就像四库全书本来应该是一件文化盛事，但编者一删改文字，就几乎没有史料价值了。
宝剑赠英雄
《周汝昌与胡适》
谢泳在文章中，经常提到他将搜集到的史料赠送给其他的研究者。据谢泳自己说，这其实是中国老辈学人本来就有的把重要史料送归国家机构的传统。胡适和周汝昌并未见面，就把孤本《红楼梦》寄给他使用，原因是在胡适看来“这书将来是要给国家的。因为史料只有能让学者方便使用才有意义，才称得上是史料。”谢泳称赞说：“学术是天下公器，宝剑应当赠给英雄。”史料的特点就在于有针对性，对于恰好需要的学者来说，无疑是屠龙宝刀，也正应了苏枕书在《松子落》中，回忆师兄说的一句“研究者一生应读之书无数，但并非一定要占有。”极显豁达。
旧书店
也正因为有这种念头，谢泳在旧书摊上寻觅到与友人相关的书籍时，往往也会购买下来，寄赠友人。他说：“有些杂书，旁人看起来毫无用处，但在有些人眼中却是非常珍贵，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不同情怀和知识准备的人眼中意义很不相同。”比如将黄汲清的散文集《天山之麓》送给了黄先生的小儿子。把林学家傅焕光译的《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送到了傅焕光女儿的手里。对于家人来说，其实是不“贵”但极“重”的礼物，因为“这种书只有到了自己家里才显得珍贵”。
沈昌文
无独有偶，张冠生笔下的沈昌文也有这种为友人觅书的善举。一次在旧书摊找到《高级日文自修课本》，书的编者是《中国青铜时代》作者张光直的父亲，沈昌文就购买下来，寄赠过去。在沈昌文看来：“书之为物，其值至贱”，但沈昌文没少给海外作者送“贱礼”，每当见到新书出版，沈昌文就会想是否有海外学人需要，通过为他们找书、找资料，从而建立起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