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作家，创作了以二战时期美国士兵为主角的小说。一位美国新兵，主要工作却是用菜刀和平底锅制作饭菜。一曲战争史诗，却穿插着好几个充满悬疑感的谜团。就像战时不可能精心制作美味佳肴那样，作者深绿时分把诸多元素混合在一起，创作了“战时口粮”一样的作品《战地厨师》。如果把它当作推理小说来看，则显然太过于薄弱——这部小说曾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但却因为被评委质疑“真的有推理成分吗？”而无缘桂冠。虽然未能获奖，但评委都认为这部小说值得一读，小说看似《炊事班的故事》，但战争比和平时期残酷万倍，在“战争”这一宏大叙事背后，是每一位士兵的喜怒哀乐。他们作为个体，却往往被我们所忽视。
一夜之间消失无踪的六百箱物资，地下室囚禁的神秘居民，圣诞夜发出奇怪声响的幽灵士兵……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谜题”来作为核心。主角“小鬼”蒂莫西和他的同伴爱德华、迭戈、邓希尔等人除了要烹饪饭菜，还要兼职“侦探”，解开这些“日常之谜”。在随时发生的死亡、杀戮与拯救的冲击、无尽的精神煎熬、同僚们鄙夷的目光中，主角和同伴们都得到了成长。
作为“战争时期”的“日常之谜”，本书中的推理剧情并没有什么“密室”“谋杀”，但也并非是战争之余的笑料。推理内容在全书中占比不大，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通过这些“谜题”提出了许多严肃的话题，比如种族的隔阂、平民的悲剧、人性的弱点、士兵的心理创伤等等。随着剧情推进，这些“谜题”让读者越来越感到沉重压抑。相比“短平快”的推理小说，《战地厨师》显得篇幅漫长、节奏迟缓，但它以厚重感稳稳地抓住了读者，甚至容易生出“再来一遍”的感觉。
大局和平民、个体和集体、正义和邪恶、人性和立场，战场上烹制的食物并不好吃，却容易触发人内心的感触。
在我以前的认知中，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后，便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毫无悬念地取得胜利。然而“飞龙骑脸”并不能减轻战争的残酷。这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异常曲折，路上丛生的荆棘也扯下了“飞龙”不少血肉。比如爱德华·格林伯格，这位昵称“爱德”的炊事兵头头，虽然对烹饪并不在行，却是G连炊事兵的主心骨，在前几个事件中一直扮演福尔摩斯般的侦探角色，是大家信赖和依靠的对象。但在第四篇章里，他为了保护同伴被榴弹炮击中身亡，被埋葬在巴斯通的森林里。
作为主角的挚友和精神上的导师，“爱德”的身亡，给蒂莫西上了最后一课（先前在爱德华的带动下，蒂莫西主动与黑人二等兵威廉姆斯握手，解开了少年时期的心结）。在最后一个事件中，一直充当华生角色的蒂莫西终于展现了他的智慧，而这个事件本身也折射出了作者反战的思想。
如果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打碎了给人看，当我们回忆起安葬于战场的爱德、奥哈拉，被PTSD击垮的迭戈，期待美好的婚礼却葬身于炸弹的年轻法国女郎，为了孩子自尽的杨森夫妇……也许不会再有战争，也许这只是美好的奢望。
“战场上生死就在一线之间，没有比这里更像地狱的地方了。”
虽然《战地厨师》是战争小说，但在战争场面和解谜剧情之外，作者试图通过主人公们，不断寻找和思考关于战争的答案。
正如作者所言：“人类是健忘的生物，终有一天会将明显的过错正当化。有人胜利就有人失败，为自由而战的人被为了自由而战的人打败，如此一来，仇恨便开始了无限循环。”
即便战争结束，它带来的伤痛将持续每个个体一生。当蒂莫西垂垂老矣时，也一直在不断回想着爱德的遗书、对迭戈的伤害、在战场上的愤怒和冲动。作为个体，主角的力量太过于渺小，他和战友们最终都只能是时代大潮中的无名浪花。生还的人要背负着逝去的人的命运而活着，一如在1944年，战壕深处的一声喟叹。
如果和伊恩·布鲁玛的《零年》同读，会发现在《战地厨师》所描述的胜利前夕，就已经出现了《零年》记录的事件。
比如在布鲁玛的故乡荷兰，当盟军进驻城镇时，伴随着喜悦和沸腾的，还有在哭喊声中被剃成光头的女性——她们有的协助了德军，有的是告密者，有的是德军士兵的恋人。
伊恩·布鲁玛在《零年》中写道：“笑嘻嘻的法国女郎（francaise）坐在德国鬼子（Boche）的膝盖上，呷着上好的法国香槟，这一画面就是横向通敌的写照，是最刺痛人心的屈从外敌的象征。所以女人就成了极尽羞辱和惩罚的对象。”《战地厨师》里，蒂莫西曾可怜她们，却被上级中尉阻止，原因是“城镇的问题就交给城镇的居民去解决吧”。
告密者和出卖邻居的人除了女性外，应该还有许多男性。但暴力却只针对女性——这其中似乎隐含着性别平等的问题，在本章节中，主角拜托女子飞行队的泰蕾丝·杰克逊照顾两个孩子，将他们送到英国。泰蕾丝问了一句“您是不是因为我是女人，才打算把孩子交给我的？”蒂莫西一时哑口无言。
当然， 这一短暂的插曲，在书的最后转为温馨的结局，蒂莫西和泰蕾莎结了婚（虽然书中“提出交往的请求”怎么看都是一股浓郁的日语腔），收养了那两个在战争中结识的孩子，成为了一家人。这或许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以家庭的温暖，以食物的温度，来对抗战争的冷漠和残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