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漂青年生存指南》的第二篇文章
《北漂青年生存指南》 是关于（迁徙到）一线城市的青年如何在紧张的社会节奏中过有质量，有效率的生活的一系列文章。它最初的灵感来源于我研究生时候参与一起朋友的租房纠纷官司，并迫使「黑中介」退回了租房押金。这个事件让我意识到我有一些经验可以和别人分享。于是就有了写作一系列文章的计划。
疫情之下的医院
农历新年前，我因为腹痛去医院检查，确诊有泥沙样胆囊结石)。回想我过去几年，偶尔会因为不规律饮食而产生的腹痛，结石确实已经存在很久了。经过和医生讨论，建议胆囊切除手术。
但是，接下来席卷而来的新冠疫情，让手术无限期推迟。我曾看过一些关于新冠病毒所导致的次生灾害的讨论，人们只关注到武汉作为疫情风暴的中心，每天新增多少确诊病例，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座 1100 万城市的人口，每天会有多少普通病人会因为新冠疫情而无法正常治疗。社会的所有注意力都被新冠疫情占据，毕竟传染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现实紧迫的威胁。
不过，手术的推迟对我的影响有限 。一方面，胆囊结石并不是很严重的疾病，得益于现代外科医学技术的发展，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已相当成熟。另一方面，由于忌惮不吃早饭会导致腹痛，我的生活反而变得极其规律。
因为疫情的原因，医院住院部禁止探视，病人和陪护人员都必须通过新冠核酸检测才能进入，并且其间不允许离开住院部。这让住院部极其安静。
刚来到住院部的时候，除了对安静的环境倍感欣慰外，并没有什么别的感觉，虽然手腕上被绑了一个患者识别手环。然而当我穿上蓝白条纹相间的病号服的那一刻，我才真真切切感受到，我是一个病人，失去了青春，活力，思想，灵魂，像是突然就要面临生与死的抉择。病号服上必定是有来自撒坦的诅咒，我如是想。病号服给人带来的心理暗示，远比它作为衣服那本身的属性来的强烈。
与护士和病友的聊天
每天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病房内，甚至走到走廊拐角的窗户旁边，眺望远处依稀可见的盘古大观和奥林匹克塔，也是一件需要和护士耍耍脸皮的事情。索性我是个比较厚脸皮的人，本文的初稿，也是在护士的一次次催促回屋的间隙中，在走廊的桌子上完成的。
无聊的时候，有跟护士们聊聊天。我并不是社交能力很强的人，至少不是那种不管什么话题都能信手拈来，从而和陌生人快速建立关系的人。和陌生人开启话匣可确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
由于术前需要离开住院部去做相关的检查，一来二去和负责门禁的护士聊了起来。我和护士开玩笑说：我不像是在北医三院，感觉自己像是在隔壁的北医六院（著名的精神病医院）。平时连病房都不允许出来，只有在做检查时候，会有个大姐带着（看着）四五个病人，送去检查，就像生怕他们跑了一样。
恰好她曾在北医六院实习过，跟我分享了北医六院真正的故事。每天下午三点，（精神病）患者，会被安排到六院后面楼宇间的小花园「放风」，到四点再回去，如此往复。听起来可还真是有点压抑。
护士的工作繁杂且需要谨慎，而又不像医生的工作那么显而易见。「医生的嘴，护士的腿」，她说道。
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护士会过来查房，让大家早点休息，恍惚间，让我回想到大学时候，被宿管阿姨支配的恐惧。
和我同住的是一位与我父亲年龄相仿的大叔。他有着那个年纪的人所共有的问题：缺乏对公共空间的认识。但那些已经上了年纪的人，你并不能苛责他们更多。你不能将他们在公众场所外放音乐和短视频与当下时代的道德要求联系起来，因为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并没有关于公共空间基本秩序的训练。
隔壁病房的一位年龄偏大的奶奶，由于担心自己弄丢了 CT 检查报告，一直在着急地跟护士询问。她不断向护士重复：「我把纸条弄丢了」，直到也是患者的我，跟她确认没有问题，医生那里都会有记录。医院的电子化系统完全不需要患者自己去取报告单，看起来这种无纸化是多么便捷，但却给老年人带来难以逾越的认知障碍。就像我们习以为常的城市标识系统，对于那些从未在城市生活的人来说，也依然会是一头雾水。被时代抛弃的感觉一定是痛苦的，年龄的增长，经济水平的差距，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素。
在医院的阅读和写作
相对安静的住院部，让我带来的两本与历史有关的书，发挥了它消磨时间的价值。
-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作者：历史学家罗新老师）
- 《政治秩序的起源 -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作者：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关于罗新老师，我是从《剩余价值》的两期博客中了解到的。很不幸，在放出这两期播客之后，《剩余价值》惨招封杀。今日看来，这两期涉及到武汉疫情讨论的文章的很多观点确实还有很多值得再讨论的地方，但被封杀之后，它将被遗忘，所有的讨论也戛然而止。而这正如《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所说：
遗忘塑造记忆。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一种记忆，史学被当作一种记忆来讨论。但事实上，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遗忘有很多意义。比如一天记通一万字，我怎么也记不下来这种遗忘是个人生物属性上的局限。过去有“集体失忆”的概念来与集体记忆相对应，也是强调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而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这种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积极的遗忘，是出于某种目标，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联系的遗忘。焚书、文字狱、删帖、屏蔽敏感词或禁言，就是要造成一种主动的遗忘、一种强制性的遗忘。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样的遗忘是有历史学意义的。
另一本《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本视角宏大的政治学著作。起初是我在寻找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以解答我在「小粉红，美分，精日」等所涉及到问题上的困惑。我自知参与这些网络讨论愚蠢而又可笑，至少需要一些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的基础。在找到这本「大部头」的著作后，我并没有立刻开始翻阅，而这样一个整段的空闲的时间确实适合用来消化它。
关于历史书的兴趣，大约是 22 岁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因为秉持着对这样一种观念的赞同：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学科，你应该首先了解这个学科的历史。
在先后阅读过《工业设计史》，《改变心理学的 40 项研究》等不同学科的入门书后，我觉得这种经验可以迁移过来：读一些与国家建构有关的书，也许可以解答我对当下中国的很多疑问，可以让我有一种上帝视角，去看待当下发生的并不新鲜的事物。
而写作本文的灵感，则是「蓄谋已久」。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契机，静下心来写一写这些我平时不敢尝试，不敢写下来的心理活动，尽管它对我提高工作技能/赚更多的钱并没有任何帮助。可能也不太会有人喜欢这种类型的文章，毕竟它对别人也没有什么用。
当代青年的思考：不理想和不抱负
毕业那年，我和相当比例的同学一样，选择投身于工作强度更大、薪资水平也更高的软件行业。工作状况与互联网上千篇一律对软件开发行业的印象并无太大差别。但即使是在相对较高工作强度的科技公司员工中，也有「奋斗」与「更奋斗」的区别。对于一名刚工作一年半的菜鸟而言，我更能发现，在我身边的那些更高水平的开发者以及管理人员，其工作强度相对于初级开发者的我来说，有增无减，以至于甚至不能用 996 来形容。
社会分配在科技企业中，总体上是有效的。中学政治课本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我至今还记得。但我想我并非天资聪颖，努力程度也不及金字塔上层的那些人（引自知乎，不保证真实性：一个阿里P8，一年到底能挣多少钱？]），自然无法、也并不期望获得如此回报。
我们长大的过程，就是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的过程。
虽然无法做到最好，但兢兢业业地完成本职工作，也是基本的职业素养。如今的我，希望的并不是更多的物质上的回报，而是让自己「变得舒适」的生活体验。在拒绝「努力，挣更多钱」的毒鸡汤之后，我需要做的就是欲望管理。
在消费主义观念盛行的今天，谈起欲望管理总会觉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在更多挣钱和更少消费之间，必定会有 trade-off。在社会结构日趋稳定的今天，我们的一生能挣多少钱，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多多少少都是可以预见的。当想到这些，我就慢慢放下了焦虑，这就是「变得舒适」。
对我而言，通过以下方法，来具体实践欲望管理：
- 记账与预算规划
从 2018 年最初从少数派的文章中接触到记账等相关概念，到 2020 年亲自实践这一理论，中间花了两年。应该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在思考：记账能有什么用，该花的钱不还是要花。但实践了半年之后，我改变了这个幼稚的看法，并且开始在更高层次：预算和个人财务管理上思考自己的生活。 - 欲望的延迟满足。采用愿望清单，清洗伪需求，提高消费效率。
在想到一个消费需求后，别急着下单，先把这笔消费需求放到愿望清单中，同时回顾一下清单中的其他内容，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消费打算
愿望清单最大的意义——把愿望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以此避免其他无意义消费对愿望的资源挤占。清单内容的提醒，实际上是强化了我们对于自己愿望的理解。
当代青年的社会观察、远望和随想
除了考虑「我会怎么样」，我还会考虑「这个社会会怎么样」这样看起来很无聊的问题。
在医院排队进行核酸检测的时候，与队伍后面的大叔聊了起来。他说一直住不上院，找了关系才给安排上。伴随着说出这段话，他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情，在我看来实在是充满着不知羞耻的傲慢与优越感。
一线城市的公立医院委实是一种有限资源（避开干部病房不谈）。既然「找关系」是一种隐性成本，直接提高医疗价格水平不行吗？
我想可能我还是 too young，too simple。本科时候，曾选修过一门人文课《当代中国道德问题研究》，老师提到的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令我记忆犹新。既然那些实力雄厚的公立医院无法通过提高医疗价格水平来分流不同支付能力患者，那必然会出现各种「潜规则」，例如挂号难，住院难以及需要「找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公平。支付能力相对较弱的群体，也可以通过通宵排队等方法，挂上原本难以企及的知名专家号。
但「找关系」真的是一件值得被这个社会认可的积极行为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肯定会有人问：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没有使用这些特权的权利。如同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记者：如果你有一百亩地，你愿意捐给国家吗？
农民：我愿意。
记者：如果你有一百万，你愿意捐给国家吗？
农民：我愿意。
记者：如果你有一头牛，你愿意捐给国家吗？
农民：我不愿意。
记者：为什么？
农民：因为我真有一头牛。
我没有一百亩地，也没有一百万，所以我可以对这种问题发出批评的声音。也许是吧，但屁股决定脑袋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是一个很喜欢多管闲事的人。会在坐地铁时候，看到家长以不人道的方式打骂自己子女的时候上前阻止；会给两个因为抢开门而吵起来的人劝架。我相信我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有权利和义务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如同古希腊城邦的成年男性公民)那样。
情感的荒谬
我想可能是在我奶奶去世的那段时间，我才理解到一切关于情感的荒谬。她的丧礼，依皖北农村那千篇一律丑陋而又冗长的习俗举行。在出殡那天，母亲声泪俱下的哭丧，成了萦绕我心头最复杂的困惑。在我的记忆里，我母亲一向向我数落她婆婆的不是，与我在书本上看到的一切与婆媳有关的故事一样的乏味无聊。我很不能理解，为何母亲她也能在奶奶的棺材前如此「表演」呢？我想这可能并不是她出自内心的痛苦吧，还有那些村落里其他的中老年妇女们，我从他们的哭腔中读到的更多的是喧闹。这是一场表演，哭丧的传统文化让她们要更加强烈的表达自己与逝者深厚的情感，即使是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如此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