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是少数派读书月「我读过的好书」征文活动的入围文章。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少数派对标题和排版略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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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维也纳 1 月的午后，冬日的空气似乎将这座城市凝固在了寒冷和寂静之中。一个格鲁吉亚青年沉思着踏过美泉宫公园的积雪，迎面走来了一个年轻瘦削的失意画家。这一幕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像冬季的枯叶一样普通而单调。但是，这一幕发生在 1913 年，而这两位年轻人分别叫做约瑟夫·斯大林和阿道夫·希特勒。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幕是否确实发生过，我们只知道这两位之后决定了 20 世纪走向的人物当时都住在维也纳，而且也都喜欢去美泉宫公园里散步。如果不追求严肃的考据，我们当然希望他们真的曾经碰巧打过照面，甚至还彼此点头微笑，脱帽致意。一百零七年之后，这样一个历史的切面在我们眼中已经褪去它沉重的外壳，闪烁着奇妙的预兆之光。正如弗洛里安·伊利斯在《1913 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中所写的那样：

这个极端的时代，可怕的、短短的 20 世纪，于 1913 年 1 月的一个下午在维也纳开始。余下的是沉默。尽管希特勒和斯大林在 1939 年达成了灾难性的「协定」，彼时他们却没有见面。因此，他们从来没有比在这样一个严寒的 1 月下午在美泉宫公园里更接近彼此。

文艺的黄金树是绿色的

也许我在开头描述的场景和上面的两段引文会引起误会，让人以为《1913》像《万历十五年》一样，旨在从一些细小的事件出发，讨论大厦将倾的种种征兆，但其实这本书的主题要轻松许多。毕竟，1913 年的欧洲还沐浴在「美好时代」（La Belle Époch¹ ) 最后的余晖当中，一切还都充满着蓬勃的生机。况且作者弗洛里安·伊利斯作为一名艺术史学者，更加关注的也不是政治，而是那些在黄金时代的尾声挥洒生命和激情的文艺界「浪荡子们」。其实，德语原版的书名就叫「1913: 世纪之夏」（1913: Der Sommer des Jahrhunderts），中文译者加上的「浪荡子」一词来自于波德莱尔笔下的 Flâneur² ，也即在城市和人群中漫无目的地闲逛、既身处其中又常以置身世外的视角进行旁观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是书里真正的主角。

这一年的文艺界也确实值得大书特书：冷眼观世的卡夫卡一整年都在给他的爱人菲丽丝·鲍尔写时而深情时而癫狂的情书，并顺便写出了《变形记》。卡夫卡写给菲丽丝的信件在篇幅上超过了他所有文学创作的总和——无论是在 1913 年还是在在他全部 41 年的生命中都是如此。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两兄弟也在写他们各自的名作，《臣仆》和《魔山》。D.H. 劳伦斯出版了《儿子与情人》，普鲁斯特也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勋伯格的《古雷之歌》在音乐会上大获成功，但一个月之后他就因为创作先锋音乐被人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当众扇了个耳光。另一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同样引起了骚动和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声，但他的境况还是比勋伯格要好上很多——不仅没有被扇耳光，还认识了他之后的情人可可·香奈儿。柯克西卡为了追求古斯塔夫·马勒的遗孀阿尔玛·马勒³ ，开始创作他最著名的画作，这幅画后来被诗人特拉克尔命名为《风的新娘》。纽约军械库展几乎集结了当时现代艺术的所有杰作，欧洲艺术的花雨洒向美国，从此纽约将逐渐代替巴黎成为世界现代艺术的中心。马塞尔·杜尚在军械库展之后声名鹊起，但他却忽然对绘画兴味索然了，于是他把一个自行车轮装在了餐椅上。杜尚最著名的惊世骇俗之举已经初见雏形：四年之后，他将把一个小便池起名为《泉》，送去参加艺术展……总之，当我们以回顾的眼光重新梳理这些事件，会发现 1913 年的文艺界和政坛一样回响着新时代的预言，而其中闪烁的鲜花怒放般的动人色彩也让作者在按时间顺序写到 8 月时，把本书的标题以一个问句的形式提了出来：「这真的是世纪之夏吗？」

套用《浮士德》里的一句话来总结：政治是灰色的，而文艺的黄金树，至少在这二十世纪短暂的夏天里，仍然一碧无穷。

端一杯咖啡，听他说一段战前欧洲的故事

即使没有读过也不难想象，书中不可避免地挤满了成堆的外国人名，而且由于作者是德国人，他的笔墨对德奥艺术家尤为偏爱，从而导致很多并不十分著名（相比于弗洛伊德、毕加索等人来说）的德国人大大丰富了这面本就极为琳琅满目的人物橱窗（这也是此书的缺陷之一）。但好在作者轻松幽默的笔调不会让你因为太多人名而产生“劝退」感。虽然书里旁征博引，但阅读体验绝不像是陷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艺术史；而更像是坐在维也纳或巴黎的咖啡馆中，对面一个二十一世纪的 Flâneur 凑过来，跟你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时而带着讲述八卦的神秘微笑说：「嗨，你知道吗？卡夫卡和爱因斯坦在几乎同一时间从布拉格向柏林寄情书，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他们的书信被装在同一个邮政袋里？」时而轻松地调侃：「众所周知， 1913 年的邮政比 2013 年更快。」时而流露出一丝冷静的哀伤：「这些都没有什么用，一个叫斯宾格勒的退休教师已经开始写《西方的没落》了。」

看这本书，你当然可以严肃起来，对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做一番额外的研究，却也可以在闲暇时随意地读上一两段，在会心一笑的同时还不必担心下次翻开时会忘记主要的情节脉络。这是因为，这本书里几乎就不存在情节脉络。作者用十二个章节从 1 月写到了 12 月，只有三件事勉强贯穿始终：卡夫卡的情书，里尔克的焦虑，以及寻找《蒙娜丽莎》（丢失了两年的《蒙娜丽莎》终于在 1913 年 12 月被找到了），其他大多数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故事。当然，这么写无疑会带来另一种风险，那就是让叙述显得过于散乱。在我看来，作者在尽力避免散乱上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他会从第二年就被刺杀的斐迪南大公的汽车写到当时年仅二十一岁刚刚成为奔驰公司试车手的铁托；会在写到弗洛伊德的猫生病之后，冷不防地问一句：「说到体弱多病，里尔克到底藏到哪儿了去了？」还可以用卡夫卡情书里的句子「正是那午夜的枪声，巷子里和桥上的叫喊，钟鼓轰鸣」接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新奥尔良开枪迎接新年的「熊孩子」事迹。（多说一句，正是因为这声枪响，十二岁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被警察送进了感化院，并在那里第一次接触了小号，爵士乐史上最伟大的小号手就这样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这种类似电影剪辑的串接手法用一条隐约的线索将一个个散落的故事松散地连了起来，赋予了文字某种至少是表面上的秩序感，也带来了不少阅读的乐趣。所以我一直认为，很多公众号的写手们都该读一读这本书。最近几年经常会有人写文章在 2017 年的末尾追忆 1997 年，或者在即将告别 2018 年时回顾 1998 年。他们试图达成的效果和《1913》相似，无非是让读者在看到王健林、马云等人的早年故事时产生一种观察历史起点的惊异。如果他们都能够学到一些伊利斯的文笔和叙述技巧，我们的世界大概会更加美好。

2020 年的夏天已经近在眼前，但旅游，尤其是出境旅游却仍离我们十分遥远。不如就跟着一位博学的导游，沿着一条或许跳脱的路线，去逛一圈百年前的欧洲？

何处是去年的夏天？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里提到摄影作品是时间的切片，它可以唤起我们对于过去时光的怀恋。从这个角度上说，《1913》倒可以看作是一本摄影集。读完之后，很容易让人对那个逝去的「美好时代」悠然神往。不过，这种神往主要是因为时间催生出了不可磨灭的距离感，也滤去了每个时代都会沾染的尘垢。当伊利斯把这一系列切片小心地摆放出来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段被理想化的纯净时光，带着触不可及的缥缈之美。所以百年前的巴黎、柏林、维也纳好像就比今天多了一份朦胧的风情，就连当年大师们的忧郁或孤独也都成了悲情而浪漫的艺术气质。这是我们在回望过去时经常产生的幻觉。

当然，1913 年令人追忆还因为在它的繁茂之下有「世纪之夏」的哀伤底色。从欧洲视角来看，它显示出人们曾经拥有的无穷可能性。而即使站在世界视角上，我们也会想为这欧洲的夏日花朵唱一支挽歌。很快，萧瑟的秋天和肃杀的冬季就要接踵而至。 Where is the summer of yester-year?

我读完《1913》时是 2019 年 10 月，现在再次翻开它就有了别样的意味。如果我们回忆今年元旦时社交软件上对 2020 的憧憬，再联想 1913 年年末人们迎接新年的场景，也许就会在追忆之余多出一丝望向未来的警觉：二十一世纪的秋声似乎已在远处林木间淅沥萧飒，2019 年也会是「世纪之夏」吗？

题图：翁贝托·博邱尼《街道进入房子》，19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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