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阅读我的微信公众号的人都知道，我时不常地写一篇翻译批评文章，挑一挑一些出版的译著中的错。近一段时期以来，我越来越认识到，未来，这么“好看”的书，可能越来越难找了。那些充满了富有“人味”的误译的图书，有着它可贵的一面。
Job ≠ job
2020年，在翻译《史蒂芬·霍金：友谊与物理学的回忆》这本书的时候，有句话把我看愣了：
No one would have blamed him if he’d felt sorry for himself. We all do at times, and with much less justification. For me, one migraine and I think Job had a good deal.
那时，我采用的是译后编辑（Post-Editing）的翻译模式，即先用机器翻译跑一遍，生成一个粗糙的译文，然后人工修改，直至定稿。
彼时所用的机器翻译，是谷歌的“神经机器翻译”，距离如今大家熟悉的大语言模型所生成的翻译文本，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不少地方，还常出现生硬、机械的译文。在这些机械的译文中，也往往藏着一些误译的陷阱。
这句话就是。里面的Job，看上去颇为奇怪。尤其是看了机器翻译所给的译文，这种怪异感就更明显了：
如果他为自己的境遇感到难过，没有人会责怪他。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但却很少有正当的理由。对我来说，一次偏头痛，我觉得工作带来了很多好处。（MT翻译）
上面就是我当时在做人工译文的时候所看到的机器的翻译结果。“偏头痛”和后面“工作带来好处”的说法，存在明显的逻辑断层。
这里的关键，在于Job这个词虽然常见，但是在此处却很不一般：首字母J是大写的，而不是小写。
此时，如果你尝试对这个现象进行“强行合理化”，说服自己，说“可能是排版的时候失误了吧”。那么恭喜你，你就陷入了问题不可解的漩涡。这本书很凑巧，有个台湾译本，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思维所造成的失误的范例：
對我而言，偏頭痛是一大挑戰，而且我認為「工作」會帶給我們很多偏頭痛。（蔡坤憲 譯）
显然，译者蔡坤宪也意识到这里的Job有点“不一般”，但是他对待这个不一般的做法，是用引号引起来，并且尽量让这句话显得逻辑上能够讲得通。如果不是我在本文开头就给出了这句话的英语，大家在阅读这个台湾译本的时候，估计觉察不出这句话中会藏有什么误译。
说起来，造成这句话的误译的原因，往深里说，可以分析出西方文化的重要性等宏大的命题；往潜里说，也可以认为，这只不过是译者恰巧不知道一则无用的知识罢了。有用还是无用，全赖一个人如何看待此类的知识。一鳞半爪的此类知识，我们大可以认为是无关痛痒的，是知识的碎片。但反过来，如果我们把人文领域的所有知识拆解开，其实，大部分的知识，都属于此类。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知识都是可有可无的，都可以卸载给“大模型”，那么，人的脑子，恐怕也就剩下一个空壳了。无了知识之“米”，其实我们也根本无法做成“创造”之饭。人类的创造力，固然不是知识的堆砌；但不多堆一些知识，人的脑子也确实产生不了什么有价值的创造。
话说回来。英语原句中的Job，可不是错误排版造成的，而是就应该这么写。它指的是圣经中的“约伯”（注意要读作“舅伯”，不要像读普通的job那样读作“叫伯”）。约伯是《约伯记》的主角，以遭受巨大苦难著称。约伯的故事，是典型的“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的故事。话说约伯虔诚信奉上帝，上帝也很满意。然而撒旦来挑拨，跟上帝说，他未必是真心，你不如考验考验他。上帝也就动了怀疑的心思，考验起老实人约伯来，一遍遍地降灾。牲畜死光光了，约伯还是信上帝；儿女死光光了，约伯还是初心不改。上帝一看，好样的，是真心的，于是加倍返还了约伯的财产，给了约伯双倍的骆驼、牛羊……。不过，约伯的十个孩子都死了，按说，若是返还，该让他们复活，才能真正抚慰老实人的心。上帝此时的做法，就有些奇特了。上帝没有施展他无所不能的法术让死去的孩子复生，而是大手一挥：“没事！你老婆年轻，我再让你们生十个不就完了嘛！”
所以说，按现代人的观点，约伯无论如何还是未得到补偿的。由此也能看出古人的思想有时候还是比较“糙”的。
扯远了。
蔡坤憲译本把圣经人物 “Job”（约伯） 误解为 “工作”，同时又确实感觉到英文语句有点“特别”，就擅自做主做了“强行合理化” 的处理，出现了一个低级错误。使得译文的语义，跟原文比起来，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了。原文是作者在自嘲自己偏头痛发作时的生不如死，甚至觉得“受尽折磨的圣经约伯跟现在的我比起来都算好过”。而蔡译本翻译成“工作会带给我们很多偏头痛”，完全失去了原文那种带点黑色幽默的文学修辞和文化典故。
所以，在知道了约伯的典故之后，这句话可以翻译为：
如果他自怨自艾，没有人会怪他。我们有时也都会这样，而且往往没什么正当理由。对我来说，只要发一次偏头痛，我就会觉得，圣经里的约伯当年其实还算挺走运的。
当然，这么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中文读者不知道约伯的故事，也难以领会这句话的含义。所以，有时候，翻译中遇到文化上的“梗”，并不是识别了并正确转换了，就达到目的了。至于最终该如何处理，见仁见智，并不存在唯一的答案。
误译消失之后
要是这本书晚几年再引进，再翻译，恐怕就不会引出上面的故事，不会有蔡坤宪的误译，也不会有我当时的“看楞了”的一瞬，不会有对于约伯典故的回忆，不会有关于这句话究竟如何译的深入思考。
因为，现在的AI，可以很丝滑地翻译出这句话。比如下面几种AI的译文（都是通过最基本的“翻译”指令获得的结果）：
GPT-5 Mini： 没人会责怪他自怜。如果换作我们，偶尔自怜也是常有的事，而且往往理由更少。就我来说，偏头痛一次，我就觉得约伯还算幸运。
Gemini 3.8（1）：就算他自怨自艾，也没人会怪他。我们大家有时都会这样，而且往往还没有他那么充分的理由。拿我来说吧，只要偏头痛一犯，我都觉得《圣经》里的约伯过得都算走运的了。
Gemini 3.8（2）：倘若他心生自怜，任谁也不会责怪。我们有时皆会如此，且理由远没有他这般充分。就我而言，但凡犯一次偏头痛，我都觉得约伯遭受的苦难算得上是占了大便宜了。
DeepSeek：倘若他自怜自艾，也无人会怪他。我们时不时都会这样，而且理由远比他更站不住脚。至于我，只要犯一次偏头痛，就觉得约伯的遭遇算是好的了。
甚至DeepSeek还给出了几则说明，如：
- Job（约伯）：出自《圣经·约伯记》。约伯是公认的"受苦受难"的极致象征——失去财产、子女，身患重病，仍坚守信仰。这里用他作参照，是典型的夸张（hyperbole）。
- I think Job had a good deal：这是全句的幽默所在，字面是"我觉得约伯（的境遇）好得多"。即：我只要犯一次偏头痛，就会觉得连约伯受了那么大的苦都算'划算'——潜台词是我此刻的难受简直要命。译"就觉得约伯的遭遇算是好的了"能传达这层自嘲式的夸张。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能找到很多很多，几乎无可穷尽。可以想见，随着AI的普及，以及AI能力的不断迭代提升，在遇到类似Job的这类翻译情景，出现充满“人味”的有趣失误的机会，会变得稀缺。而这，并不完全是好事。
AI会“抹平”“填满”这些本来对于人类初学者可能是陷阱的地方。新手做翻译，可能“不出错”了，但并不意味着“他懂了”“知道了”。
借助AI协助进行翻译，如今的人类译者可以轻飘飘地规避错误，从此类陷阱上方“飘”过去。同时，对于训练优秀翻译而言必不可少的思辨训练也就失去了大量素材。
未来的翻译思辨训练，该如何进行？简单地认为有了AI，人类不需要“知道”了，存在巨大的危险。此种观点，是AI给人造成的一种典型的“认知麻醉”。我们决不能像对待计算器那样对待AI。计算器取代的是某种“麻烦”——大规模的计算的确是“脏活累活”，在很多需要重度计算的场景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卸载给自动化的机器，而不用担心这么做会明显影响人的认知和创造性。AI的性质与此截然不同。
在没有AI的时代，翻译时遇到类似此句中的把约伯 Job 翻译成 工作的情景，是训练思维能力的极其宝贵的认知阻力（Cognitive Friction）。我们在翻译课上所要训练的一种意识，就是当学生看到译文不通、逻辑断裂时，他要想办法去查资料、去问老师，或是去研究西方文化背景。
就以本文开头给出的句子为例。原句中，Job明明是在句中大写了首字母，标明它“不一般”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记，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其次，"a good deal" 在句中是比较性的，意为“（约伯的境遇）算是好的、占了大便宜”，是拿自己的一次偏头痛去和约伯的苦难作比较。但是台湾译者把它读成了表数量的 a good deal (of) = “很多”，于是硬生生造出“會帶給我們很多偏頭痛”。也就是说，在忽略了第一条线索之后，译者又选择性地忽略了第二条线索，通过下意思地添加了“of”这个小词，也强行把第二点不合理的地方给“合理化”了，并且凭空添加了原文没有的内容，说“偏頭痛是一大挑戰”，其实原句根本没有“挑战”这层意思，然而译者为了自圆其说，在选择性忽略两个线索之后，又通过强行添加，补出来了原本不存在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译者用了引号把“工作”突出了出来，这说明他隐约察觉到这个词有问题。可惜的是，他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向错了，导致他越努力，就偏离正确的解越远。
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讲授“翻译与思辨”的绝佳案例。指导学生面对此类问题进行“求知”和“避错”，可以让他们不仅能学会Job这样的词的特殊含义，还顺带打通了历史、宗教、文学和人类情感的一些联系。
相比之下，过早允许AI介入翻译的学习，其危险在于，AI解决问题的过程太丝滑了。以AI翻译这句话为例，我们看到，绝大多数AI都可以轻飘飘地解决这个问题，逻辑无误，语句也通顺，初学者看了之后很可能就会全盘接受而不再追问细节。如此一来，初学者就不会经历典型的“困惑-碰壁-查证-顿悟”的反思过程，而Jb也就不会在他的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因此，简单认为“有了AI，人类就不需要知道”了，其实存在巨大的危险。
所以，基于以上认识，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不仅已经积累下的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本有价值，甚至那些已经出版的，充满人类“无知”或“粗心”而导致的“误译”的文本，也有独特的价值。
就像我在跟学生谈科技翻译的时候说的：允许AI不受限制地介入，传统的科技翻译课本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不需要讲了。因为，AI不会把科学文本中的表示“做功”的work搞错成“工作”，只有人才会——事实上，在二十年前，几乎每个英专的学生初次翻译物理类的资料都会栽在类似的既有普通含义，又有特殊学科领域的特殊含义的词上。由此引发的讨论，也足以增长学生的见识，提升他们的才干。可是现在，AI把这抹平了。即便布置作业，只要不是严格受限的课堂场景，也几乎不可能保证学生不用AI。
因此，历史上已经存在的那些充满了“人味”“人的特点”的误译的图书，简直就是AI时代翻译思辨训练的宝库。原本被许多“酷评”翻译的网友斥为“垃圾”的译本，在我看来，都是语言专业可以拿来给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训练的绝佳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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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霍金：友谊与物理学的回忆
对了，《霍金》这本书的两个中文版信息如下，简体中文版是我翻译的：
《史蒂芬·霍金：友谊与物理学的回忆》，徐彬 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
《时空行者：史蒂芬·霍金》，蔡坤宪译，大塊文化出版社，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