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也做过保洁，但大厂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
夏日炎炎似火烧，老板和小兔的二手书店，是我和匠仔常驻的避暑地。而我们几个凑一起，喝酒之余总免不了要聊聊最近读过的书。这次匠仔拿出来和我们分享的是《大厂小民》，《我的母亲做保洁》作者张小满的新书，这次她以自己在互联网公司（以下简称大厂）的1480天经历为切口，为我们揭开了大厂的冰山一角。
这几年类似的非虚构写作很火，比如我们去年一起读过的《我的母亲做保洁》《在工厂梦不到工厂》和《跑外卖》。不过，保洁员、外卖员、快递员随处可见，甚至我的母亲曾经也做过保洁，匠仔和老板到现在也还在以众包骑手的身份送外卖，但大厂员工却是相对神秘的。尽管我们一直在用大厂的产品，却很少有机会进入大厂去看一看。哦不，匠仔去过。
“我那是跟着领导，在大厂里走马观花转一转。印象中健身房、篮球场这些运动场所非常空旷，心理咨询室确实有但我总觉得是摆设。路上擦肩而过的大厂员工许多都抱着笔记本电脑或平板，普遍行色匆匆，”匠仔想了想又补充说，“吃的倒是很丰富，十几个窗口提供各式各样的美食，只可惜没机会吃上一口。”
按照张小满的说法，食堂和电梯是大厂里最能体现人人平等的地方。在食堂阿姨面前，高级别的leader（大厂黑话，即直属领导或更高级别的领导）也是“同学”，也得排队。但同时，食堂也被大厂的“厂味”浸润着，不同的档口承包给不同的供应商，员工可以对餐饮品牌打分。大部分档口的更新换代非常快——一如大厂的员工。
“30多岁进大厂的张小满算一个特例吧，”老板给我和匠仔端来了荔枝美式，还贴心地去了冰，“作为一名曾经的媒体人，她在书中笔触相对克制，没有单纯地诉苦或者抱怨。相对来说，这本书更像是一个社会学课题，张小满一方面用自己的视角观察大厂，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作为社会现象来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其他大厂人的角度，展现出大厂更加多元的面貌，当然，书中还援引了诸多文献，很有专业深度。”
古人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张小满本人虽然离开了大厂，但也在书中承认，在“一切都显得不确定的年代，它成了可以被人们抱住的大树”，“成了我们的庇护所和整个世界”。不过现实却是大厂包容不下所有，如张小满的朋友，前媒体人，担任大厂总监的许冲直言，“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在大厂干到退休”。张小满另一位朋友在和她一样接到大厂的不续约通知后，也坦诚地说，“我们不能期待人生被大厂承包”。
“也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在大厂退休，比如最近有个新闻，字节跳动有位52岁的阿姨，在职10年后办理退休，网友都调侃说，‘HR怕是头一回办退休’，”小兔把这篇微信文章转发到群里，还找了张小满书中的另一个例子，“张小满也参加过一位同事阿姨的退休仪式，仪式上有鲜花、蛋糕、礼物、欢笑和眼泪，有几乎完美的职业生涯总结陈词，有充满职场回忆的PPT。但在这温情一幕背后，是刚入职的年轻女孩不解的疑问，‘她是怎么坚持工作到退休的？还是在大厂里工作到退休’。”
在字节跳动工作十年的阿姨也经历过多次业务架构调整，“秉持着热爱工作、享受职场过程的心态坚持下来”，但大厂员工顺利退休仍属少数案例。正如该微信文章所言，“长期以来，大家都默认互联网大厂是年轻人的主场，核心研发团队基本以二三十岁青年群体为主，快节奏、高强度、年轻化几乎成为行业标签”。显然，张小满看上去与大厂并不搭。
作为闯入大厂的文科生，张小满一开始在边缘部门的边缘岗位经历了‘非常态’的工作环境，和同事江小渔一起做公众号（或许类似腾讯新闻旗下的‘谷雨实验室’），做书。而在接到不续约通知，在内部转岗至新的岗位后，她终于经历了大厂工作的常态——繁复的工作流程、leader的质疑和压迫，以至于她在新岗位不到一年就选择了离开大厂。
“不管你喜不喜欢张小满的书，不可否认的是，能写出两本爆款的人，肯定是有能力的，”老板一边给我换蜂蜜柠檬水（虽然生活再苦也没有咖啡苦，但甜蜜一点无疑更好）一边问，“张小满离开大厂后，也称自己的最大痛苦来源于‘在一个条条框框越来越多的环境里试图去创造创意的花朵’，那么，她的才能未能在大厂兑现，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张小满也发现了大厂的‘职场真相’，也就是让员工成为好用的标准件，当然，好听一点的说法是‘补上短板，提高综合能力，成为各方面都很强的人’，”匠仔有些自嘲地说，“张小满另一位跳槽过三家大厂的朋友看得更清楚一些，大厂招人是因为这个人的长处，比如某种特质，或者有同行的最新经验。但在用完了以后，这个员工能适应就留下，不适应就淘汰，招更新的人。”
在供大于求，甚至远大于求的求职环境下，一批又一批的求职者如飞蛾扑火般加入大厂。他们当中不乏能适应大厂环境的人，比如江小渔，不但绩效优等，还晋升成功。但更多的人被“用后即弃”，比如张小满。
当然，大厂也为员工设计了晋升体系，以及晋升到职业天花板后再向业务专家或基层管理者“转职”的途径。但“35岁危机”却是悬在每一位大厂小民脑门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实原因也很容易理解——降本增效嘛。培养年轻人的成本要比老员工低。讽刺的是，大厂的年轻化大多只发生在基层，层级越高，变化越少。
“或许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非升即走’，如果不能进入管理层，那就只能等待裁员，甚至可以说‘被裁是大厂人的归宿’，”老熊看向匠仔，“张小满曾经不理解在报社固守编辑或校对岗位几十年的同事，认为他们无法摆脱对系统的依赖，但在经历大厂裁员后，她也意识到这些人的选择自有道理。”
“大厂人在被裁后，有的进入国企，有的做起了自媒体，也有的选择考入体制，我单位也曾经考进来一位前大厂员工，但他并不适应截然不同的工作氛围，很快就选择了离开，”匠仔想了想，“其实每个人的选择有道理，选择大厂可以说是为了无法拒绝的工资，就像张小满就因为这份时间并不长的大厂工作，得到了一段可以不考虑收入的全职写作时间。但更多人可能是憧憬一种新的可能性，比如对于大厂文科生来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大家聚在一起头脑风暴，迸发想法，让最有可行性的好点子成为工作中的具体项目……”
匠仔的戛然而止其实是在无声地表示，他口中那些美好的时光已经是旧时代的挽歌。在慷慨地提供高薪的同时，大厂又潜移默化地逼迫着员工变得更好更强，以适应大厂这个模子。这就是大厂令人窒息的另一面，或者更直白地说，大厂工作是一场战争，笔记本电脑是随身携带的武器。
这场战争是随时待命的，没有下班时间。如果适应不了，就只能退伍（淘汰）。
“其实大厂作为一种文化，正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小兔吐槽道，“比如‘996’‘对齐颗粒度’这些大厂黑话，已经变成打工人的日常了。张小满也说，‘深圳这座城市本身就像一个超级大厂，人们普遍感到焦虑’。”
《大厂小民》这本书还贴心附赠了折页《大厂黑话指南》，在“赛道”“痛点”等词汇的最末端，是一个键盘“Ctrl键”。“Everything is under ctrl”，一切都在控制之下。
那是谁在控制着大厂小民，又是谁在控制着我们？
许冲就引用了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概念，认为大厂里掌握着一些权力的人，顺其自然地被大厂同化。而大厂的底色本就是竞争淘汰的，张小满、江小渔乃至许冲，都被卷入其中。
毕竟，大厂不是李闯做义工的武当山（《辞职上山》），也不是匠仔工作的体制，和绝大多数组织一样，并不会为个体兜底。在大厂里工作的人也存在着矛盾心态，一边批判大厂，一边又离不开它。但“毕业”（形容从大厂离职的黑话）终会到来。
“书中也提到，这些‘大厂’诞生之初，是对标谷歌、微软这些国际互联网巨头的，弹性考勤、透明财报、业务数据公开等等，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像外企，然而在互联网寒冬时期，曾经的管理模式逐渐失效，就开始向本土方式靠拢，变得内卷起来，”匠仔吐了个槽，“就好比恒生科技之于美股科技一样，甚至可以改叫外卖科技。大厂没办法继续做大蛋糕了，就只能‘刀刃向内’了。”
如果说过去的大厂自带一种进步价值：管理人性化、扁平化，没有上下级观念，没有PUA，工作累但回报丰厚，员工参与企业的改变。那么，现在的大厂似乎是在反向“进步”。但即便如此，无论是许冲这样的中高层，还是张小满身边的朋友，都意识到留在大厂是最有性价比的选择，原因就在于大厂工作本身是他们的最大资产。
“其实体制内的权力，和大厂提供的薪酬，都来源于体系本身，而并不一定是能力的体现，”匠仔指着书中许冲的话，“人们追求权力或者财富，而不是文化涵养、智识和思想。他虽然能意识到这些，却同样接受不了‘滑落’。”
在34岁的张小满“出局”的同时，37岁的许冲，这位绩效优异的总监也在倒计时他的大厂职业生命。在清醒地认识到“黄金时间还有三四年”的同时，许冲和很多总监一样，都在为人生的下一步做准备。但相对于这些高薪人士，“大厂小民”在“毕业”之后，除了可以“看看世界”，仍然需要在另外的轨道上寻找新价值。
正如张小满所言，无论我们是否在大厂，是小民还是更高级的leader，都必须“尽最大努力改善自身处境，发挥个体的能动性”。
“话说当年你为啥没劝我努力进大厂呢？”
傍晚，微风带来了少许的凉爽，回家路上，匠仔一边吃甜筒（都快胖成桶了），一边好奇地问我。
“书里不是写了许冲的妻子星辰嘛，大厂工作的丈夫和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妻子是最佳组合，”我叹了口气，感觉肺依旧火辣辣的，“大厂的薪资让人艳羡，但无穷尽的焦虑和欲望未必适合你。打个比方，三星和海力士，或者科创板创业板，让你ALL IN，你能拿得住，吃得下，睡得着吗？”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拿老登资产吧。”匠仔有些哭笑不得，“这你也能联系到一起。”
“工作啊，投资啊，找对象啊，都这么个道理。”我勾住他的左手小指，轻轻按了按。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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