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聊会儿书吧。”
今天凌晨4点30分，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德国对阵巴拉圭的1/16决赛，匠仔特地来找我一起看比赛，甚至连啤酒和香肠都准备好了。（当然不是德国产的）不过当我小眯一会儿醒来，看上去还很有精神的匠仔却递给我一本厚重的书。（年轻就是好，熬夜不显老）
“你看书里都写了，‘饱腹的香肠，解渴的啤酒，真正的好友，夫复何求’，”匠仔说着就给我倒上了啤酒，然后向我介绍起这本书来，“杨潇你肯定知道，《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那本书的作者嘛，这本书是他三次赴德国旅行的随笔（不可避免会造成叙述的重复和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按照他的说法，‘把我的旅行、战后德国的旅行以及观念的旅行，融合在一起，讲述一个20世纪的故事’。”
“但显然不止于游记。”我在“作者简介”中，大概了解了杨潇处理此类题材的方式，“融合时事、历史、智识讨论与人文地理”，或者也可以说，旅行只是引出所叙述内容的一种方式。
“老实说，这才是我向往的一种旅行，一种历史与当下相互交错、不断碰撞出智慧火花的旅行，”比赛还没开始，匠仔就自顾自先喝了一大口，“如果要概括这本书，我的理解是‘当下的德国人，如何处理德国的负面遗产’。”
东野圭吾在《梦幻花》中，提到“这个世界上也有所谓的负面遗产”，“如果这些负面遗产会自然消失，当然可以不予理会，但如果无法消失，就必须有人继承”。而在《白鸟与蝙蝠》中，东野圭吾又借书中凶手的后代之口说，“我的体内流淌着杀人者的血液。如果我生了孩子，也将继承这血脉。这可以被容许吗？”
“然后杨潇这本书就相当于把这两者结合一下是吧，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对今天的德国人来说，就是不会消失（但可以逃避）的‘负面遗产’。而‘那些在第三帝国生活过，让这一切得以发生的人，都是我和我的朋友的祖辈’。”我随手翻着书，很快就注意到杨潇也提到了“遗产”，包括土地——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和书本——那本影响巨大却多年来未能出版的著作。
在加害者的城市，你该如何“纪念”呢？最终，德国人选择了“文献中心”作为回答。相比无法回避物件的博物馆，文献中心可以以文本和图像为主，“大体是安全可控的”。两德统一之后，巴伐利亚州的上萨尔茨堡文献中心、纽伦堡的文献中心，以及慕尼黑的文献中心先后建成，而杨潇的三次德国之旅，也围绕着文献中心和博物馆展开。
“现在提到慕尼黑，你肯定会想到“南部之星”拜仁慕尼黑和慕尼黑1860，还有啤酒节和德国香肠，绝对想不到它还是‘运动之都’，当然我说的不是体育运动，”匠仔惬意地一口香肠，一口啤酒，还不忘吐槽说，“那个著名的啤酒馆在建筑翻新中被拆除了，要不是建立了慕尼黑国家社会主义文献中心，恐怕那段历史的痕迹已经几乎被完全抹除了。不过，这个文献中心也建得很晚。”
没有人想要继承负面遗产。
当然，无论是文献中心，还是博物馆，本身也并不是万能的解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当参观者没有开放性的、学习的态度，参观只会加重偏见。但没有它们，必然会更加糟糕。
“‘在战争刚结束的西德，人们对黑暗遗产往往一炸了之’，这应该算第一种处理方式吧，”匠仔和我干了一杯，继续说，“等到了上世纪70年代，巴伐利亚州通过历史文物保护法，这样处理负面遗产就成了两难——比如那些旧址，既不能忽略，忽略就是有意隐藏那段历史；又不能宣传，比如写入旅游手册，这样可能会遭受指责。”
“最后采用了所谓‘亵渎’的权宜之计啊。”
当时的官员们采用了一种巧妙的处理方式——通过对遗产“细碎”乃至“平庸”的使用，来对抗它曾经的“宏大”与壮观；通过声明某种“不予承认”，进而消解其野蛮和邪恶的象征意义。比如将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当作办公室、仓库来使用。
“也有点像是在自欺欺人对吧，我觉得不是在遗产上举办演唱会，打打网球，举办一些商业活动，就可以完全抹除那段历史的，”匠仔为我翻到这一章（第二章）的结尾，“纽伦堡的银湖就像一个寓言，毒素仍在一点点释放。”
历史的毒素不像那些氢硫化物，可以被相对容易地中和甚至填埋，它们始终蛰伏在幽暗的角落，不时咕咕冒出一个泡来。
“到了第七章，杨潇又提到了纽伦堡，这次他借用麦夏兰的《棘手遗产》，提出‘拥有某种遗产，就是拥有某种身份’，所以，纽伦堡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是在建构一种‘受害者’身份，”匠仔说着说着，居然笑了起来，“战争一结束，德国人就把自己视作受害者了。事实上，通过博物馆和纪念馆来铭记过去，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
那么，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呢？当汉娜·阿伦特重回德国，她发现西德人更关注的不是集中营和大屠杀，而是他们自己的苦难。对于当时的西德人来说，只要将德国战犯和被驱逐的德国人的悲惨遭遇，与外国人在德国的悲惨遭遇等量齐观，就可以将自身受害者化。
再往后，甚至出现了“德国是20世纪的典型受害者”的论调。比如耶纳在《狼的时代》中，就为将自己算作受害者的大多数德国人辩护：从历史正义的角度看，是令人愤怒和无法容忍的，然而它构成了西德建立民主，重新开始的精神基础。事实上，柏林墙另一边的东德也采用了受害者叙事的逻辑。
从战争结束后的“向前看”社会氛围，到上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中关于是否该向前看的争论。随着幸存者日渐凋零和公共记忆不断衰退，可怕的阴影似乎正在逐渐变大。“历史的韵脚循环往复”，或者如同杨潇的话，从终点到起点，把终点不断变成起点。
也许，我们回望过去，就是为了不断警醒，“一旦条件具备，它会再次出现”。
比赛开始了。
像匠仔是在2014年德国队夺冠后成为德国队球迷的，没有看过更早之前打长传冲吊、高空轰炸的德国足球。说实话，现在的德国队球风叽叽歪歪、扭扭捏捏的，传球太多而射门太少，并不怎么好看。
“据杨潇说，以前德国球员不唱国歌，‘1974年西德世界杯夺冠时，没有一个球员唱国歌’，”匠仔打了个哈欠，沉闷的比赛让他忍不住继续聊天，“从警惕国旗、国歌这样的国族标识，到逐渐给自己‘松绑’，体现在足球上，1984年西德足协第一次建议运动员唱国歌，1990年世界杯夺冠时，德国队全队和许多观众就都在唱国歌了，再到2006年德国世界杯，德国国旗也挂满了大街小巷。”
“不过我记得波多尔斯基这些移民后裔球员不唱国歌吧，”场上巴拉圭队率先进球，让场面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话说回来，现代德国其实直到1870年建立，像歌德、席勒等生活在小邦国里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准确地说是德语文学，而非德国文学。”
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兄弟、黑塞、茨威格……德语文学的版图，要比德国文学大得多，比如卡夫卡、里尔克都在布拉格写作，他们关注的也不只是德国，而是欧洲。德语作家的特点之一，始终是他们与德国之间紧张的关系。而德语文学的主旋律，恰恰是批评甚至拒绝德国，但“德国可以为那些不为德国感到骄傲的人感到骄傲”。
“顺便一提，20世纪卖得最好的德语作品是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随着哈弗茨打进扳平一球，匠仔紧张的心情又舒缓了一些，“据说这部著名的反战文学，已经被我们当代的读者注解成了职场悲歌。”
正如杨潇所言，或者这也是一个“有趣”时代的小小脚注？
“我们以后多读些德语文学吧。”比赛最后，随着巴拉圭球员稳稳罚入点球，德国淘汰出局，最近三届世界杯都没有取得好成绩。
而当代的德语作品，会如何处理那些潜藏在社会肌理中的毒素呢？
“也许对于德国人来说，那段不想背负的过去并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他们永远困在这潮湿当中，在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里掀起狂风暴雨。”我喃喃自语着从网上摘抄来的句子。
“什么？”匠仔有些困了，打了个哈欠。
“没什么，只是这天气实在太潮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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