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遇苏东坡》| 假如我写苏东坡（364）

（阅读提示：本文6000字）

“真是什么人都能聊几句苏东坡了！”

“用苏东坡写成的长篇公众号心灵鸡汤。”

“着力即差。”

“你看，不是我一个人不喜欢吧。”这次四人的聚会，我们一起聊苏东坡。高千指着手机屏幕上《人生得遇苏东坡》的豆瓣评论，毫不掩饰厌恶之情，“说起来也是悲哀呢，短视频时代的大众读者偏偏就喜欢这个，还是网友说得明白，‘你看，我们都喜欢苏东坡，我们都能好起来。书里反复把苏东坡拉近普通人，又预设一个符号化的文人巅峰，好像看了视频，自己也有了一丢文化和人生真谛’。”

“其实吧，大部分读者的文化水平并没有那么高，很多人甚至读苏东坡的传记都困难，读一读这本书，总比不读书要好吧，”匠仔指着书最后的参考文献，强行挽尊道，“作者在资料上还是下了苦功夫的，我当初校对《东坡文化通论》，专家学者们用的资料不外乎也是这些。再者说，苏东坡‘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也就是说从林语堂到意公子，苏东坡谁都可以当朋友，既然是朋友，那写一本关于朋友的书，也没什么不可以吧。”

“那么，作者意公子和专家学者拥有同样的文献资料，却写出了这么一部，额，很有内容的心灵鸡汤，”老熊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问匠仔，“如果说意公子是苏东坡朋友，那我们也是苏东坡朋友啊。既然你也有同样的材料，如果你写苏东坡，会怎么着笔呢？”

“就是就是，别最后专业的内容写不好，鸡汤也写不好，那也不好意思说人家意公子不是，”我起哄道，“咱不真写，聊聊思路呗。”

第一讲：苏东坡与张怀民

“首先呢，这本书确实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比如有时要强行打不恰当的比方，有时又有踩一捧一的嫌疑，但作者毕竟在资料上下了很大力气，有时能‘吹尽狂沙始到金’，”匠仔想了想，先举了个例子，“比如‘怀民亦未寝’的张怀民，我们都知道他吧。”

“嗯，比如说，今年是苏东坡半夜去承天寺找张怀民943周年，”老熊偷偷用手机问了下AI，不过动作太大，被我给发现了，“怀民可能睡了，也可能没睡，但意公子这句话确实说得好：

真正的好朋友，是不会去计较自己是不是被打扰了的。”

“其实，苏轼好几次在文章中提到张怀民，比如在《黄州快哉亭记》里，他称赞张怀民说，‘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大意是张怀民仕途不顺却不忧愁，工作之余纵情山水，这就是他超脱于常人的地方，”匠仔顿了下，又从书中找出一个例子来，“意公子在书中提到了心理学概念‘关系照见自己’，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大概就是所谓的‘他传即自传’。”

“你还是解释一下吧，要不然我们都听不懂。”高千下了命令，匠仔只好乖乖解释说：“大意就如意公子所言，‘你眼中的你不是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苏东坡看似是在写张怀民，其实是写同样被贬谪的自己，通过山水之乐、朋友之乐，暂时乐而忘忧。”

“其实古诗词中，借他人口吻来抒发自身情感的‘对面生情’手法是很常见的，苏东坡的《赤壁赋》里，可能也用了这个套路，这一点我还是赞同意公子的，”高千也难得表扬了几句，“《赤壁赋》里设计了客人与苏轼一问一答的结构，意公子认为，在《赤壁赋》里跟苏东坡对话的那个‘客’，很像是以前的苏东坡。这个视角我觉得就挺不错。”

“其实作者提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和两篇赤壁赋存在层层递进的关系的观点也很有意思，但是不是隐喻人生的三重境界，就很难说了，”匠仔把话题拉回到张怀民身上，“其实苏轼还有一首知名词作与张怀民有关，就是那首‘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真的啊！”这两句词我很熟悉，但却不知道和张怀民有关。

“恩，这首词叫《水调歌头·快哉亭作》，快哉亭就是张怀民建的，苏轼在词中也提到‘知君为我’，这个‘君’就是张怀民，”匠仔解释道，“不过这首词可以说一路铺垫到最后，就为了最后两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那么到底啥是‘浩然气’呢？”老熊替我问出了这个问题，“意公子接连用了孟子、李白、文天祥、于谦、郑板桥、林则徐、谭嗣同、王阳明等人的名句做例子，又在文末开始抒情，说浩然气‘能让人在逼仄中活出开阔，在低谷中活出洒脱，在一身污泥中活出坦荡’，可还是没解释清楚啥叫‘浩然气’。”

“其实这几个例子可以归纳出共同点来，”高千总结道，“其实就是人的理想信念，即应当做怎样的人。”

“做怎样的人？”我琢磨着这句话，突然想到苏辙在给苏轼撰写的墓志铭里，提到苏轼少时立志要做范滂这样的人，虽然苏辙重点在于赞美母亲程夫人，但是，如果说这是苏轼的理想信念，那他养出了自己的“浩然气”吗？

第二讲：苏轼与李定

“说起来也是FLAG不能乱立，范滂是东汉名臣，有清廉正直的名声，敢于弹劾权贵；而苏轼初入官场那段时期，也同样敢于上书直谏，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以范滂为榜样的。但是，”匠仔一说但是，我就感觉不妙，果不其然，“范滂遭遇了东汉的党锢之祸，被指控为党人结党，最终死于此乱；苏轼遭遇的乌台诗案，其实也是北宋党争的表现。”

“以前读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那时感觉是一大堆奸邪小人要害苏轼，后来才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政治斗争，”老熊为我解释说，“当时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同心，力主变法，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强烈反对，而既有文名，又有官身的苏轼，也是反对者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攻击苏轼看似是小人的打击报复，其实是皇帝和宰相在杀鸡儆猴，拔除变法道路上的钉子。”

“从这个角度理解，当时太皇太后力保苏轼，固然有她爱才的因素，但她本人其实也是政治保守派这一因素也不能忽略，”高千补充说，“而王安石力保苏东坡，也可以看出他只想清除变法的阻力，并不想置人于死地。更何况，不杀士大夫这个口子如果开了，将来必然有政敌以此针对王安石自己。”

“关于乌台诗案，意公子书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北宋知名科学家，当过宰相也当过杭州‘老市长’的苏颂，当时就关在苏轼的牢狱边上。苏颂后来写诗感慨苏东坡的遭遇：‘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不过，苏颂下狱和乌台诗案无关，他也是因为反对王安石新法，被李定等人找了另一桩案件的由头牵连下狱的。”匠仔解释说。

“又是李定啊！”李定在宋代历史中可能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相信每个读过苏东坡故事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

“说起来苏轼和李定有过节，这点意公子书里已经说了，其实苏颂和李定一样有过节，”匠仔来到白板前，写下了李定、王安石等人的名字，“李定曾经受学于王安石，算王安石的学生。熙宁三年，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变法，但当时青苗法在朝野争议很大，宋神宗就开始犹豫要不要取消这条法令，王安石也在发愁如何说服宋神宗。这时担任秀州判官的李定来京，先向王安石，再向宋神宗讴歌赞美青苗法，于是宋神宗坚定了变法决心，也更信任王安石了。”

“也不知道这个李定是真心还是奉承，至少他政治嗅觉是一流的，是个合格的爪牙。”高千语气中充满了不屑。有没有苏粉喜欢王安石很难说，但很显然，不会有苏粉喜欢李定。

“不管是推行变法需要人手，还是李定与王安石约好了回报，总之王安石想要破格提拔李定为御史。但按照宋朝制度，任命官员先要有一个以皇帝名义草拟的任命批语，叫作词头，才能交给知制诰起草正式任命制词。结果当时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三位知制诰硬生生顶住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压力乃至赤裸裸的威胁，坚决不肯奉旨，”匠仔一边写一边说，“最终的结果是李定没有得到任命，苏颂也丢了知制诰的职权，但赢得了士林名望，苏轼就在给李大临儿子的诗里称赞说，‘忠文文正二大老，苏李广平三舍人’，按照苏轼自注，忠文和文正分别是北宋名臣范镇和司马光，三舍人就是指苏颂等三人了。”

“苏颂等人确实刚正不阿，但对于李定来说，他们几个断了自己的前途，无怪乎他要打击报复了，”老熊问匠仔，“换几年前的你，有机会但不能进步，不也是愤愤不平嘛。”

“不过我现在无所谓了。说回李定，按理说这样的仇人，不说打击报复，至少也是老死不相往来吧，苏轼偏不，”匠仔摸摸头，继续为我们解说，“有段时间风水轮流转，保守派得势，李定被贬到青州当知州，苏轼则从登州知州升任礼部郎中，回朝时在青州见到了李定。结果在给友人的通信里，苏轼提到和李定‘青州资深，相见极欢’。”

“说实话，苏轼能放下对表哥程之才的仇恨（苏轼妹妹八娘在和苏轼表哥程之才‘亲上加亲’后，在婆家遭虐待而病逝），我勉强还能接受一点。但和李定这样的生死大仇也能放下，我只能说坡仙终究是我等凡人所不能及的，”高千长叹一声，“李定又不是王安石，他可是真把苏轼往死里整啊。”

“我本来也觉得奇怪，却在一位网友的评论中找到了灵感，‘现代人读史学史，看到的都是筛选保留下来的素材，换言之大部分都是那个时代希望后面看到的内容……一个时代越是歌颂的，越是传唱的，恰恰就是当时最缺乏的，做得最不好的’。苏轼留下这八个字，是不是代表他心中没有了仇恨，我不敢说，但很可能是他要表达自己没有仇恨的态度。”匠仔这时故意顿了一下，然后才说：

“就像他的老师欧阳修那样。”

第三讲：苏轼与欧阳修

“古代的帝王大臣去世后，其后人会在死者墓道前立起石碑，石碑上一般记载死者的生平年月和所做贡献，因为墓道也叫神道，所以碑文也叫神道碑铭，”匠仔为我们解释说，“一般来说，神道碑铭都要请名人来写，比如范仲淹的神道碑铭就是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的，但欧阳修写的一段话，却被范仲淹的儿子范存仁等人给删了。”

“哦？”我顿时来了兴趣，“删了啥？”

“原文是‘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大概意思是‘等到吕夷简重新担任宰相后，范仲淹也被重新起用，两人冰释前嫌，齐心协力对付西夏，天下人都赞叹两人的高风亮节’，但是……”

匠仔这个喜欢玩转折的毛病看样子是改不掉了，高千瞪了他一眼，他才继续解释。

“范存仁不认可，他说：‘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翻译过来就是，‘没这回事，我父亲没同吕夷简和好’。据说范存仁还要求欧阳修订正，被欧阳修生气地拒绝了：‘这是我亲眼所见，你们后生小子怎么知道不是这样？’最后范存仁兄弟在刻石时删掉了上述文字，后来欧阳修收到刻石的拓本后，也拒绝承认这是自己写的文字，而在他自己的文集里，欧阳修保留了这段争议文字。”

“那范仲淹和吕夷简到底有没有和好呢？”我比较关心这个，毕竟八卦是咱的天性。

“我最近校对的书里，王瑞来教授为‘范吕解仇’写了整整一章，大概意思是，作为政治家，范仲淹从大局出发，和吕夷简表面上一笑泯恩仇，但他内心未尝不是毫无芥蒂，范存仁等人作为家人，对此更加清楚。所以，两者皆是真实，”匠仔突然问我们，“你们觉得，神道碑铭是什么，只是一种史料吗？”

“本来我肯定说是，但你这么问，那肯定有坑。”老熊预判了匠仔的预判，举杯示意“NO”！

“其实神道碑铭既是历史，又是宣传，一方面，它是对死者的全面总结，务求准确翔实，欧阳修为范仲淹撰写神道碑铭，就先后请韩琦、富弼等历史见证人审阅过；另一方面，神道碑铭是要给人看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宣传。”

“是不是就像今天所谓的报告文学，既要注重真实，又要注重宣传效果。”聪慧的高千一语道破玄机。

“可以这么说，要知道，欧阳修当年也深陷党争，他写的《朋党论》甚至被朱熹认为是党争兴起之源，在王瑞来看来，当时的欧阳修对此已经有所认识，所以在神道碑铭的创作中，既不念吕夷简曾经也迫害过他的旧恶，更着重于‘天下国家之大者’，一方面继承了范仲淹‘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的高尚一面，另一方面‘有意于传久’，也就是希望警醒后世，”匠仔喟叹道，“不过人是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北宋党争越演越烈，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北宋亡国。”

“但苏东坡作为欧阳修的学生，应该从这篇文章中读出了老师的心曲，他也知道自己和友人的通信可能流传后世，所以选择了‘相见极欢’的表述，”高千很快就get到了匠仔的意思（这种默契真让人羡慕），“苏轼是否放下了对李定的仇恨，作为‘历史真相’恐怕已经被掩埋了，但苏轼的这段文字，却从另一层意义上表达了他们和解的‘叙述真实’。”

“这也衍生出了考证史学和义理史学的区分，某种意义上，我们读意公子这本书，能接收到的新知是有限的，也就是在考证史学上收获不大，但在义理史学上却不一样了，”匠仔手指一顿划拉，找出了读书APP上的笔记，“比如她谈苏轼一家的家风，指出苏家几代人底层的价值理念，是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你相信这个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啥？有限和无限的游戏？”

第四讲：苏家家风的底层逻辑

按照意公子的说法：

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有限的，那相信的就是“丛林法则”。丛林意识，是比较，是争夺，是弱肉强食的游戏，你得捂着自己，保护自己的东西不被别人抢走。但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是无限的，那就是“花园法则”。花园意识是开放，是自我欣赏与相互欣赏，是允许生命的多样性。

“按照这个观点，眉山苏家世代相传的家风就是分享，包括苏东坡祖先苏杲和苏序对贫苦百姓的接济，而苏轼自己，也冒着违背誓言将巢谷的秘传药方分享给大众，”高千突然反过来将了匠仔一军，“但是，苏轼在政治上偏向保守派，而保守派的旗帜司马光又是坚持财富不在国便在民的，显然更偏向‘丛林法则’，那苏轼的经济观念又是怎样的呢？”

“还好编辑送了我一套《东坡文化通论》，”匠仔从书架上把厚厚两大本书拿下来（这两本书匠仔拿过来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惜没被买走），翻到其中《农末皆利：东坡的经济思想》一章，“苏轼经济思想重点在于‘富民’，虽然他和王安石都为北宋局势而焦虑，但相对于王安石以百姓养国家的富国理想，苏轼更偏向富民立场，与司马光一脉相承。”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家风，你们有没有觉得，苏轼的经济观念更接近‘有限’，也就是蛋糕没办法做大，只能在分蛋糕时思考是国家多分一点，还是百姓多分一点；但如果延续家风，苏轼的经济观念应该是‘无限’才对，也就是努力做大蛋糕，”高千继续追问，“你们不觉得两者存在矛盾吗？”

“其实，苏家几代人都是乐善好施，但也只是将自己的田产分享给他人，导致自己家道清贫，”老熊替还在一边抓耳挠腮，一边翻书的匠仔说，“与其说是‘做蛋糕’，不如说更像是‘分蛋糕’，给自己分得少一些，给其他人分得多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