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译著中，有两部著名的“简史”——《时间简史》和《万物简史》。巧的是，两部简史的翻译，都错漏百出。《万物简史》错漏非常之多，我已经写过多篇文章指出。与之相比，《时间简史》其实不遑多让。不过，由于《时间简史》谈及的宇宙学话题更为高深，而且译著的腰封等宣传中说译者是霍金的学生，让人以为翻译权威，译文自然也权威，读不懂时，读者很可能会自责，觉得自己知识少，见识差，看不懂是自己的问题，不太会往翻译质量上去考虑。
然而，许多读者真的是被蒙蔽了。
我们看第八章开头这一段提及伽利略的文字。
Throughout the 1970s I had been mainly studying black holes, but in 1981 my interest in questions about the origin and fate of the universe was reawakened when I attended a conference on cosmology organized by the Jesuits in the Vatican. The Catholic Church had made a bad mistake with Galileo when it tried to lay down the law on a question of science, declaring that the sun went round the earth. Now, centuries later, it had decided to invite a number of experts to advise it on cosmology. At the end of the conference the participants were granted an audience with the Pope. He told us that it was all right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after the big bang, but we should not inquire into the big bang itself because that was the moment of Creation and therefore the work of God. I was glad then that he did not know the subject of the talk I had just given at the conference - the possibility that space-time was finite but had no boundary, which means that it had no beginning, no moment of Creation. I had no desire to share the fate of Galileo, with whom I feel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 partly because of the coincidence of having been born exactly 300 years after his death! (p116)
整个70年代我主要在研究黑洞，但在1981年参加在梵蒂冈由耶稣会组织的宇宙学会议时，我对于宇宙的起源和命运问题的兴趣重新被唤起。(1) 天主教会试图对科学的问题立法，并宣布太阳是绕着地球运动时，对伽利略犯下了大错误。几个世纪后的现在，它决定邀请一些专家就宇宙学问题提出建议。在会议的尾声，所有参加者应邀 (2) 出席教皇的一次演讲。他告诉我们，在大爆炸之后的宇宙演化是可以研究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去过问大爆炸本身，因为那是创生的时刻，因而是 (3) 上帝的事务。那时候我心中暗喜，他并不知道，我刚在会议上作过的演讲的主题——时空是有限而无界的可能性，就表明着没有开端、没有创生的时刻。我不想去 (4) 分享伽利略的厄运。我对伽利略之所以有一种强烈的 (5) 认同感，其部分原因是刚好我出生于他死后的300年！
我猜大家刚才可能只是匆匆扫了一眼英文，没怎么读进去。没关系，其实我们只要通读了汉语，就会对译文有个大致的判断了：语言别扭，充满了奇怪的表达，有些句子莫名其妙……。英文部分，等下面我们分析的时候重点看对应的几段表达就行。
仔细分析起来，这一段的翻译除了表达上的生硬之外，简直可以说是充满了逻辑断层和常识性错误。读者只要稍稍了解物理学史和霍金的生平，看到这样的译文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违和感。我已经在中文译文中标注了5处，每一处都存在翻译问题。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逐条“解剖”这篇译文中的硬伤。
问题(1)是“对科学问题立法”的表达，原文是“…when it tried to lay down the law on a question of science…”。这句话中的 Lay down the law 是一个英语成语，意为“发号施令”、“指手画脚”或“独断专行”，并不真的指“制定法律”（legislate）。译者把它翻成“立法”，搞得好像教会通过了一部管理科学家研究的界限之类的法案一样。估计译者翻译这一段的时候，虽然知道天主教会和伽利略曾经发生的一段龃龉，但知之不详、不确，故而译文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此外，译者也完全没有顾及 had made a bad mistake 的时态所传递的信息，“天主教会试图对科学的问题立法”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这件事是教会当前所做的。
错误(2)比(1)的性质就更严重了。我们这些学英语的人，并不能保证了解每个单词的每个义项，哪怕这个词多么常见，我们对它多么熟悉。但是，我们却必须要求自己经过训练建立一种敏感性，看到一个词用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凭“直觉”就会怀疑，它的意思可能不一般。比如原文中的这句话 “…the participants were granted an audience with the Pope”。译者见到“to be granted an audience”，即使不知道这个表达有特殊的意思，其中的audience有特殊的含义，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一个合格的译者，此时却必须有一种直觉，感到“audience”的意思可能不一般，并且感到这个表达法很独特。
这种直觉，是避免凭想当然去硬性解释并继而出错的关键节点。有了这样的直觉，我们在翻译中遇到霍金的这句话，就会查一下权威的词典，看看audience除了最常见的“听众”之外，有没有别的意思。而一旦触发并实施了“查词典”这个行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原来，audience还有“正式会见”的意思。而且，如果我们查的是像《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这样的工具书，还会看到采取此义项时的典型表达：to have an audience with，如 She had a private audience with the king. （她受到国王私下召见。）《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的解释方式十分独特，看英文释义，就能学会这个词该怎么用：If you have an audience with someone important, you have a formal meeting with them.
至此，霍金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清楚了，那可绝不是“所有参加者应邀出席教皇的一次演讲”，而是说，教皇做了安排，接见了与会的科学家（也可以反过来说，即这些科学家得以觐见教皇，注意不要把“觐见”用错了）。
问题(3) 暴露了译者文化知识的极端受限。在神学语境下，“the work of God”的含义是“神迹”，不能说成“上帝的事务”。译成“事务”，听起来上帝像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处理行政公文的办事员（上帝的日常事务？）。这完全没有体现出“创世”那一刻的崇高感和宗教禁忌感。
紧接下来，问题(4)则暴露了译者缺乏幽默细胞。霍金在这里用了一个deviation的风格技巧，说自己无意 share 伽利略的 fate。但是如果照着字面，生硬转译为“我不想去分享伽利略的厄运”，却是犯了“死板”的毛病。幽默，有时候要留有余地，让读者意会。过于生硬地硬抠字眼进行字面翻译，反而彻底杀死了原文的幽默。因为，在现代汉语中，“分享”的词义高度正向化了。当翻译成“分享伽利略的厄运”时，读者的第一反应不是感到了幽默，而是感到了译者的中文水平有问题，因为“分享”跟“厄运”完全无法搭配。这一点英文则不同。Share the fate 在英文中是一个中性偏冷的成语，带有“共同承担”的意思。中文译文把“厄运”和“分享”强行揉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扭曲的生硬感，根本无法传递原文的幽默。它反而让读者的注意力从霍金的妙语上，转移到了对译者遣词造句的质疑上。霍金的意思其实很轻盈：“我喜欢伽利略，推崇他的科学精神，但我可不想像他那样倒霉。”
最后，问题(5)的表现是句式僵化，欧化痕迹严重。译者把“with whom I feel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 partly because of the coincidence of having been born exactly 300 years after his death! ” 翻译为“我对伽利略之所以有一种强烈的 (5) 认同感，其部分原因是刚好我出生于他死后的300年！”，读起来一点也不生动。
我们先抛开原文的结构，抽取事实，看看一个合格的中文作者会怎么“描述”这件事。
事实：
- 伽利略的忌日 = 霍金的生日；
- 两个日期整整相差300年；
- 霍金认为伽利略是现代科学之父；
- 霍金“认同”（feel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伽利略（这个生硬的表达我们稍后来对付）
好了，有了这些事实，我们重新来写这段话，是不是大体会写成这样：
在内心深处，我总觉得自己跟伽利略气脉相通。这或许是因为冥冥中的某种巧合：我出生的那天，恰好是他逝世整整三百周年的忌日。
这种表达，才是好的中文吧。而且，由于我们抛开了原文的具体字词句，而抽取出了核心的信息，继而采用了重写的手法（这大体可以算作是口译的释意理论所提出的 Deverbalization 的做法，即“脱离语言的外壳”，或叫“得意忘形”——得到意思，忘记形态，重新创作），反而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旨趣。而且——而且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自然而然地化解了feel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 这个表达构成的难题。就像是溪水自然流淌一样，当你学会了讲故事，你就会意识到，霍金针对伽利略的情感是怎样的了，文字也就自然地流淌了出来，作为译者的你也就轻松地剥离了“feel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的文字的外壳。
此时，我们再回头看英文的 identity 这个词，就能看出它在这里有三层递进的含义：
立场认同： 霍金支持伽利略的科学观（这是“认同感”能覆盖的）。
境遇相类： 伽利略当年认识教皇且有私交，霍金也见到了教皇。
生命延续： 霍金甚至觉得自己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接替伽利略的使命（这是由 exactly 300 years 这个细节支撑的宿命论）。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霍金狡黠与自信。他一边说“我不想跟他一个下场”，一边又得意地炫耀“伽利略去世的那天我出生”，而且相隔整整三百年，言下之意是，“冥冥中似乎注定了，我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继承科学之父的衣钵的”。这体现了霍金的浪漫主义与自命不凡。他觉得他就是当代的伽利略，是天选之子，但他又比伽利略更幸运，因为他可以用“无界模型”在理论上消解上帝，而教皇甚至都听不懂。只有把这些因素通过译文呈现出来，霍金幽默、自傲、甚至带着点调皮的形象才会跃然纸上。
实现这种深层语义的传递，是科普翻译中“文学性”的最高体现。
（初稿：202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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