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继续光临‘獭祭蠹鱼’。”

“按理说，做读书博主，应该是什么热门就做什么，这样才有流量。但我和匠仔就偏要逞强，找一些鲜有人关注，但我们又很感兴趣的书。其中有一部分可概括为‘新文学史料’，以龚明德先生《新文学旧事》、陈子善先生《浙江籍》等为代表。这次我们要聊的《文苑拾遗》也是这么一本。”

“说起来，这本书和《浙江籍》同属于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蠹鱼文丛’，和我们这个播客也很有缘分。该系列作者既有陈子善、扬之水（《问道录》，其中部分文章与《棔柿楼杂稿》合编成《问学记》）等居学界之高的大家，也有毕亮（《如看草花：读汪曾祺》）和本书作者徐重庆这样处江湖之远的民间学者。说起来，该系列之一《越踪集》的作者徐雁就曾经开玩笑说，徐姓的‘家族文化遗传密码’中有着珍惜文献的传统，在书业一行中徐姓特别多见，”匠仔笑着说，“我们李姓也有着管理图书馆的悠久传统，这方面可不能屈居人后。”

“说回徐重庆先生，根据本书后记所载，徐先生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饱读诗书，治学和写作甚勤，在三十多年间写了两百多篇研究文稿，本书就收录了多篇，其中不乏如陈子善先生所言，‘今天读起来，依然感到新鲜和有价值’的，”我说着说着，也颇有感慨，“做史料工作是难得不怎么看天赋的一项事业，喜好热闹，交游广泛的人能做，潜心治学，甘坐板凳的人也能做。徐先生白天晚上分批见客，夜深人静看书写字，自然成就斐然，著述颇丰了。”

一场婚礼

“那我们先从今年读过的《芸编指痕》聊起，”匠仔先打个头炮，“郑逸梅先生提到，南社成员王均卿曾拜托郑逸梅续写《浮生六记》，弥补原书缺后两记的遗憾。郑逸梅没有同意，但后来《浮生六记》由世界书局刊行时，后两记已经补齐了，郑逸梅也不知道是王均卿自己续写，还是另请他人捉刀。”

“徐重庆先生为解谜团，向王均卿的女婿、漫画家季小波先生去信求证，季先生在回信中告知，《浮生六记》的后两记，就是王均卿补写的，”我一边翻书一边补充说，“季先生信中还谈了王均卿的一些轶事，比如他颇为擅长理财，也搞投资，晚年时还交了一位颇爱其诗的情妇，所谓‘忘年赠爱’，但又不幸中风，续弦为一文盲妇女，‘为生活而设的一位女性，温存是谈不上的’。这和郁达夫先生流亡苏门答腊时，为避嫌与何丽有结婚颇为相似。”

“郁达夫遇难前后的事，徐先生也撰文介绍，不过我们都读过《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徐先生这篇发表于1984年的文章，倒是不那么新鲜了，”匠仔苦笑道，“就像黄金时代的推理小说，在今天看来诡计都显得陈腐一样，徐先生谈到宋淇时，还说‘凡读过一些文学作品的，都知道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湖州籍戏剧家宋春舫。但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儿子宋淇’。但因为张爱玲的缘故，宋淇在今天要比宋春舫知名多了。”

“说起郁达夫，徐重庆先生倒是和王映霞老人相交莫逆，甚至王老还视徐先生如子，”我不禁莞尔，这么说起来徐先生也算郁达夫小半个儿子，“徐先生在书中谈了不少关于王映霞的事，澄清了不少被世人误读的往事。可惜他和王映霞的通信未能出版，从史料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遗憾的。”

“比如书中多次谈到一场婚礼，”匠仔试图用八卦吸引坐在一旁昏昏欲睡的高千和小兔，总算让她们兴奋起来，“赵景深先生1930年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又兼任北新书局总编辑，当时他妻子马宝芝已经去世，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发妻蔡漱六非常看重赵景深，经章衣萍撮合，让赵景深与李小峰的妹妹李希同喜结良缘。”

“这场婚事还是热闹非凡的，鲁迅和徐志摩都参加了婚宴，而和鲁迅同席的除了许广平，还有郁达夫与王映霞夫妇。此外老舍还自告奋勇要做婚礼司仪，但临时有要事北上，未能参加婚礼。远在北平的戏剧家李健吾则寄赠了一张罗丹的雕刻《吻》的法国明信片，背面写了祝词，以表庆贺，”我梳理了一下书中几篇写到此次婚礼的文章，继续说，“徐重庆先生称这张明信片是‘秀才人情’，而赵景深非但不嫌‘寒酸’，反而觉得恰到好处，异常珍视。李健吾也是投师所好了。”

“说起来我感兴趣的是鲁迅和徐志摩有没有同桌吃席，”小兔眼里扑闪着八卦的火苗，“鲁迅不太看得起徐志摩，而郁达夫和徐志摩是知交好友，不知道婚礼现场会是怎么个情况。”

“这我倒是可以从我母校校史的角度来说一说，”我当即从书架高处取下厚厚几本校史材料来，“徐志摩1910年进入杭州府中学堂读书，郁达夫则于1911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但因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转去嘉兴府中就读，1911年秋再次入学杭州府中学堂，插入初一下学期，与徐志摩同班，两人同学一年，这是他们二人情谊的起点。鲁迅先生则是在1909年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工作了一年时间。这两所学校经过发展和几次更名，于1923年合并为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所以我们这些后来的学子，可以称他们几位是校友，但鲁迅在当年是绝不会认为徐志摩是他校友的。”

“感觉你为了这段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来着，”小兔疑惑道，“这些本来放在犄角旮旯的东西都翻出来了。”

“其实我是在读《文苑拾遗》时，还意外地读到了两位校友的故事啦，”我笑着给大家倒上了咖啡，“然后就把校史资料拿出来对照了。”

“哪两位啊？”高千好奇地问。

“钱玄同和刘延陵。”

两位校友

“钱玄同我知道，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在他的力促下写出来的，”小兔表示自己大学时也听过现代文学的课程，问我，“他也是你校友，那他和鲁迅出了是《新青年》的同人，还有校友这一层关系了？”

“其实和徐志摩的情况类似，钱玄同1912年9月受聘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这所学校是之前徐志摩、郁达夫就读的杭州府中学堂发展而来的，所以钱玄同和鲁迅不能说是校友，”我一边对照校史资料，一边解释说，“钱玄同次年就去北京任教了，尔后又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他这段早年任教经历就鲜为人知了，同样少有人知的是，1904年5月，钱玄同17岁时，就在家乡湖州办了《湖州白话报》。”

“徐重庆先生书中就撰文，重点介绍了这份名义上是报纸，实际上是刊物的《湖州白话报》，”匠仔将他从数据库下载打印出来的这份百余年前的刊物分发给我们，“徐先生认为，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就是钱玄同写的，17岁的钱玄同已经阅读了大量的新学著作和激进书报，深知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其办报目的是想‘把天下大势，一项一项的登下去’，以求唤醒国人的爱国觉悟，能够发愤图强。可以说，这期刊物就是围绕自强与爱国两个主题来组稿的，比如在“社说”栏目里，钱玄同还写了一篇《说国家思想》，通俗地叙述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

“不过可惜的是，这份《湖州白话报》只办了一期，”我补充说，“按照徐先生的说法，钱玄同因其兄钱恂催促，很快就前往上海读书，接着赴日留学，所以《湖州白话报》开场即绝唱。但这仅仅一期的刊物，却成为钱玄同日后主张文学改革，提倡‘文章应该用白话做’的思想源头。另外，前面我们介绍过的王均卿，和友人沈伯经也跟随钱玄同的脚步，于1904年10月，在南浔创办了《南浔白话报》，钱玄同这份刊物也是‘薪尽火传’了。”

“我感觉这里好像有一处笔误，”高千指着徐先生书中文字给我们看，“这里说钱玄同化名‘黄敬轩’，和刘半农唱双簧戏，这里应该是‘王敬轩’才对吧。”

“嗯，是王敬轩，”幸而现在数据库检索方便，匠仔直接从数据库里搜出了《新青年》上刊登的王敬轩来信，可谓“铁证”，“这本书里其实有颇多可校正处，比如刘半农先生，他写过一首诗《叫我如何不想她》，由赵元任谱曲为歌。风靡一时，当时有年轻女郎慕名拜访刘半农，却因刘半农已经四十岁左右而失望。徐先生说，‘这个少女不会知道，女性特别拥有的“她”字，也还是这个“老头”为她们所创造’。但其实‘她’这个字古已有之，和‘姐’字同义，刘半农只是赋予了‘她’这个字新的含义，不能说创造了这个字。”

“还有提到我母校时也有些笔误，”我“愤愤不平”道，“比如提到刘延陵时，说他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实际上应为浙江一师；又比如介绍包蝶仙，说他辛亥革命前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任图画教师，此处‘杭州’二字或嫌多余了。”

“你是看到校友，又激动了吧。”小兔笑着说。

“嗯，其实刘延陵的早期事迹，校史资料上大部分都有，比如他是我国早期诗歌社团湖畔诗社的指导老师，和朱自清、叶圣陶共同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新诗刊物《诗》月刊，和朱自清、俞平伯等人合称浙江一师的‘后四大金刚’，”我将徐先生书翻到刘延陵那一章，继续说，“刘延陵于1937年南下新马，先后在报界、学界和出版界工作，晚年仍然笔耕不辍，遗憾的是直到去世，都未能在国内出版诗集。直到2002年，《刘延陵诗文集》终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实际上却是一本选本，且缺了刘延陵晚年创作的重要诗歌《杨柳》，徐先生在文章后面附了这首诗，也算弥补了缺憾。”

“说起来，刘延陵是中国新诗的大前辈呢，”匠仔有些不好意思，“我还真不太了解这位诗人，到杨柳霏霏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他的诗吧。”

三个名字

“我好像看到一件有趣的事，”小兔似乎发现了什么，“刚才你说的包蝶仙有三个儿子，分别叫小蝶、肖蝶、幼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合称‘金融三蝶’。而文学史上又有一对父子，就是翻译过福尔摩斯的陈蝶仙和陈小蝶父子，不知道他们名字如此相似，有没有什么渊源。”

“这就有待徐先生这样潜心研究新文学源流的方家考证了，”匠仔笑着对我说，“老熊有心的话，说不定也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呢。虽然徐先生感慨地说，从史料入手作‘微观’研究的界内精英，已明显断层。但我们这些民间文史爱好者，也未必不能找出些有趣的东西来。”

“我是对徐先生书中这句话很有感触，”我拿起书读道，“‘文学史上未必能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没有他们的存在，却难产生文学史’，这说的是何公超先生，他除了创作儿童文学，还先后在商务印书馆等多家出版机构工作，还是我党早期党员之一，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编辑过《热血日报》，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抗美援朝时，何公超和上海文艺界同人一起捐款，捐献了两架‘鲁迅号’战斗机。当时我们杭州工人之中，也掀起了一股‘增加生产，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比如华丰造纸厂就捐献了三架‘华丰工人号’战斗机，”匠仔一边读一边惊叹道，“当时何公超捐了近十五万元旧币，另外柯柏青捐了近二十万元，靳以、冯雪峰、巴金、孙福熙捐了十五万元，方令孺（书中误作儒）捐了十万零五百元，但有一位施瑛，居然捐了一百二十九万四千二百八十元。”

“这位施瑛是和张爱玲同一时期活跃在上海的小说家， 先后从事过翻译、编撰等工作，比如抗战期间，他从中国历史上选择出二十四个有气节的‘侠士’，编写出版了一本《侠义的故事》，其激励国人坚持抗日之心，与苏雪林写《南明忠烈传》异曲同工，”匠仔颇为激动地说，“在序言中，施瑛歌颂侠义精神说，‘侠是舍己为人，义是正义；以正义作前提，舍己为人，不顾牺牲，称为侠义’，放在特定年代，这自然是激励国人不顾牺牲，奋勇抗日了。”

“抗战胜利后，施瑛又创作了大量以抗战时期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揭露了日寇的暴行，战争的残酷，也对战乱中的人性提出大胆的拷问，新中国成立后，施瑛因为有深厚的古文基础，于1958年调任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出版了一批古典文学普及读物，”我问小兔，“要不我们把施瑛的短篇小说集《抗战夫人》一起找来读读？”

“那我们今年的小目标也设得太多了。”小兔毫不留情地说，之前还说要读《南明忠烈传》的，今天又说要读刘延陵的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读完再说目标吧。

“说起来你们两个读书人，”高千指了指书中写湖笔的对联，“湖笔是‘生前三分屐；身后五车书’，你们俩呢？日校三页纸；年购五车书？”

“要是能‘月售五车书’就好了，”老板无奈摊手，“徐先生都说了，藏书与普通百姓无缘。一是书价太贵，不敢奢望；二是居室狭小，何有空间？所以我们只能转而卖书，至多是个读书人、爱书人而已。”

“爱书人也未必不能挖出些有意思的东西来，”匠仔鼓励我说，“徐重庆先生就挖掘出了苏曼殊和陈独秀名为翻译，实际上是创作的《惨社会》，这部改编自雨果《悲惨世界》的作品，被徐先生称作我国最早的一部革命的反清白话小说。他还介绍了剧作家、表演艺术家赵慧深，‘中国的恶魔诗人’于赓虞，都值得一读。”

“可惜‘蠹鱼文丛’和‘日知文丛’这两个出版社的品牌，暂时搁浅了，”我遗憾地说，“要不然我们还能群策群力，做一本《獭祭蠹鱼》呢。”

“那不如先把播客做起来，静待这一系列‘重版再来’！”

我们四人举杯，预祝这部未来的书大卖（怎么可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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