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杯！”
随着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结束，我们四个人又一次在小店里聚餐，明天高千和匠仔就要各回各家，他们虽然如胶似漆但毕竟还没结婚，总不好大年三十就去对方家里过年。熊先生一个人，倒是无可无不可，今年说好来我家过年。但假期去哪里玩，我们还没有想好，走一步看一步吧。
既然是在书店的聚餐，那必然少不了以书下饭。这次我们请来上座的是复旦大学的张新颖老师，他在2025年出版的新书《启明》是写他在复旦求学时的老师们的，贾植芳、章培恒、夏仲翼、骆玉明、陈思和、李振声等六位先生。
如果要给这几位先生找个共同点，或许“酒蒙子”算一个。
“我之前读过一本陈建华写的《风义的怀思》，陈先生就提到在当时的复旦古籍所，‘人人是酒仙’。有一次在贾植芳先生家里吃饭，章培恒先生就带过来不少酒，”匠仔起身和我、熊先生干了一杯，继续说，“但陈先生两篇文章里的回忆有所偏差，一篇说章先生带来了十三大名酒的十二种，另一篇则说九大名酒。”
“看来‘酒蒙子’的话，实在是靠不住的，”老熊平日里不太喝酒，今天难得陪我们几个喝，说话也好像不太利索了，“话说回来，我硕士毕业后，还曾经因为读过张新颖老师《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发邮件问能不能报考张老师的博士，结果张老师当年唯一一个博士名额被直升的学生占了，我就没报考。毕竟我又不像张老师那么受老先生们宠爱，敢说‘贾先生不招，我就不读了，我要去工作’，张老师不招，我当然只能灰溜溜地去工作了。”
“不过你后来校对过张老师的书吧。”我说。
“嗯，校对了《矮纸斜行》，这本书算我校对的第一本书，很有纪念意义的，”老熊摸着头傻笑道，“后来又读了《九个人》和《沙粒集》，张老师其中有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如果可能，我愿意是个随笔作家》，我甚至觉得，他的随笔写作，可能比他的学术研究更受欢迎。”
“我也觉得张老师的书挺耐看的，”高千举杯说，“就是感觉重复的内容挺多，这本《启明》里讲贾植芳先生的部分，在《九个人》里已经收录了。”
“这也没办法，说起来《矮纸斜行》我校对的也是再版，所幸我还尽量找了一些问题出来，”熊先生揉了揉脸，先问我们，“要不先说说书里酒的部分。”
“其实不光复旦的师生好酒，连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王瑶先生也一样，”匠仔指着读书APP里的笔记说，“‘一不戒烟，二不戒酒，三不锻炼’，这就是王瑶先生的养生经验。”
“前几天我听同行的播客，还说烟酒茶咖是四大成瘾物，所以值得长期看好呢，”高千摇摇头，“投资我是不太建议买酒类的股票的，但喝酒确实容易上瘾，可能陈思和老师是个例外。”
张老师书里也有提到，陈思和先生有一段时间酒量很大，“有时中午他在贾先生家喝了一点酒，下午去上课，往往脸有些红，讲起话来却愈加神采飞扬，自由挥洒，听的人也如饮佳酿，如沐春风。遗憾的是现在陈思和老师不喝酒了”。
“说起来陈思和先生、骆玉明先生，以前都来过我们这里做讲座，因为文学史两部很有名的教材是他们主编的嘛，我就慕名前去听讲座了，”老熊今天喝得多，话也多，“结果他们讲了什么全忘了，只记得主持人说想请骆先生在我们这里住一晚，第二天再回上海，结果骆老师说他拉着自己孩子的小手约好了，晚上得赶回去。因为孩子第二天醒来要见他。”
“真是‘怜子如何不丈夫’啊，”高千酒喝下去，话匣子也打开了，“骆先生最近还做播客，我听了免费的第一期，骆先生讲自己读书的事，提到去外文系给学生上古代文学课，后来中文系的负责人想把骆老师换回去，另外派一位资深的老教授来，结果外文系的负责人表示，我们不要老教授，我们就要骆老师。”
“对对，张老师书里有提到，这是复旦的一个传统，‘有相当长的时期，中文系的老师到外文系讲中国文学，外文系的老师来中文系讲外国文学’。但是‘中文系好多位老师给外文系上过课，外文系似乎只有夏（仲翼）老师来中文系上文学史’，”匠仔又和自己女朋友干了一杯，这眉目传情，蜜里调油的嘞，“张老师书里还提到骆玉明老师和夏仲翼老师的授课，说‘听这两门课，是大学时代最美好的时刻’。”
“骆老师还活跃在播客这种新颖的形式，噗，和张老师名字撞了，”老熊也是越来越话不着调了，“但夏老师已经去世了，只能从著述里感受夏老师的学问人品了。”
“敬老先生们！”
我们举杯致敬。
“张先生在书里提到了一句尼采的话，‘用三件轶事可以勾画一个人的形象’，”匠仔又给我们倒满了酒杯，“喝酒算是复旦人的一件轶事吧，另外的，读武侠算吗？”
复旦人喜欢读武侠小说的挺多的，比如骆玉明先生就喜欢读武侠，据张老师回忆，“上课铃响，骆老师匆匆走进教室，常常一边喘气，一边道：‘昨天晚上读了一夜武侠……’”，章培恒先生也读，还和葛兆光先生“比烂”：两人比武侠小说谁看得多，拿最烂的来比，互相问看过没有。当然，张新颖老师自己也读武侠，不过他自谦远远没有章先生读得多。
“我觉得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其中或许能归纳出‘民间’元素来，而复旦大学因为根子上是民间办学，和从京师大学堂延续而来的北大，依托西方背景的清华有着根子上的不同，”熊先生沉思道，“陈思和先生等人，就格外看重这种‘起于民间的力量’，陈先生将其称作‘草根精神’。”
“我想起来了，陈先生在他那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就在提样板戏时，着重提到阿庆嫂所代表的民间符号，以及《红灯记》里的‘道魔斗法’，”匠仔笑着看向高千，“我当时还问过老师，能不能因此而肯定样板戏的正面价值，但被否定了。现在想想，武侠小说里难道没有‘道魔斗法’？难道就没有足智多谋的女性形象？”
“就知道你想说黄蓉，我偏要说苏樱，”高千有些迟疑，“不过类似阿庆嫂的形象，我只能想到《水浒传》中的顾大嫂，还有《新龙门客栈》里的金镶玉。”
“感觉顾大嫂虽为女性，却是豪气干云，有一股子英雄气魄，金镶玉同样有魄力有手段，但可能和阿庆嫂这种来自民间的智慧还不太一样，”老熊也笑嘻嘻的，没个正形，“这个话题有的聊，不过咱们还是先喝酒吧。”
得，老熊也成了酒蒙子。
“这本书最后提到的先生是我同行，不过这么说，我好像有些僭越了，”酒越喝越多，我的话也越说越多，“他最早翻译的就是《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不过我们读的是后来刘高力的译本，无缘得见李先生的译文。”
“李先生在译跋中还说，‘渐届中年，心绪变得荒淡，对世事常有茫然之感，因而枯坐家中的日子渐渐多了起来’，那人枯坐着，总要找点事做吧，李先生想做些研究，那先期工作就是翻译，”老熊深情地看着我，“翻译也是李先生的‘胜业’吧。”
说起来，李先生在翻译横光利一的随笔集《感想与风景》的译跋中提到，“当时我正经受着一点琐事，在心烦意乱的一段日子里，我靠每天译一段横光利一，才渐渐重新找回了我原有的一份平静”。说起来，在与熊先生恋爱前的那段日子里，我也得靠着每天翻译一些东西，来找回心灵的安宁。
不过随着爱情的到来，我每天做的事情也多了起来，现在翻译几乎不做了，毕竟AI时代，大学里的外文专业都已经招不到人了。
但张老师评价李先生的一段话，倒是戳中了我的心房：
他不止一次地提及这期间心境上的荒落，却偏偏在一言难尽的情形中，成就了翻译之事。这一字一句写下来的翻译，这寂寞而日复一日的工作，是排遣，是安慰，是救助，也是重新凝聚自我、焕发生机的力量。
是的，翻译是一种力量。
我想对于老熊和匠仔，他们做薪酬并不高的校对，也是因为如此吧。
“让我们套用一下张老师写给李先生的邮件结尾。”我作为女主人，得给这次聚会来个收尾：
今年假放得虽晚，但也快了。回来再喝酒。
“回来再喝。”
都在酒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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