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和这本书还挺有缘分的。”
好几周以前，匠仔就向我们推荐过这本《1816，奇异之年》，按照他的说法，那天上午他先是在另一家独立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书的二手书；而下午他在一家户外劳动者驿站的爱心书屋里，也发现了这本书；最后是晚上我们几个人聚会，他在老板店里的书架上第三次发现了这本书。
“既然缘分都烘托到这里了，我们就应该把时间交给这本书。”老板兴之所至，还给我们举了古早年间韩国作家李荣道写的奇幻小说《龙族》的例子。书中，男主角修奇一天之内三次遇到精灵伊露莉，随即约她同行。修奇的同伴卡尔就引用古语说：“对于没有任何约定之下却能在一天之中遇到三次的人，应当交付生命给此人。”在《龙族》世界中，曾经的人类君主路坦尼欧大王一天之内三次遇到大法师亨德列克，就发出了这句感慨。
然而同样值得感慨的是，这本书实在是太奇怪了。
“作者易丹自己都说，这本书‘既不是一本历史研究专著，也不是一部文学研究专著’，连他自己，‘都无法将其顺利归类’，”高千吐槽说，“最后它定义这本书是文化批评，但我都没搞清楚他到底批评了个啥。”
“就是就是，”我也跟着批判，“说起来这本书以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以及变成‘无夏之年’的1816年为背景，但在龚自珍、雪莱、乔治四世与嘉庆皇帝四个人的故事中，1816年的寒冷不能说比重不大，但至少不是贯穿全篇的。某种意义上作者是写了四个人的人物小传，只是文章重点落笔在1816年发生的事件而已。”
“所以你有什么可以给这本书挽尊一下的？”老板笑眯眯地看向匠仔，“如果说不出来，今天两位女士的咖啡可要你请了哦。”
“小兔不是老板娘嘛……”匠仔的抗议被高千驳回：“快点说，说不出来就付钱，别婆婆妈妈的。”
“那我也只能瞎扯几句了，”匠仔坐到了白板前，先画了一个大圆，“比方说这个就是地球，火山爆发后产生的灰烬颗粒，在一年内扩张蔓延，停留在距地球表面十至二十公里的大气中，形成一张气溶胶膜，将太阳能量反射回了宇宙。这个我们都理解了吧。”
“对，然后呢？你总不见得联系到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绝吧。”老板今天虽然嘴巴有刻薄，但还是贴心地为匠仔倒上了金桔柠檬水。
“我是联想到了几年前播出的《德凯奥特曼》，剧中外星生物索菲亚也是像这样包裹着地球，连前一部剧的男主角特利迦奥特曼一开始都没办法进入，最后在科学家同伴的帮助下，让自己的表面覆盖上一层特殊物质，这样才能骗过索菲亚进入地球，”匠仔顿了顿，说，“结合这部特摄的播出时间，当时就有人说这是在比喻疫情，而特利迦身上的那层绿色物质就是绿码。”
“这么一说，易丹写这本书也是在疫情期间，‘气溶胶’这个曾经不为人知的概念，逐渐成为公众常识，”高千翻到书的结尾，感慨说，“作者是将当年的火山爆发和前几年的疫情结合起来进行书写，试图反映当年的中西差异，也暗示如今的世态荒唐。”
“很多不关注特摄的人，一听到奥特曼就会将其归为幼稚，但如果说这部剧是疫情时代的折射呢？”匠仔转身在白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从来如此，便对么？
“首先我们来聊聊龚自珍吧，”匠仔说，“易丹在书中先向关于龚自珍的研究著述开炮——
大多数有关龚自珍的著述，似乎都遵循相似的套路，把他的人生和写作，定型于同一种模范。因此，这些词句段落浇铸出来的龚自珍形象，他的面容和性格、思想与行动，都具有惊人的同一性。
“确实，许多书都把‘剑’和‘箫’作为核心意象，放进了龚自珍的传记中，”高千“夫唱妇随”，为匠仔帮腔说，“可是，李白难道就不会用剑，就没写过《忆秦娥·箫声咽》？”
“所以，剑和箫，说白了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知名文人，可以套进这个框架里，李白可以，高适也可以，”匠仔向女朋友微笑示意，接着又说，“梁启超对龚自珍的评价，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先是高度肯定，‘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连梁氏本人都‘初读《定庵全集》，若受电然’。可关键在于‘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皆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终于‘稍进乃厌其浅薄’。”
“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龚自珍和胡适很像，把这句话一换，就可以套用到胡先生身上。”老板笑着给我们即兴来了一段：
民初思想之解放，适之确与有功焉。辛亥后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胡氏之一时期。初读《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若受电然。综胡适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皆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故稍进乃厌其浅薄。
“所以易丹批评说，梁启超之后的研究者，‘把一个多面复杂的龚自珍，简化成只有剑气和箫心的传统知识分子楷模’。同样的，今天的网友也会把胡适简化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同样让人警惕，”匠仔突然话锋一转，“这本书里提到的另一位清朝名人阮元，其实也有同样的情况。”
“阮元是谁啊？”遇事不明问老板，我转身向更加博学的男朋友寻求解答。
“阮元是清朝中期的著名官员，除了官运亨通外，他还在经学、训诂乃至数学、天文等自然科学方面多有建树，比如校刻过《十三经注疏》……”老板话还没说完，匠仔就举手示意他校对时就遇到过，并补充说，“既是诗人，又是数学家的蔡天新将阮元和白居易、苏东坡、数学家秦九韶合称为杭州四大历史文化名人，并在《数学传奇》一书的新版中专列章节，介绍阮元在数学等科技方面的成就。”
“如果光看这些，我们应该会觉得阮元是清代之光吧，但既然你前面都铺垫了，那是不是也该有个转折。”匠仔给了高千一个“你懂我”的眼神，接着便说：“易丹在书中就毫不留情地批评说，‘在阮元辉煌学术成就的阴影里，还有无知的另一面’，阮元和今天网络上那些玩‘永乐大典’梗的网友一样，认为西方各种工具仪器的使用，是西洋人掠走中国人的成果，而汇总成了他们的方法。而阮元为数学家秦九韶翻案，重刻《数书九章》，也许是因为他在骨子里就偏执地认为‘西方的数学方法中国自古就有，只是后来的文人们不太重视，导致古籍被埋没和屏蔽’。秦九韶固然在他的时代领先于全世界，但阮大人，时代变了啊。”
“其实这位阮大人不但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很傲慢，对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地理位置、人文情况也很无知。不过话说回来，不光是阮元，连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即便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也要坚持‘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了，”老板感慨说，“只有等到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才会让清王朝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吧。”
“说起鸦片，作者强调了‘清帝国面临的鸦片危机，在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里，从来是一个饱含感情的话题’，比如因其舶来品身份和毒瘾危害，被一些人渲染成帝国主义试图借此摧毁祖国的外来黑手，”匠仔在白板上的“1816”上圈了几下，“其实坦博拉火山爆发引起嘉庆大饥荒后，云南农民面对夏季和秋季作物被无夏之年的风雨霜冻摧毁的困境，就开始大规模种植鸦片，开展灾后自救。而实际上鸦片在中国的种植时间要更早一些，浙江和福建早在1806年就有自产鸦片出现。有学者认为中国本土鸦片的最初种植和生产时间，甚至可能要提早到18世纪末。”
“虽然我觉得这本书的几个章节不尽如人意，但在后记中，作者批判人们固有的思维定式很有道理，”老板对我们说，“清帝国的衰落，绝非仅仅在于鸦片或者英国人的枪炮，嘉庆皇帝任劳任怨，忘我工作，也绝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皇帝。”
政治和经济不对等能量在社会内部的累积，清朝统治制度自身的僵化土壤，民间社会和官僚社会之间的大陆板块撞击，汉人与满人之间的族群认同摩擦等，才是大清帝国这座封建专制大山最终被炸成碎片的根本原因。
“我也不确定这些历史研究者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我觉得，盲目地相信各种媒介管道所灌输的说法，是会让我们丧失怀疑乃至反问的能力的，”匠仔举了嘉庆皇帝为例子，“皇帝在寒冷的无夏之年里，说‘风日暄和，毫无雨雪’，看似证明木兰围场一带天气温暖，但他在谕旨里强调‘不准妄议雨水寒冷’，就还是露出了马脚。但只要嘉庆认为‘气候并未凝寒’，朝廷上下就只有唯唯诺诺同意的份儿。”
“正因为皇帝被塑造成伟光正的‘人设’，我们才更应该怀疑，作为大清这家无限责任企业的第一责任人和最高管理者，在企业出问题的时候难道没责任，不应该被追究？”老板称赞说，“易丹指出，不管是官方文本还是民间野史，嘉庆皇帝都被塑造成‘一个日理万机不舍昼夜的劳动模范，一个呕心沥血为天下操碎了心的天子，一个时刻警惕外国势力的国门捍卫者，一个始终关怀民间疾苦的博爱仁君’，但事情的真相其实是，‘形成这种日理万机的情形，恰好是皇帝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因为神州的一切事务，必须在他一人掌控之下’。”
把家族利益蛮横地等同于国家利益，将天子等同于国体，这样的皇帝，好在哪里？或者换句话说，无论大事小事，最高当权者都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质疑和挑战自己的权威，都以逆者必亡的心态来处理，这样的皇帝，怎么可以被看作明主？
“有意思的是，和在官方记录里勤勤恳恳工作的嘉庆皇帝不同，乔治是在大众传媒中以贪玩而闻名的国王，”高千笑道，“易丹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如果龚自珍能读懂当时英国的报纸杂志，雪莱能读懂清朝的官方文件，龚自珍或许会感慨英国在这个荒唐亲王领导下，一定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烂摊子；雪莱或许会羡慕中国由一位兢兢业业辛苦工作的天子管理，肯定是欣欣向荣的牛奶与蜂蜜之地。”
不用作者说，我们都知道，真实的情况恰好相反。
“说起来，我也在书中找到1816年时，中西之间存在的某种相似之处，”等匠仔和高千甜蜜蜜地去约会后，我才对老板说，“易丹先是认为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婚姻里，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基座不是‘情’，而是‘义’：一种对家庭和宗族的道德主义责任感。……组建家庭的核心诉求，是传宗接代，是在政治和经济上保证家业能够持续或者更加兴旺。”
“而在同一时间的英国，或欧洲的上流社会，也几乎不把结婚看作爱情的结合。……在那时，男女结合组成家庭，被当作了宗教传承机制、政治斗争工具、经济合作渠道甚至国家外交手段，”老板笑着刮我的鼻子，“傻瓜，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无时无刻都和你在一起呀。”
“你看龚自珍诗作里暗示了自己有多个情人，雪莱则是干脆带着情人玛丽去找拜伦玩了，”我有些不高兴地嘟嘴，“这些诗人在男女关系上都不怎么滴，让人唾弃。”
“不过在欧洲中世纪，只要王权体系不致崩溃，家族财产不致缩水，情人关系可以被容许，甚至被提倡，”老板见我神情不快，连忙找补说，“当然这是今天的公序良德所不允许的。我觉得与其关注雪莱的男女关系，不如关注他和鸦片的关系。”
“对哦。”书里提到，当时鸦片制剂有各种各样的配方和名称。比如柯勒律治、雪莱和拜伦经常服用的是安乐定（Anodyne）、劳丹拿姆（Laudanum）和黑滴（Black Drop），而雪莱在拜伦朗诵柯勒律治的《克莉斯塔贝尔》时，突然出现惊惧乃至昏厥状态，除了浪漫诗人本身的癫狂这种可能外，另一种更有可能的原因是，雪莱是鸦片酊的服用者，而在治疗疾病的同时，鸦片药品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幻觉和毒瘾。
“在18世纪末开始直至19世纪中叶，英国的鸦片使用量大增，直到1868年英国议会才颁布法令，将多达十几种的鸦片制剂定为毒品，”老板说，“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等殖民地大规模种植罂粟和生产鸦片，英国攫取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财富，并在清政府禁烟之后，英国用枪炮轰开了清朝国门。但易丹指出，英国同样是鸦片进口国和种植国，鸦片的危害却没有达到中国那样的程度。”
这其中当然有许多解释，易丹在书中就提到了三种说法，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玛丽同母异父的姐姐，即那个曾经跟雪莱也有过恋情的范妮，就是因为鸦片服用过量，在1816年10月身亡”。
然而，玛丽创作《弗兰肯斯坦》，是否是通过鸦片的致幻作用获得的灵感，雪莱在那个晚上的过激反应，究竟是不是劳丹拿姆或黑滴的效力。我们现在都无法得知了。
“罂粟是上帝的催眠之花……”老板低声吟诵着济慈的诗句，双手已经抱住了我的腰。
“我已经中了你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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