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294《毒巧克力命案》

六重解答与四层理解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存在’的播客‘獭祭蠹鱼’。”

又是我们四人组齐聚录制推理播客的周末夜晚，之前匠仔精心挑选的《饭桌追凶》被高千给一票否决了，于是老板想了一个替代方案，不过之前他也模仿匠仔，先给我们出了一个谜题。

“关键词是——”他指了指我们几个，然后笑着说，“聚会，推理，以及巧克力。”

“《毒巧克力命案》！”这本书太著名了，以至于我们仨异口同声地说出了答案。而且为了向书里的犯罪研究俱乐部致敬，我们这次的博客录制也决定采用四个人轮流主持分享的形式，每个人都来聊一聊自己的感受。

“有请第一位女嘉宾，”老板笑着指了指我，“爱丽丝小姐为我们分享。”

“首先，我要先给我们的讨论定个规矩，因为本书先后由吉林出版集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等多家出版社出版，书中人物名字的翻译并不统一，其中吉林出版集团可能直接使用了台湾远流出版社的翻译，”我拿着人名对照表说，“比如本书主人公罗杰，他姓谢林汉姆，但吉林出版集团就用了薛灵汉的译法。”

“感觉就像以前把《乱世佳人》的女主角翻译成郝思嘉那样，”高千优雅地抿了一口可可，要不是天气太热，我都想给她套上英伦贵妇的装扮，“我和匠仔读的是出品方送的实体书，小兔你们是找了电子书来读，这样我们的讨论确实可能会因为人名的翻译不一致而显得混乱。”

“所以我建议，模仿现代出版社的做法，把案件人物称为A先生、B先生和他的妻子B太太，侦探和嫌犯就按照顺序从一至六排列，”我笑了笑，“不过在讨论本书之前，我想先聊几个作者安东尼·伯克莱的小八卦。”

“哦~”不光高千，这下连匠仔和老板都坐直了。

“首先，这本书里的犯罪研究俱乐部，是有其真实原型的，”我打开读书APP里的《狩猎愉快》，边看边说，“伯克莱在1928年创立了英国推理作家俱乐部，并推举切斯特顿担任主席。值得注意的是，《毒巧克力命案》出版于1929年，也就是说，现实中的推理作家俱乐部和小说中的犯罪研究俱乐部是同步出现的。考虑到犯罪研究俱乐部的六名成员中，就有三位作家——一位剧作家和两位推理小说作家，我有理由怀疑，安东尼在创作时可能从现实中的俱乐部会员身上汲取了灵感。”

“比如阿加莎，对吧，”匠仔虽然是在对我说话，眼睛却是含情脉脉地看着高千，这对……算了，英伦淑女要优雅，“我之前听推理播客时也注意到，阿加莎后来也担任过这家俱乐部的主席，但阿加莎本人忙于创作，对管理俱乐部兴趣不大，就要求俱乐部派一名秘书来处理日常工作。所以阿加莎本人相当于‘名誉主席’。”

“如果我们把那位剧作家和阿加莎联系起来的话，那么那位‘实力强劲但声名未显的小说家’，是不是就在暗示埃勒里·奎因呢？”老板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匠仔，都没看作为发言人的我，哎，男人至死是少年，“奎因兄弟的出道作《罗马帽子之谜》在1928年参加了投稿，1929年出版。虽然时间很紧张，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时间太紧了，而且毕竟是近百年前，英国作家伯克莱要读到美国新秀奎因的书可没那么方便，”高千就像书里的达默斯小姐那样，不但拥有典雅的鹅蛋脸、精致的五官、高挑的身姿，而且总是那么与众不同（爱上大众眼里普普通通的匠仔就是一个例子），当然在我们四个人的交流中，她也常常是牙尖嘴利毫不留情，“当然，奎因兄弟是一定会拜读这本《毒巧克力谜案》的，甚至某种意义上，奎因本人也靠着1932年的一系列神作，比如《希腊棺材之谜》，回应了伯克莱作为前辈的期待。”

“除了这个八卦外，还有一个我感兴趣的点，”我努力抢回话题主导权，“书里的男主角，也就是4号侦探怀疑B先生的资产问题，然后5号侦探小姐表示，B先生那些投资‘顶多只能算是有钱人玩玩的小游戏罢了’，而其大部分的财产‘是他父亲过世时留给他的那笔遗产’。而伯克莱本人到了1939年，也就是《毒巧克力命案》出版的十年后，从父亲这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于是伯克莱停笔，开始全心运营推理作家俱乐部——就和笔下的男主角罗杰·谢林汉姆那样，同时他也投身于推理小说的理论研究，比如在1930年就提出‘未来的推理或犯罪小说，吸引读者兴趣的，心理层面将超过数学层面’。”

“既然你提到了伯克莱批判推理小说这点，那接下来就交给我吧，”我们今天的达默斯小姐——高千优雅起身，如同超凡脱俗的蝴蝶一般“飞”上了发言席，“我的观点，这既是一部‘多重推理’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旗帜鲜明的‘反推理’作品哦。”

“初读这部作品时，我们可能会觉得这部作品是不是有些宣传过度、名不副实，”高千倾世的容颜和点评佳作的才华，无疑是我这样的女性读者也希望达到的目标，“比如某出版社的宣传说每一重解答都逻辑缜密，这自然是夸大其词了。但我读完以后找网友的评论来看，才猛然惊醒，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反推理小说’啊。”

“就像金庸先生写《鹿鼎记》，正着读也是一部武侠小说，但反着读，它‘反武侠’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老板插话说，“考虑到伯克莱本人也是推理小说批评家，那么用小说的形式来批评，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嗯，诸如用荒唐的‘推理比赛’颠覆严谨的破案追寻，用性格各异，甚至软弱怯懦的侦探打破福尔摩斯、波洛的‘超人侦探’形象，这些网友都有很精彩的论述，我就不重复了，”高千向老板点点头，“事实上，伯克莱所在的推理小说黄金时期，其实也是推理小说的危机时期，原因很简单，在市场的驱动下，作家们接连投身于推理小说的创作，短时间内诞生了海量的推理小说作品，于是‘大量谜题及解答手法在短时间内被发掘殆尽，情节布设、误导、逆转等技巧也几乎被穷尽’。”

“说白了就是写不出好东西来了，”匠仔若有所思地点头说，“武侠小说可以若干套路重复用，换个面目接着用，但推理小说不行，必须得有新意，要不然就会被读者喷。”

“当时有一些作家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以“阿加莎”为外号的高千难得脸红了一下，她顿了下继续说，“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东方快车谋杀案》《罗杰疑案》《ABC谋杀案》《无人生还》这些虽不一定首创，但却有开创之功的作品，但也有许多作家开始‘以次充好’，‘于是，推理小说从数量到质量，都出现了雪崩式的滑坡’，‘“异想天开”和“胡编乱造”成了读者和评论家对推理小说的“唯二”评价’。”

“这也难怪伯克莱要在书中设计两位‘YY大王’，也就是侦探2号和3号了，”我接过话题，“这两位侦探一开始的论述还像模像样，什么‘戏剧中的永恒三角’，什么‘凶手必须符合的12个条件’，但到最后都是什么荒唐的结论。”

“其实书里伯克莱自己都忍不住批评这几位侦探了，‘如果你知道需要什么证据，不需要什么证据，那么你想证明什么就能证明什么，可谓百试不爽’，”老板说，“很可能当时不少推理作家都在书中玩这套选择证据的把戏，‘我告诉你们的都是事实，只是我并没有告诉你们全部事实’，虽然当时可能真的没有任何书评家跳出来谴责他们，但伯克莱忍不住了，‘老子不点名，写部书来蛐蛐你们’。”

“作为绅士，要优雅，”匠仔扮演英伦绅士也有些入戏，“不过说实话，就像6号侦探还称赞了前三位侦探的功劳那样，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几位侦探出钱又出力，虽然答案让人哭笑不得，但思路不无可取之处。比如最后那个可能的真解答，还真是离不开所谓的‘永恒三角’，而真凶也确实符合那12个条件中比较重要的几条，不过说实话，那12条凑数得太多了。”

“这里我要吐槽一点，”刚才被高千抢走了话筒，这里我要努力抢回来，“你们没注意到这几个侦探的解答，说穿了不都是男男女女那些事嘛，真凶或A先生或B先生，总之都是差不多身份的人，感觉就是在你们这个圈子里‘搞千捻三’。”

“亲爱的，”老板笑着回应我，“这其实也是伯克莱身处的那个时代，英伦绅士们表面礼貌实则傲慢的体现，你看书里，售货员是会做伪证的，仆人是可以被收买的，而3号侦探的姐姐，作为一位打字员就不配拥有名字。换言之，这些人眼里看得上的只有他们同一个阶层的人，伯克莱的书是为这些人写的，所以真凶一定出在他们当中。”

“现在轮到我来讲了，”匠仔虽然如同书里的区特维克先生那样，看上去温和乃至木讷，但一到这种场合就会神采飞扬，尤其是台下的高千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密室、暗号、不在场证明……推理小说的类型‘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同时，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么，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哪种类型的推理小说最难写呢？我的答案是多重推理小说，或者叫‘推理合战’。”

“这个概念肯定是日推爱好者提出的，模仿红白歌会合战，”我向略显迷惘的老板和高千解释说，“这种类型的小说一般会安排一个扑朔迷离的谜团，然后一群充当侦探角色的业余侦探们开始一轮接一轮的推理。”

“其创作难点在于，每一位侦探的推理都必须保证一定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圆其说，那怎么让后来者的推理能超过前人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证据后置’，即对前几位侦探隐藏关键线索，但这显然有悖于推理的公平原则，”匠仔语气变得格外严肃，说话也一字一顿，“于是，我就有一个‘暴论’：在这一类型的推理小说中，公平的证据与每位侦探的高水平推理不可兼得。”

“我来想想有没有反例，”老板小心翼翼地接过话题，“比如《侦探电影》就尝试让每一位侦探角色在公平的前提下进行解答，但也就是主角的伪解答和最后的真解答还有点水平，前几个伪解答明显就是凑数的，只不过因为剧情设计，凑数也显得符合人设，可以让读者一笑了之罢了。”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白井智之的《无人逝去》，”匠仔说，“相比被网友吐槽灌水严重的《毒巧克力命案》，白井智之可谓没有剧情，全是推理，干货满满。而且通过‘死者经过一个固定时间后会复活’的设定，让‘证据后置’与剧情的推进融为一体，读者读起来酣畅淋漓，并不会感到反感。但说到底只是回避了‘证据后置’，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也许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能解决这个问题，”高千不负众望地出现在了抬杠位，“不过以这本书盖世无双的地位，我们下次单独开一期播客来讨论比较好。”

“嗯，那么我们说回《毒巧克力命案》，”匠仔借驴下坡，继续他如同3号侦探那般滔滔不绝的演讲，“我注意到，在全书过半后，后三位解答者的假说不但逻辑自洽，而且有理有据。那么，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相对于前三位在逻辑上的失败，后三位的问题则在证据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安东尼·伯克莱并不是和奎因那样在书中向读者挑战，而是暗搓搓地挑衅自己的侦探同行们，你们书中的侦探，真的把每一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吗？选择的证据真的经得起检验吗？”

“再往后，是不是所谓的‘后期奎因问题’了，也就是侦探用到的证据是否被凶手伪造，其实这本书里也有点这方面的意思，”高千笑着说，“你前段时间不是看啥都是‘后期奎因问题’嘛。”

“嗯，所以我觉得，《毒巧克力命案》其实是写给作家同行们的挑战书，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各位推理作家们各自交给安东尼老师的答卷，”匠仔不负“奎因”之名，东拉西扯还是不忘“挑战”，“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位作家，麻耶雄嵩在《有翼之暗》和《独眼少女》中借回答‘后期奎因问题’来尝试多重推理。当然也有比较失败的例子，比如西泽保彦的《联愁杀》各种致敬《毒巧克力命案》，但呈现的效果却更加糟糕了。”

“时间差不多了，”老师举杯说，“先干了这杯可可，然后我来讲讲我的观点——

最后一重解答是真解答吗？”

“刚才我们提到，这本书可以是写给作家同行的挑战书，也可以说是写给后来的推理小说创作者的考题，”老板说，“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写给读者的挑战书，最后一重解答是真解答吗？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作为读者，能不能从开放式结局中找出自己的答案呢？”

“我觉得是真解答吧，毕竟嫌犯都掀桌子了，”高千想了想，“而且也能和前文的一些暗示贴合上，比如作者以上帝视角说嫌犯对‘自己从没有经历过的情感却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5号推理的关键证据也可以反向说明这点。”

“对，那个证据其实是狼人自爆，不过我的想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那个喊B先生去俱乐部的电话，究竟是不是嫌犯打的，”我说，“如果嫌犯的目的是让那对男女双双命归黄泉，那就不该喊B先生来横生枝节才对啊，毕竟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作证。”

“其实亲爱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你作为那个年代的警方，是会相信B先生这位有身份的人的话，还是相信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工作人员的话呢？”老板笑着说，“伯克莱的创作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所谓的‘英国式谋杀’，某种程度上就是傲慢与偏见啊。”

“那老板你的看法呢？”匠仔问。

“其实我的想法是基于6号侦探的观点稍加演绎，”老板突然正声对不存在的听众说，“接下来可能会涉及剧透，请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听众注意哦。”

“好了好了，快说吧。”我催促道。

“首先，我认为嫌犯的目标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也就是嫌犯眼中的那对男女。当巧克力寄到A先生手里时，B先生也因为嫌犯电话刚好在场，这时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A先生自己收下了巧克力，在和出轨对象B太太约会时分而食之，这样的理想结果就是两个人双双殒命，大快嫌犯之心，”老板说，“这是嫌犯心中的理想计划，可怜的B先生不但充当了工具人，还要再受一次夫人出轨的打击。”

“这种我们都知道，那第二种呢？”高千也显得很好奇。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A先生把巧克力送给B先生，因为B先生和太太打赌的事传得人尽皆知，所以嫌犯也必然会考虑到B先生向A先生讨要巧克力的可能性，而B先生不喜欢吃巧克力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结果就很大可能是B太太身亡。虽然A先生看似是无辜受到了牵连，但嫌犯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意图通过自己的推理将A先生包装成凶手，事实上，嫌犯也的确这么做了，而且差一点就成功了。”

“确实，这么想就合理多了，”匠仔说，“但你有证据吗？书里6号侦探的推理也因为缺乏关键证据，不能锤死嫌犯呀。”

“确实，我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但我们可以从作者的创作本身来找蛛丝马迹，”老板自信地表示，“在假设嫌犯就是真凶的前提下重读本书，我们会发现，不但作者对这位嫌犯有所偏爱，给了这个人相当多的描写，而且在其他几位侦探的推论中，这位嫌犯总是扮演一些重要或次要的角色，以至于剧情虽然是作者在写，但在故事中其实是嫌犯在推动的。而且……”

“而且什么呀，别卖关子。”和书里的侦探一样卖关子的男人最讨厌了。

“嫌犯的那个位置，叫压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