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初步举证》前段时间在国内院线上映后颇受关注和讨论。在少数派，《看什么》栏目曾在 2022 年该剧录制版首次推出时做过推荐，并在年初定档时再次提及。对于该剧涉及的一些法律理论和价值权衡问题，我们选择一篇有法律背景作者的投稿供读者参考，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该剧，并引发进一步思考。
《初步举证》（Prima Facie）是一部由澳大利亚剧作家 Suzie Miller 创作的独角戏，讲述的是一位精英刑辨律师在自己面对性侵案件时面临的困境以及发生的重大转变。
剧中，Tessa 是一位才华横溢、好胜心强的女律师，经常为被控性侵的被告人辩护。一天晚上，她在自己家中和同事 Julian 发生了性关系，随后感到不适，但 Julian 将她抱回卧室并强奸。经过思想斗争，Tessa 在凌晨向警方报案，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数百天的法律纠葛与二次伤害，成为自己曾经信任并积极参与的制度的对立面。故事以陪审团认定 Julian 无罪告终。
这部舞台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演 Jodie Comer 获得了百老汇「托尼奖」——和奥斯卡、格莱美及艾美奖齐名的国际戏剧行业最高奖项。
前不久，《初步举证》的录制版在国内电影院上映后，我联系了一位朋友 Siber 录制了一期播客，探讨了这部舞台剧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本文就是基于那期节目改写和扩展而成，综合了嘉宾和我在节目中的观点。如果喜欢听播客或是对完整讨论内容感兴趣，欢迎在各播客平台关注《机智的律师生活》收听。
本文及节目的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任何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或建议。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剧名的多重含义
Prima facie 是法律行业常用的拉丁语，字面意思是 at first sight（第一眼看来）或 on its face（表面上看），指的是一方提出的证据在「表面上」足以支持其主张，除非对方提出相反证据，否则该主张将被认为是成立的。
举例而言，在一起盗窃案中，检方只需「初步证明」被告曾出现在案发现场，现场有指纹或监控录像显示其行为可疑，以及失窃财物出现在被告住所等要素，法庭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裁定案件进入审理程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告一定有罪，如果审理过程中产生了相反的证据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嫌疑人依然无法被定罪。Prima facie 是法律中的「起点」而非「终点」，为诉讼提供了启动条件，但仍需进一步审理。
此剧借用 prima facie 为题，可能有以下几个层面的用意。首先，prima facie 可以指女主人公 Tessa 视角的认识：真相已明了，她就是受害者；事实本该如此，为何要证明「我是我」？——进而从这个角度去提示现行法律的荒谬性，让观众意识到「需要有所改变」。
而从法律行业视角看，或许会更在意 prima facie 这个术语背后传递的法律结构，即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理论上，控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举证到「排除合理怀疑」（有时被描述为确信程度超过 99%）的程度才能定罪，而这在本剧呈现的某些情况下，可能对于受害者是不够公正的。因此，法律层面的程序规则需要被改变。
真相与法律真相
《初步举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十二怒汉》（及其国内改编版《十二公民》）和 Legal High 这两部作品。前者通过模拟陪审团的场景和程序，展现了如何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陪审团的意见通过引导和讨论一步步地从有罪转向无罪。这和《初步举证》是完全不同的思路：这里，伴随主人公的视角，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真相——性侵案件确确实实发生了。
Legal High 则是呈现了两种立场：一种是堺雅人扮演的男主展现的理念，「不在乎事实真相，用尽一切办法替客户脱罪」。只要没有被法庭定罪，那就是无罪的，强调的是「法律真相」。另一种则是新垣结衣扮演的女主追求的对「真相」的追寻，认为法律的目标是为了追求真相与公平正义。
《初步举证》同样把真相与法律真相的冲突抛给了观众：Tessa 一开始是只追求法律真相的刑辩律师，并表达出了对真相的不屑；但当自己成为受害者时，真相对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法律真相（legal truth）是通过证据描绘出的真相。根据法律程序规则，诉讼中，只有那些符合证据规则、经过法庭调查程序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才被视为真实；没有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在法律上视为不存在。法庭只能根据由证据形成的事实印象来裁判，而不能脱离证据诉诸经验、常识、逻辑。正如剧中 Tessa 在法学院入学时听到那样，不要相信本能直觉（gut instincts），只能相信法律直觉（legal instincts）。
为什么需要法律真相？法律存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构建一个对大众而言公正、稳定、可预测的秩序。为此，我们需要一个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Leviathan），即基于社会契约的权威力量，来制定和执行法律。
法律真相是利维坦维持秩序的工具。绝对的真相是难以查知的，法律真相提供了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即便有时可能会与客观真相有出入。对受害者而言，真相固然重要；但与对于旨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司法体系来说，法律真相是退一步的选择，也是面对真相不可知困境时的一种制度权衡。
法律真相和真相之间的鸿沟是否不可逾越？从理论上讲，百分之百消除是不可能的。固然，随着摄录、取证等技术手段的发展，法律真相和真相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但那也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场景，就像剧中的性侵案件没有监控录像那样。因此，两者之间的差距仍将长期存在。
无罪推定与举证责任
任何刑事案件为题材的作品几乎都绕不开对「无罪推定」的讨论。为什么需要无罪推定？一般认为，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工具，在刑事领域由警察、检察官等成员组成的国家机器执行，与个人相比力量强大，需要制衡。这在英美法系刑事案件名称中（例如剧中的 The Queen v Julian Brookes）体现得尤其明显，其中的原告都是君主、政府、检察官或人民全体。
设想一种情景：外卖员送餐时将外卖放在案发现场门口。警察采集到指纹和现场的监控录像，这些表面证据（prima facie）都指向了他。作为被告，他既无法获取完整监控，也难与警方的调查权力和内部共识抗衡。力量悬殊下，即使无辜，也极易被定罪。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有无罪推定的前提假设，让控方去承担「排除合理怀疑」的举证责任，嫌疑人层面只要证明「有可能不是」，即可无罪释放。
因此，无罪推定有助于减少冤假错案，避免公权力滥用，防止「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威权思想。正如《初步举证》开头所言：「无罪推定是维系文明社会的基石」。
但在本剧的性侵案件中，无罪推定的价值似乎并没有让普通人信服。现实中，无罪推定也面临很多挑战，主要质疑正在于性侵和家暴等类型案件中对受害者造成的不公。这类案件特殊之处在于，国家机器无法获取直接物证，本应强大的控方力量难以发挥，受害者反而要去用个人的力量推动对嫌疑人行为的举证，形成了「能力错配」的困境。
《初步举证》也充分描绘了受害者举证面临的重重困难。剧情中，Tessa 面临的一个核心障碍是她事后的冲澡行为造成的物证缺失。这个行为是很容易理解的：她想快速洗去身上恶心的东西，也想快速洗去这段痛苦的记忆。在那一刻，她是「普通人」而非「法律人」。但也正因为缺少这一关键物证，对方辩护律师才有很多机会来编造故事、带偏陪审团。
因此，在性侵案件中，满足举证责任就成了难题，也就是剧中台词提到的「辩方不需要证明受害人确实同意了，只需指出嫌疑人并不知道对方没有同意」——这真的合理吗？如后文将会提到，很多司法辖区的证据规则已经调整，目前的趋势更倾向于需要获得对方的「肯定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且强调这是一种积极、明确的同意，还有司法辖区会强调这种「同意」必须贯穿始终。
当然，在核心证据缺失的情况下，不管天平偏向哪一端，似乎都有问题；不管是本剧还是现实，都还未给出制度上完美的方案，总是涉及检察官在起诉时的判断和法官在定罪时的自由裁量。法律不是万能的，它要兼顾的东西太多了，既要让法律真相尽可能接近真相，又要避免冤假错案，还要平衡国家机器和个人利益。以至于在很多场景下，完全的正义是值得追求却难以实现的，法律只能作出最不坏的选择。
此外，一个技术角度的设想值得讨论：如果开发出一个「性同意」app，辅助性行为双方自愿留证，理论上可以减少事后的争议（也确实出现过这样的产品）。但是，性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同意的程度是动态的，纯粹的技术工具可能仍然无法覆盖剧中那种中途撤回同意的场景，反而可能对受害人不利，留下一个同意的记录来支持嫌疑人。还有一种更极端的做法是通过录音留证，但那会带来极大的隐私问题，实践中也是不可取的。
性侵伤害与观念转变
这部剧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女主的精湛表演，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性侵带来的深远伤害。这里直接引用剧中的台词：
I have lost my dignity and my sense of self. I have lost my career path, friends, peace of mind, my safety, the sense of joy in my sexuality. But most of all, I have lost my faith in this — the law — the system I believed would protect me. The system I dedicated my life to.
我失去了尊严和对自我的感知。我失去了前途、朋友、平静、安宁、性的愉悦。但最重要的是，我失去了对法律的信心——我曾相信这个体制会保护我，曾决心为这个体制致力终身。
Tessa 特别强调了她失去了对法律的信念。这里的戏剧之处在于，Tessa 在本剧开头部分并没有向观众展现太多「信念」——不管是入学时对老师精英主义论调略带讽刺调侃的态度，还是辩护时对法律和诉讼制度的工具性描述。只是到了 Tessa 自己成为受害人、向法律寻求公正时，她才最强烈地感受到对法律的信念和随之而来的幻灭。
分析之下，Tessa 在受到性侵伤害后展现出两个维度的转变：一是从「工具理性」转变为了「价值判断」，从仅仅把法律作为工具使用，转变为追寻属于自己的真相；二是「精英主义」的瓦解，让她从骄傲的、专业到刻意冷漠的刑辩律师视角，回到普通人的感性和脆弱（中国语境下法律职业的精英主义并没有那么强烈，可能是本剧与国内观众的一处文化距离所在）。剧中还设计了很多前后呼应，比如 Tessa 在开头盘问证人并让对方情绪崩溃的技巧，在后半部分反过来被加诸己身，进一步凸显了她现实处境和心理状态的改变。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似乎不难理解她在剧中所说的「法律是一场游戏」（law is a game）。法学院的竞争也好，对于私立学校和律师家族的揶揄也罢，都展现了司法体系倾向于培养和选拔出更适应规则、更善于运用规则的人。在这样的体系下，一名专业律师的成功标准，往往并非追求绝对的正义，而是穷尽一切规则内的手段，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反倒是对于规则和真相过于尊重的人，或者「正义感爆棚」的人，也许并不是很适合做律师。毕竟，身处「灰色地带」是律师的常态，律师很多时候也和剧中提到的出租车司机那样，没法拒绝「接客」。
但是，也没有必要将本剧视为对法律真相的声讨、对律师职业本质的全面批判——存在有其合理性。对法律人而言，《初步举证》更像是在呼吁一次反思：在现有规则下，是否可以进一步审视这些规则本身的合理性？是否有可能推动规则的改良，使其更加公正和完善？
从 Tessa 在结尾的陈词看，也许她不会再选择做律师了。海德格尔曾强调人是一种「此在」（Dasein），是被「抛入」（geworfenheit）这个世界的，总是发现自己置身于无法选择的境况和事件中；这个过程不可控也不可逆。对 Tessa 而言，她被抛入到受害者的处境，先前未曾质疑的、作为法律人的假设遭遇崩溃，导致价值的根本转变。这种价值重塑无所谓对错，只要是积极直面境况的回应，就是真实的和值得承认的。作为观众，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无需成为受害者，就能感受到她作为受害者的痛苦；这种「体验卡」虽然与切身体验存在差距，但也能够引发有益的批判性反思。
正在发生的改变
在陪审团认定 Julian 无罪后，Tessa 说出了本剧最后一句台词：
All I know is that somewhere, some time, somehow — something has to change.
我只知道，某处、某时、以某种方式，改变必须发生。
尽管故事以正义未彰的遗憾落幕，但 Tessa 的呼告在现实中已经有所回响。
证据规则和庭审程序方面，在过去，如果受害者没有「及时」报案，会被当作证据来质疑指控的真实性，有些地方要求受害者的证词必须有旁证佐证才能采信。同时，传统上允许将被告过往的性行为作为证据，用以暗示她这次也可能同意，或质疑她的品格和证词可信度。法官甚至常常会特别提醒陪审团要警惕强奸案「易于指控难于辩驳」（源自 17 世纪英国首席大法官 Matthew Hale 的「经典」论调），需特别小心对待受害者证词。这些规则和偏见目前普遍已被废除。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均有通称为「强奸被害人庇护法」（rape shield law）的规则，排除被害人性史证据的可采性。 同时，越来越多的司法辖区允许专家证人出庭，解释性侵受害者的行为反应（比如剧中的洗澡情节），帮助陪审团理解受害者可能出现的、看似不符合常理的行为，有助于反驳对受害者可信度的质疑。
在本剧尤其关注的性同意（sexual consent）问题上，传统规定往往采用基于胁迫的模式，要求受害者必须有持续的身体反抗来证明其非自愿，或者证明胁迫程度之高使其无法反抗，并普遍存在对婚内性行为的绝对豁免。如今，对身体反抗的要求已大大降低，有不少司法辖区转向基于同意的模式。例如，欧洲有近四十个国家已批准《伊斯坦布尔公约》，将缺乏同意作为强奸罪定义中的关键（但实际执行情况各异）。此外，近年有趋势将同意的定义演进到需要「积极肯定」，即只要没有得到明确的肯定性同意，就应视为不同意（yes means yes）。 例如，瑞典和丹麦分别于 2018 年和 2020 年修订法律，规定缺乏明确、积极的同意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即构成强奸。此外，婚内强奸在很多司法辖区已经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目前，中国刑法条文在强奸案件中仍然采用基于「胁迫」的模式——刑法第 236 条并未提及性同意问题。尽管学理通说和司法解释认为强奸行为是以所谓「违背妇女意志」为前提的，但法条中并没有这种字样，适用时仍然要通过「暴力、威胁、伤害或其他手段」作为违背意志的表现形式。此外应当看到，正如本剧所表明的那样，即使在转向同意模式的司法辖区，性侵犯罪仍然面临如何公平分配证明责任、如何解读各种边缘场合下语言和行为含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社会观念和风俗也并非只凭法律演变就能改进。因此，本剧能以录像形式引入国内院线（对舞台剧而言比较罕见）是很有意义的，本身也可以体现出一种社会观念变迁的趋势，让人能够期待往好方向的发展。
（题图为 Prima Facie 同名小说德语版封面。）
